失败与胜利：斗争哲学的辩证法
20世纪从欧洲资本主义革命和殖民主义历史中脱胎而来，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规模罕见、残酷程度远超古代的战争和暴行。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斗争相互交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形态的变化，政治控制和政治动员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对这一时代发生的所有悲剧的追踪和发掘都是必要的，但需要置于不同力量和具体历史条件之下加以追究。需要避免在追踪问题的同时混淆斗争的不同方面，以一种抽象的道德主义对这一时代进行总体审判。由于苏联和东欧体系的内部与外部危机和最终溃败，不但在体系之外创造挑战资本主义的尝试失败了，而且经典的挑战者（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也趋于解体、转型或消逝。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的历史基础。正由于此，许多有关20世纪的历史著作以失败作为思考的起点。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的主要线索和叙述基调就将这一东方革命的世纪描述为一系列的失败：在共产主义方面，苏联陷于官僚主义国家的失败(149)，中国陷于持续革命的失败(150)，国际共运陷于国际主义的失败，最终的结果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念的失败(151)；在资本主义方面，帝国主义体系由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于秘密外交的揭露而受到打击，但民主制度及其公民权却因受制于种族—民族和宗教身份而深陷危机(152)；自由资本主义并未取得胜利，其最大的讽刺就是冷战之后最为强劲的经济恰恰是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与西方十分不同的共产主义中国(153)；法西斯的崛起和大屠杀为1935年至1945年间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前提，但这也恰恰证明了作者为“短20世纪”设定的基调，即20世纪的基本冲突不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而在启蒙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从而这一时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只是一种任意的、人为的建构。(154)
这一以系列失败为线索构筑起来的“短20世纪”与作者所描述的以“双元革命”为先导的、尽管充满了战争与灾难但仍然富于生产性的“漫长的19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忘记了进一步追问：苏联的解体就代表俄国革命是全然的失败吗？强大而坚韧的反法西斯的苏联是失败吗？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支持全都失败了吗？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自由资本主义并未取得胜利，中国倡导的全球化路径有可能终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统天下，那么，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与20世纪的持续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1902年，霍布森就曾预言：“中国可能借采用西方工业国的资本及其组织者，并更可能借代之以自己的资本和组织者，变为对西方国家居于上风；还可能把它的更廉价的制造品泛滥于它们的市场；并且可能拒绝它们作为交换的进口货，留作清偿它们投下的资本，而把初期的投资过程倒转过来，直到中国逐渐对它的以前的恩人和培植者取得金融上的支配。”(155)霍布森的分析缺乏对于主体改造的解释，即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通过反复斗争才能逆转失败的局势而“居于上风”，而在20世纪的政治视野中，这种“居于上风”的处境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更不在其视野之内。但在当代的语境中，他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所做的断言已经算得上天才性预见，其识见远在众多只会喟叹的历史学者之上。
帝国主义战争及冷战对于中国的形塑极其深远，但由战争和社会危机所激发的革命对于此后中国乃至世界的变迁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不仅民族独立、工业化进程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完成，而且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地缘政治关系等全部发生了空前的转型。从语言文字到国家、政体，从社会组织到劳工、性别，从文化风尚到日常生活，从城乡关系到区域关系，从宗教信仰到社会伦理，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发生深刻变迁的领域。中国革命无法像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用一两个事件作为标志，对于革命的抵抗和反动也不是由一两个事件所界定的。短20世纪是漫长的革命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着长时段地占据舞台的演员，例如国共两党及其领袖，但斗争和博弈并不只是在固定的两造之间，所谓革命与反革命是一个充满了聚合、裂变、转化和新主体（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诞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一个众多政治主体生成裂变的时代、一个同一性与矛盾相互生成转化的时代、一个敌我分明而敌我关系持续变迁的时代。因此，无论追问成功还是失败，不可避免地涉及谁的成功或失败、何谓成功和失败等并不简单自明的问题。“短20世纪”正是被这样一个广阔、复杂、深刻、激烈的进程所覆盖，其密度、深度和广度均史无前例。在今天，人们已经难以想象一种未经20世纪改造的生活，离开革命、创新和失败的探索也就不能把握这一时代的意义。
当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感伤的观察者以失败作为起点回望世纪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那些与世纪的意识同时诞生、发展和转化的关于失败与胜利的全新理解？中国革命发展了对于失败与胜利的丰富思考，这些思考也从革命进程内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也就难以把握失败与胜利之间的辩证关系。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与毛泽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的哲学”是两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有关希望与绝望、失败与胜利的文学/哲学解释。(156)在我看来，“胜利的哲学”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亦即革命主体的战略思考，牺牲和悲剧被置于制胜的行动纲领中加以处理，从而彻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学和思想领域中的那种寂寞、无聊、颓唐或无可措手的困顿之感等要素。“胜利的哲学”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为在失败境遇中寻找转向胜利的战略考量。失败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胜利的哲学”的逻辑起点。从失败开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识别“薄弱环节”、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在创造新的形势的过程中重建敌我关系的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体的过程。
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等文本标志着“胜利的哲学”的诞生，它为后来文学家们描述革命过程的曲折和困境提供了一种“从胜利走向胜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乐观主义脉络。1949年8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回顾了1840年以来的历史，以一种不容辩驳的方式论述道：“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157)从再造主体的角度说，这一斗争、失败直至胜利的进程不仅是人民的逻辑，而且也是创造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的进程。毛泽东说：“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158)很明显，鸦片战争以降的抵抗斗争并非由同一群人完成，在历次反抗的主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斗争—失败—斗争的逻辑将他们建构为日益成熟和强大的、从斗争和失败中走向胜利的“人民”。只要斗争的逻辑存在，失败就不是最终的失败；反过来说，失败的真正意义在于斗争的逻辑失效了。因此，衡量失败的真正尺度不是失败自身，而是斗争的逻辑是否继续存在。
鲁迅将孙文界定为“永远的革命者”——所谓“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用持续的失败来界定的革命者，“胜利”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作为不被失败击垮、持续奋斗的进程呈现自身的。(159)“胜利的哲学”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对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恰恰在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辩证分析及具体实践之中。“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但不是唯意志主义。恰恰相反，它将求胜的意志与对形势——尤其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置于矛盾的对抗和转化之中，并积极地介入这种对抗和转化。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拒绝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却并不反对集体性的斗争；它从不将希望置于主观的范畴内，而试图在宽广世界中探索通向未来的道路。“反抗绝望的文学”与“乐观的文学”有着鲜明的区别，却与“胜利的哲学”有某些相通之处，例如，它们都是反抗与动作的哲学，或者说斗争的哲学。鲁迅多次以怀念的语调悲悼《新青年》团体的散落，又努力地用创办刊物和文学社团的方式营造集体斗争的阵地，“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160)这些思考不但产生于对力量对比的战略分析，而且也产生于他对失败的承认和思考。他的著名的“壕堑战”的说法，正来源于文学与战争的比喻。(161)这是为取得文化斗争的胜利而展开的战略和策略分析。如果将这样的文字与20世纪中国的“胜利的哲学”的典范作品《论持久战》做个对比，不是可以看作一种文化游击战的战法吗？正如《论持久战》对人民战争及其形式的分析来源于对正面战场的困境和失败的分析，这种文化游击战的思考诞生于对新文化运动阵地战失败的总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的这句名言将布洛赫的“尚未意识”转化为实践或行动所蕴含的对可能性的探索，从而为无路可走的境地预设了未来的维度。《野草》所一再表述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不是对希望的否定，而是对绝望的抗拒，对“尚未成为”，甚至“尚未意识”的意识。
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哲学”最初诞生在艰辛和血泊之中，产生于对十分不利于革命势力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乡村，而不是城市；边区，而不是中心，成为革命战略得以展开的地方，但这一新空间的界定正来源于失败的局势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胜利的逻辑存在于持续的行动、探索和斗争，从而不同于盲目的乐观或玄想的希望。“胜利的哲学”的蜕变，即从“胜利的哲学”转化为各式各样的“乐观的文学”，恰恰就在放弃了对于这种十分不利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从而也放弃了真正战略性和具体策略性的思考。一旦放弃了这样的思考，行动便可能失去方向，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胜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来之上，其结果是通过用“虚妄”埋葬“希望”来确证“绝望”的真理性，从而阻断了“反抗绝望”所包含的未来的维度。这不是胜利的逻辑，而是盲动的逻辑，也极易变成“转向”的逻辑，后者是用绝望替代反抗绝望的后果。“希望的文学”“乐观的文学”是幻想的，而“反抗绝望的文学”“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无论是鲁迅的“反抗绝望”，还是毛泽东的“从胜利走向胜利”，都包含着对失败的承认、对“尚未成为”和“尚未意识”的意识和探索。
因此，在判断中国革命的成败问题上，首先需要挖掘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及其对失败与胜利的界定，才能完整地理解其社会斗争的意义。在这一时代，政治的能动性不仅重新定义了政治领域，而且即便在权力政治的范畴内，政治能动性也并没有臣服于权力的逻辑，而总是寻找着内部革命和自我否定的契机。这是一个政治化的进程：政治化既体现为激进的革命与策略性妥协的过程，也表现为将青年问题、妇女解放、劳动与劳工、语言与文学、城市与乡村等问题纳入“文化”的范畴，让政治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领域；既体现为将军事斗争、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群众路线、统一战线融为一体的“人民战争”，也呈现为人民战争对19世纪以降的各种政治范畴的转化。通过群众路线，政党与大众运动之间的边界模糊，但并未消失，从而保持了通过大众运动改造政党，又通过政党政治重塑大众运动的张力。
在上述条件下，政权不再等同于传统的国家机器，而成为一种植根于政党和大众运动的政治结构，但无论是政党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还是大众运动对于国家和政权的持续冲击和渗透，都并不意味着对国家及其权力机器的放弃，而是对这一机器的持续的政治化。在一个95％以上人口为农民的国度里，通过农民运动促成乡村下层社会成为革命运动的政治力量，阶级范畴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阶级化的政治过程，但这一政治过程在高度重视阶级构成的客观基础的同时，将阶级分析转化为阶级化的政治动力。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即便在主权概念笼罩之下的国际政治领域，抗美援朝战争、万隆会议和中苏两党论战，也提供了军事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化案例。上述政治过程的所有方面均包含了国际的面向，或者说，20世纪中国的国际政治逻辑与国内政治的逻辑是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的，即发生在横向的时空关系之中。
对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分析同时伴随着对于重新政治化的契机的探索。这一方法是通过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对话而形成的。我从四个方面，即政治整合、文化政治、人民战争、政党与阶级展开分析，试图从历史进程内部摸索“尚未成为”和“尚未意识”的政治潜能。这四个主题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它们相互纠缠又各有侧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其他历史时期。政治整合将国家形式的探索展开为一个政治竞争的过程，持续的文化运动刷新了对于政治的理解，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议题和领域，创造出一代新人；人民战争不但是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和民族认同的政治动员过程，而且也对我们熟悉的政治范畴如阶级、政党、国家、人民等进行了改造与重构。
因此，我要追问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在辛亥革命后国家失败和议会政党破产条件下的“文化”范畴的独特性及其与政治能动性的关系？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在一个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均未成熟的社会里推进一场指向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将政治性和能动性展开为阶级概念的重要内容？这是如何发生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进程与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战争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逐渐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日臻成熟而又灵活多变的人民战争，不仅通过推进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及政党与大众之间的循环运动，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早期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形态的、具有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治组织，而且也为20世纪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能量。如何解释人民战争的政治？在后人民战争的时代，如何从这一独特的经验中探索重构新政治的源泉？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群众和群众路线、人民和人民战争等概念、范畴和命题在什么时候是政治化的，又在何种条件下趋向于去政治化？
阶级概念在20世纪滋生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动员：第一种动员促成在身份、财产权甚至生产资料的掌握上并不隶属于无产阶级的成员成为该阶级的马前卒或战士，如农民或出身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主体甚至领袖；第二种动员将阶级出身设定为僵固不变的制度标记和衡量敌我的基准。那么，阶级概念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是如何发生的？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与群众路线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活力；但在另一条件下，这些活力又为政党国家化或政党的去政治化提供了历史前提。如何思考政党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总之，我所探索的是政治形式与政治化、文化与政治化、军事与政治化，以及经济与政治化的关系。离开了植根于这一时代具体历史情境的政治化的复杂过程，我们几乎不能历史地把握这些政治范畴在20世纪语境中的独特意义。
这是一个试图重构这一时代的内在视野的尝试。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及方法相关，但相比于对更早时期的文献收集和研究，有关20世纪的研究几乎命定地包含着对现实的介入。对历史提出怎样的问题，就意味着如何界定自己在当代的位置。我的位置就是在20世纪的绵延中思考。20世纪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政治在这个时期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要求人们在生活的不同层面持有政治的态度。人们可以像研究以往时代一样，按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对20世纪中国进行历史描述，但无论在哪一个领域进行这一研究，都无法回避对于这一中心问题的回应和判断。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张力在20世纪如此强烈，最终趋于饱和，而在这之前，更是之后，它却成为一种稀缺的或耗损的东西？
20世纪落幕了，但以“尚未成为”和“尚未意识”的双重形态存在于今天的世界，这是人们重新转向乌托邦主义以探寻未来的起点。然而，让我再重申一次：重新政治化需要价值与理念，但并不是一个乌托邦计划，而是一个主体持续形成的现实过程。在20世纪，这一过程是与革命力量通过对世界的重新认知，将自身投入矛盾运动内部以寻求制胜的战略、策略——亦即在具体局势中行动的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将20世纪中国作为思考对象既是对于20世纪中国的内在视野的探索，又必然包含通过对当下性的质询以叩问未来的意义。在这里，未来不是时间目的论的设定，而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尚未呈现或发现的现实性。正如历史不可能终结一样，世纪只能以多重演化、持续断裂、变异转型、失败胜利等形式绵延。世纪的诞生是一个事件，一个基于具体时势的判断，一个渗入思想、文学、艺术、历史思维和我们日常生活的时空形态，从而不可能被单纯地计量为一个抽象的、可直接被计算的时间单位。(162)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分期的范畴，“长世纪”或“短世纪”从属于对于作为事件的世纪之诞生或终结的描述，因而也总是蕴含着通过审视与这一事件的关系对当下状态进行判断的含义。
2018年4月30日第一稿完成
2018年6月5日修订
(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前言，第3页。
(2)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4, pp. 6-7.
(3) Prasenjit Duara,“History and Globalization in Chin'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Vol. 34, No. 1,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tate: Dialogues amo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I (Jan., 2008), p. 153.（杜赞奇：《中国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与全球化》，刘昶译，《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译文有改动。）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我分析和批判了帝国-国家二元论，既不同意用帝国概念表述前20世纪的中国，也不同意简单地将从清朝向共和的过渡称为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
(4) Ibid., p. 154.
(5) Ibid..
(6) Ibid., p. 155.
(7)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London: Abacus, 1995.
(8) Prasenjit Duara,“History and Globalizatio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p. 155.
(9) Gail Marsha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Fin de siè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2.
(10) 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创作于1843年之后，1857年结集出版，他并不是世纪末的人物。但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等世纪末诗人均深受其影响。兰波称其为“至高的预见者，诗人中的王者，真正的上帝”。（Arthur Rimbaud, Oeuvres, Suzanne Bernard ed., Paris: Edition Garnier, 1960, p. 349.）
(11) Ian Dowbiggin,“Degeneration and Hereditarianism in French Mental Medicine 1840-90: Psychiatric Theory as Ideological Adaption”, in: R. Porter, W. F. Bynum and M. Sheperd eds., The Anatomy of Madnes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iatry, Vol. I, London &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5, pp. 188-232.
(12) Daniel Pick, Faces of Degeneration: a European Disorder, c. 1848-c. 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74-96.
(13) Ernest L. Abel,“Bénédict Augustin Morel (1809-1873),”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1. 12 (2004): 2185.
(14)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86页。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第十章，第1011—1103页。
(15) 参见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下）：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文化纵横》2011年第6期，第98—113页。
(16) 参见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破恶声论〉》，《声之善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1—98页。
(17) 鲁迅：《故事新编·理水》，《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85—407页。
(18) Michael Heffernan,“Fin de siècle, Fin du Monde? On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eopolitics, 1890-1920”, Geopolitical Traditions: A Century of Geopolitical Thought, ed. Klaus Dodds and David Atkins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33.
(19) Ibid., p. 31.
(20) Ibid., p. 27.
(21) 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增订本），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213页。
(22) 科林·弗林特、皮特·泰勒：《政治地理学》（第六版），刘云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3页。
(23)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the Effects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shington and London: Kennikat Press, 1920, pp. 26-27，167-168.
(24) 转引自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58页。
(25) Halford John 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April 1904): 421-437.
(26)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57页。
(27) 1943年，麦金德回忆儿时开始的世界秩序变化，即自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投降以来，世界秩序从英俄海陆对立至德美崛起，形成德、美、英、俄并置之势的历程。见《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王鼎杰新译本《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附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75—176页。
(28) Michael Heffernan，“Fin de siècle, Fin du Monde? On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geopolitics, 1890-1920 ”, in Geopolitical Traditions: a century of geopolitical thought, p. 31.
(29) Ibid., pp. 28, 30.
(30) 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第11—54页。
(31)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第78页。
(32)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六卷（1938年5月—1939年8月），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第92页。另参见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经济导刊》2015年第8期，第10—21页。
(33) 参见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第15页。
(34)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London: Abacus, 1995, p. 55.
(35)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7页。
(36)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15页。
(37)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285页。
(38) Alexander Supan, Die 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 Gotha: Justus Perthes, 1906; Henry C. Morris, 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0以及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等书均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时期欧洲主要国家加紧土地扩张的情形。
(39)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坐舜、吴纪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365—376页。该书对积累问题的论述集中在第三编第25—32章，其中最后一章第32章论述“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是对帝国主义的直接分析。
(40)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王辅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关于金融资本和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尤其是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及其克服和垄断组织问题，见该书第三篇第11—15章（第201—266页）；关于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及帝国主义问题，见该书第五篇第21—25章，第343—430页。
(41) 这是罗德于1895年的谈话，发表于《新时代》杂志1898年第16卷第1分卷，第304页，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799页。
(42)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第244页。
(43)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第17页。
(44)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799页。
(45)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1页。
(46) 这是历史学家德里奥在《19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中论“列强与分割世界”一章中的话，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6—807页。
(4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6—807页。
(48)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第18页。
(49) 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8—169页。
(50) 为了抗衡日本对美国在华影响的限制，美国于1918年8月建立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中国分部，专门负责宣传威尔逊主义。（相关研究，参见任一：《“寰世独美”》，《史学集刊》2016年1月第1期，第48页。）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汤尔和等研究系政客成为威尔逊主义的得力鼓吹手。蔡元培在当年10月23日与研究系和旧交通系政客发表联名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电文内容和参与名单，参见《发起和平期成会通电》，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83页；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中册，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第1239—1240页），又于12月9日，“与熊希龄、汪大燮、梅尔思（英）、顾临（美）等发起组织协约国国民协会”（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142页）。
(51)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52) 关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征服及明治帝国主义的起源，参见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Berkeley/Los Ang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其中第1章讨论了明治初期的对朝战略，见该书pp. 29-65。
(53) 德国对于胶州湾的最初觊觎也发生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初建议是由著名地质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的。清朝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德国加入“三国还辽”，促成了德国对于胶州湾的占领。在经过长期谋划之后，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教案，突然出兵胶州湾，并于1898年3月6日迫使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1850—1915）（转下页）（接上页）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与德国，租期99年。参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王铁崖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738—740页。另参见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54) 东学党事件又称东学农民运动或东学革命，是一场反对两班贵族和日本侵略的农民起义。正是这场起义直接触发了甲午战争。19世纪60年代由崔济愚创立的东学是一个具有反基督教民族意识的宗教团体。1894年1月全琫准在全罗道古阜郡举行农民起义，占领全州，威胁汉城。朝鲜高宗向清朝求救。清军于6月8—10日登陆驻屯于牙山，为日本干涉提供了借口。关于东学党起义的研究，参见陈显泗、杨昭全：《朝鲜近代农民革命领袖全琫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5) 《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是由日本与清朝签订的有关朝鲜问题的撤兵条约。这一条约的直接起因是史称“甲申事变”的开化党人叛乱。开化党人金玉均按照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的计划，引日军进攻王宫，后为应朝鲜之请的清兵所镇压。条约内容主要是如下三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一条约为甲午时期日本入侵埋下了伏笔。关于中日《天津条约》研究较少，可参见戴东阳《徐承祖与中日〈天津条约〉》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85—113页。
(56) 江华岛事件发生在1875年，日本“云扬”号等三艘军舰入侵釜山（5月）和江华岛（9月），并在江华岛与朝鲜军队发生冲突。日军获胜后，逼迫朝鲜签订了打开国门的《江华岛条约》。参见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第二编第三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81—84页。
(57) 关于胶州湾事件与戊戌维新运动的关系，可以参考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27—39页。
(58) 关于中东铁路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鲍·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B.阿瓦林（В. Аварин）《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陈晖《中国铁路问题》（三联书店，1955）、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以及解学诗、苏崇民主编《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全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等。又，Bruce A. Elleman & Stephen Kotkin所编Manchurian Railway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2010)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东铁路的论文集，其中S. C. M. Paine的“The Chinese Easten Railway from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io-Japanese War”和Y. Tak Matsusaka的“Janpan's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in North-East China 1906-34”对于这一时期围绕中东铁路的国际争夺有详细的研究,见该书第13—58页。
(59) 和田春树：《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上卷，易爱华、张剑译，张婧校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3页。
(60) William R. Braisted,“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Development Compan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1.2 (1952): 147-165.
(61) 董小川《美俄关系史研究1648—1917》（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包括了美俄中东铁路的政策和博弈的研究。
(62) 板谷敏彦：《日露戦争、資金調達の戦い―高橋是清と欧米バンカーたち》，日本新潮社，2012，第130、132页。
(63) 关于日俄战争期间的外债募集问题，见井上琢智“添田寿一と日清·日露戦争：Economic Journal宛公開書簡等に見る外債募集と黄禍論”，《甲南会計研究》2015年第9期，第1—17页。其中，具体数据见第15页。又据苏联学者B. M.赫沃斯托夫的研究，“1904年4月，银行老板谢夫和大银行库恩·洛伯公司，同英国的银行辛迪加（包括汇丰银行在内）一起向日本提供了一笔年息六厘的五千万美元高利贷款；英国提供这笔借款的半数，另一半由美国分担”。“1904年11月，英国和美国又向日本提供一笔借款，总数为六千万美元，年息也是六厘。”伴随战争的进程，1905年3月和7月，英美两国再次向日本提供第三、四笔贷款，数额都是一亿五千美元，年息4厘半，德国银行参加了后一次贷款。“除去回扣、其他开支和损失外，日本政府从外债中净得六亿九千七百万日元，抵补了日本军费总额十七亿三千万日元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果没有英美的借款，日本就很难同俄国作战。”B. M.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二卷（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740—741页。
(64) Lloyd J. Mercer, E. H. Harriman: Master Railroader, Washington, D. C.: Beard Books, 2003, p. 19.
(65) 李燕芬：《美国的中东铁路政策评析（1895—1922）》，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13页；陶彦林、李秀莲：《20世纪初美国对中国东三省铁路的觊觎》，《黑河学刊》2001年第5期，第74—76页；陶文钊：《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第12页。
(66) 我在这里讨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非均衡性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关不平衡发展的学说有密切的联系。一些论者认为，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可以溯源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运动的考察（见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Economic Works 1857-1861, vol. 28, New York, 1986, p. 435），如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rd edition (Athens, GA, 2008); David Harvey,“Notes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in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等等。但在中国革命的脉络中，这一问题更多地可以追溯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经验（George Novack,“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Latin America”,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3.2 (Spring 1976): 100-106。在当代理论讨论中，更多论者将不平衡和连同性发展理论溯源至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对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和连同性发展规律”（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的论述和孟德尔（Ernest Mandel）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发展（Leon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 Max Eastma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8 [1930];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trans. Joris De Br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他们认为马克思对于相关问题的论述只是过渡性的片段，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不平衡的论述主要用于界定帝国主义时代不同国家间的关系，并预设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没有为“连同性发展”（所谓combined development,即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因素的连同发展）留下空间。关于不平衡与连同性发展的理论梳理，见Susan Dianne Brophy,“The Explanatory Value of the Theory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26th Feb, 2018, see the websit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log/explanatory-value-theory-uneven-and-combined-development)。
(67)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第246页。
(68)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69) Rosa Luxemburg, Le Socialiste, May 1-8, 1904, Translated: for marxists.org by Mitch Abidor.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xemburg/1904/05/01.htm（2018年4月11日登录）。
(70) “社会问题”（social question）是19世纪社会史的产物，尤其涉及如何处理工业化过程中的劳资冲突、大规模贫困和食品骚乱。19世纪40年代，德语文献中开始使用soziale Frage一词，该词是从法文question sociale而来。见Jähnichen, Traugott,“Social Question”, in: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Consulted online on 24 April 2018 〈http: //dx. doi.org/10. 1163/1877-5888_rpp_SIM_124903〉。
(71) Robert E. Blobaum, Rewolucja: Russia Poland 1904-1907,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1-71.
(72)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50-101.
(73) Feroz Ahmad,“The Young Turk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 (July 1968), The Middle East (3): 19-36.
(74)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5页。
(75) Labanov Rostovsky: Russia and Asia, New York, p. 147.转引自许建英：《近代英国与中国新疆（1840—1911）》，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第191页。
(76) 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241页。
(77)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第636—637页。这一节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的论述受益于傅正的建议，特此感谢。
(78)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517—518页。
(79)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0页。
(80)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第51页。该文原为“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于宁冈步云山）”，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包括标题和内文均有修订，但基本意思没有变化。原文及校订载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第15—23页。这里仍按《毛泽东选集》修订后的文字引述。
(81)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第51页。该文原为“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于宁冈步云山）”，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包括标题和内文均有修订，但基本意思没有变化。原文及校订载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第51页。
(82)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页。
(83)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2页。
(84)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2页。
(85)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52页。
(86)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52页。
(87) 章太炎：“且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足以促宗法社会之镕解者。”（《〈社会通诠〉商兑》，徐复点校：《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333页。）又，严复所说的“民族”对应“clan”“tribe”，“nationalism”对应“国民主义”，而章太炎则受日本和制汉语影响，把民族对应为“nation”。（参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2—14、57—59、110—121页。）
(88)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79—689页。
(89) 关于封建概念的讨论篇目众多，其中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用详细的考证，论述“封建”概念的误植。对于历史分期问题而言，这一讨论或有意义；但就理解20世纪封建概念及其相关的思想斗争和社会运动而言，所谓“误植”或“制名以指实”的名实观，无法提供对于这一概念的现代生成的历史理解。
(90) Dipesh Chakrabarty,“Belatedness as Possibility: Subaltern Histories, Once More,”in Elleke Boehmer & Rosinka Chaudhuri (eds.), The Indian Postcolonial: A Critical Reader, Routledge, 2011，pp. 167, 171-172, 174.
(91) 这里沿用了卡尔·施米特的“空间革命”概念。他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是有所重叠的。他说：“这种拓展是如此的深刻和迅猛，以至于它不仅改变了某些尺度和标准以及人的眼界，而且也改变了空间概念本身。人们这才能够谈论空间革命。然而，通常的情形是，某种空间图景的改变与那种历史的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才是那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变革的真正核心。”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2—33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256页。
(94) “占取”（landnahme）不是民法学意义上的“占有”（occupatio），即不是权利主体对无主物的占有取得，而是一种空间秩序的整理。它需要对土地空间（topos）进行丈量、划分和分配（几何学的来源），进而在该土地空间建立起一整套层级秩序，即施米特所谓“场域化”。“没有场域化（ortung），也就没有具体的秩序（ordnung）。”参见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5、105页。
(95) 卡尔·施米特：《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现代国际法中陆地与海洋的冲突》，载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68页。
(96) 卡尔·施米特：《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现代国际法中陆地与海洋的冲突》，《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68页。
(97) 卡尔·施米特：《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现代国际法中陆地与海洋的冲突》，《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67页。
(98) 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第25页。
(99)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1页。
(100) 卡尔·施米特：《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现代国际法中陆地与海洋的冲突》，《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69页。
(10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5页。
(10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5页。
(10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6页。
(104) 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19页。
(105) 参看《张诚日记》（陈霞飞、陈泽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约瑟夫·塞此斯著，王立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以及《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伊夫斯·德·托马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著，辛岩译，陈志雄、郭强、古伟瀛、刘益民审校，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等。
(106)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该书以《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名收入戴逸：《清代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07) 参见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08) 关于伯克制的研究，参见佐口透著：《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册，凌颂纯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第121—222页。
(109) 参见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经济导刊》2015年第8期，第10—21页。
(110) 关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系统研究，见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1861—1901）》，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
(1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马嘉理案史料》（一、二、三、四），屈春海、谢小华编选，分别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第28—36页、第2期第9—16页、第4期第3—10页和2007年第1期第14—27页。此组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案。另参见王绳祖：《马嘉理案与〈烟台条约〉》，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岑练英：《中英烟台条约研究——兼及英国对华政策之演变概说》，珠海书院中国文学历史研究所，1978；方英：《合作中的分歧：马嘉理案交涉再研究》，《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第90—96页；丁彩霞：《从滇案的交涉看中国外交的转变》，《学术探索》2017年第2期第116—119页。
(112) 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第339页。
(113) 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31页。
(114) Owen Lattimore,“Asia in a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Policy Reports 28 (September 1, 1942): 150-63.
(115) 关于葡萄牙“保教权”的研究，可参见顾卫民：《十七世纪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在中国传教事业上的合作与冲突》，《文化杂志》（澳门）中文版2003年第46期，第217—225页；张庭茂：《16—17世纪澳门与葡萄牙远东保教权关系的若干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0—36页。
(116)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80—281页。
(117) Charles Ralph Boxer,“The Portuguese Padroado in East Asia and 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Rites”, in Boletim do Instituto Portuguese de Hong Kong (I) July, 1948, pp. 199-226；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44—165页。
(118) 关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以英国皇室代理人方式行动等，参见Christopher A. Bayly,“The British Military-Fiscal State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India1750-1820, ”in Lawrence Stone (ed. ), An Imperial State at War: Britain from 1689 to 1815,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327-330。
(119) 韩家宝：《荷兰时代台湾的经济、土地与税务》，郑维中译，台北：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2002，第20页。
(120) 参见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上）》，《经济导刊》2015年第8期，第10—21页。
(121)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5—626页。此处引述得益于傅正建议，特此致谢。
(122)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81页。
(123) 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地区的活动的最为详尽的档案是保存在荷兰海牙国际档案馆的《东印度事务报告》。该报告涉及台湾部分已有译本，见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
(124) 韩家宝：《荷兰时代台湾的经济、土地与税务》，第20页。
(125) Hosea Ballou Morse, ed., The Chronicles of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1929,第193页提及1729年，第194页提及1696年。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vol 1,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6,第47—48页提及1670年。1715年的尝试见注126。参见陈利：《法律、帝国与近代中西关系的历史学：1784年“休斯女士号”冲突的个案研究》，邓建鹏、宋思妮译，《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2辑，第437—481页。
(126) R. Randle Edwards指出,清政府并未承认粤海关监督与东印度公司于1715年和1729年订立的协议，这些协议并未上报。“Ch'ing Legal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ers”, in Jerome Cohen et al eds., Essays on China's Legal Tradition, Princetion: 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235—236页。参见陈利：《法律、帝国与近代中西关系的历史学：1784年“休斯女士号”冲突的个案研究》，《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2辑，第439页；中文版见艾德华：《清朝对外国人的司法管辖》，载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450—511页。
(127)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势力与荷兰、英国势力相互竞争的时代崛起的。参见汤锦台：《开启台湾第一人：郑芝龙》，台北：果实出版社，2002。
(128) 汤锦台：《大航海时代的台湾》，台北：大雁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第118页。
(129) 《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参见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1996，第135页。
(130) 参见汪晖：《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载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第5—19页。
(131) 参见陈在正：《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第45—59页。
(132) 参见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上篇），《社会观察》2011年第12期，第10—15页；《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下篇），《社会观察》2012年第1期，第14—19页。
(133) 参见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第6—42页。
(134) 参见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第78—100页。
(135)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附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98页。
(136) 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徐复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443—444页。
(137) 章太炎：《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6卷，第4页。
(138)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第十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011—1106页。
(139)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6—57页。
(140)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7页。
(141)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7页。
(142) 即便在提出其乌托邦设想的过程中，康有为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着19世纪的痕迹，种族主义、科学主义和其他因素渗透在其革命性的思想内部，但这也正是这一时代自我否定的思想的独特前提。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第七章，第737—830页。
(143)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第十章，第1011—1106页。
(144) 参见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下篇），《社会观察》2012年第1期，第14—19页。
(145) 参见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17—141页。
(146) 参见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学人》第10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第271—312页。
(147)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148)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p. 119.
(149)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London: Abacus, 1995, p. 379.
(150) Ibid., p. 469.
(151) Ibid., p. 488.
(152) Ibid., p. 139.
(153) Ibid., pp. 412-413.
(154) Ibid., p. 4.
(155)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第245—246页。
(156) 参见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声之善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99—184页。
(157)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
(158)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
(159) 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926年3月12日，后收入《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306页。
(160) 鲁迅：《两地书》（1926年11月7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5页。
(161) 鲁迅：《两地书》(1925年3月11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
(162) 我是在古典时势概念的意义上理解“绵延”这一概念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批评了斯宾塞的时间观，认为从时间里去掉绵延（la durée）、从运动中去掉可动性的机械论观念，无法揭示时间的本质。他对绵延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世纪与时间的关系也许有某些启发作用（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第2章“意识状态的众多性 关于绵延的观念”，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第50—95页）。不同的是：柏格森的绵延概念是对意识的描述，而在时势的意义上，绵延是事件发生和发生之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