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数字时代用户的五种“病症”

数字时代，用户在接收信息、消化信息、传播信息时，到底有哪些习惯和偏好呢？了解他们的特征和了解媒介渠道的特征同样重要。如果把渠道比作河道，内容比作河水，用户就好像河流的入海口，我们囤积了河水，精心规划了河道，如果找不到入海口，或者中途被大坝拦截了下来，那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要让内容的洪流奔腾着顺利抵达用户那里，而不是引发洪灾或者流入一片荒漠蒸发殆尽，就必须对用户的喜好和心理了如指掌。

数字时代的居民是双面的、矛盾的，他们一面兴致勃勃、精力充沛，眼神追逐着一条条滑过信息流的内容，一面又疲惫不堪、精神涣散，眼睛下长着浓厚的黑色眼圈；他们一面渴望着更多新鲜的内容与刺激，一面又因为信息过载而感到焦虑不已。归纳起来，数字时代的用户在信息消费领域具有以下五种“病症”。

病症一：注意力涣散症

注意力涣散症，或许是信息过载的数字时代最为常见的一种大众病症了。韩裔瑞士籍哲学家韩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会》中提出了“超注意力”的概念，认为人们的深度注意力正在日益边缘化、涣散化，并在不间断的多个信息源之间来回切换，他这样描述道：

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深度注意力日益边缘化，让位于另一种注意力——超注意力。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日程之间转换焦点。

不得不承认，如今让人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可谓密集地分布在用户周围，电子邮件、朋友的短消息、新闻桌面弹窗、股市信息、明星八卦等，只要有屏幕在的地方，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人们通常不停地重复着相似的动作：拖动鼠标并点击鼠标按钮，敲击电脑键盘，在一个个网页间切换、手指在狭小的手机键盘上迅速跳跃，拇指向下以拖动信息流，点击消除一个个因为更新信息而出现的“小红点”……

我们在做出这些行为的同时，我们的眼睛、耳朵、指尖都会收到相应的反馈，我们大脑的视觉皮层、触觉皮层和听觉皮层也会随之收到稳定的刺激，我们的大脑也变得越来越习惯如此高频切换与多任务并行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已经接受了导致注意力分散的各类刺激，并默认它们为正常模式了。

过去，当人们接收信息时，比如当我们读一本书、读一份报纸时，我们的注意力就像在进行一次“深潜”，纸质读物给我们提供了潜水所需的足够的“氧气”，而数字时代，当我们消费内容时，我们的注意力就好像在进行一次次的“浮潜”，我们需要不时地浮出水面进行“缓气”，而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力的连贯性与深度就随之失去了。

这种现象也被称作“注意力残留症”（Attention Residue），也是多任务、多线条并行的工作模式所导致的一种“病症”。注意力残留是指当人们从任务A转向任务B时，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即时转移，残留的一部分注意力依然在思考任务A。如果在转移之前，我们对任务A缺乏控制或关注度较低，这种残留就会更加严重。即使在转移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A，我们的注意力依然会有一段残留的时间。任务的间断会导致工作效率降低，在多个任务、多件事项叠加时就会产生注意力残留。

当代用户的工作、生活、娱乐环境，都是一种允许注意力残留出现的环境。在职场中，人们在多个会议中穿梭，在电脑前伏案时，会不时地收到不得不查看并及时回复的电子邮件；在生活中、娱乐中，在发达的消费社会和应接不暇的商品面前，用户的注意力也很容易发生转移。注意力残留现象不利于人们养成深度工作、深度思考的习惯，也会导致效率的降低。

病症二：错失恐惧症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社交行为已经全面“线上化”了。智能手机变成了人类随身携带的“新器官”，微信、微博等平台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与他人保持沟通，人类只要睁着眼，就一直处于心理上的在线状态，对互联网的依赖正在持续增强。这就导致当一个人不在线、未连线时，往往会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焦虑感，这样的焦虑会让人们产生负面情绪和抑郁感受，这被称为“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

一般而言，当用户错过了某个社交事件、社交经历、社交互动，或是对它们既没参与也不知情时，就会引发错失恐惧症。比如，人们总是担心错过朋友圈的动态，每个“小红点”出现时都要及时消灭；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就算有100条未读信息，也要爬回顶部一条条读完；出门要是忘带手机，那感觉简直比坐牢还难熬；要是在朋友圈刷到了几个好友在聚会时发的照片而你对此毫不知情，那一刻真的会产生被世界遗弃的恐惧。

不过，一些饱受错失恐惧症困扰的人也反向滋生出另一种心态，那就是JOMO（Joy of Missing Out）心理，即“享受错过”。关闭微信朋友圈、不带手机出门一天等行为都属于JOMO的范畴，这样的行为在信息过载的传播环境下，往往能给当事人带来放空般的治愈作用。

病症三：社交焦虑症

社交媒体在给人们带来丰富的信息与娱乐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社交焦虑。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展示自己的生活、表达自我的观点并在虚拟世界进行社交，但是这种展示与表达比线下的社交更容易进行粉饰与伪装——人们往往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生活的“高光时刻”，有选择性地展示生活的酸甜苦辣，社交媒体上大部分人的生活看上去都是光彩熠熠的，这样的特点，就很容易让平台上的用户因攀比而产生压力与失落感。

据调研机构Origin数据显示，有超过一半的Z世代成年人表示他们“正在减少对社交媒体使用”，甚至有1/3的人表示会永久关闭社交媒体账户。可以看出，与日俱增的社交压力已经让不少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甚至阶段性放弃社交媒体。在国内年轻人中，也有不少人正在使用“关闭朋友圈”或“只显示3天朋友圈”的微信功能。不少中国用户认为，社交媒体使得他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及隐私缺乏保障，减少了他们的睡眠时间，使他们的注意力变得不够集中甚至让他们的视力变差。

“发条朋友圈”或“发推”成了许多人在生活中遇到开心、惊喜、意外时第一时间的反应。甚至有的人在遭遇车祸、地震等危险事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在社交媒体上更新状态。除了这些较为极端的案例，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意识到，社交媒体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让他们错过了生活中更多真实的瞬间。就连著名歌手麦当娜也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社交媒体时表示“它们只会让你们感觉更不好”。麦当娜在社交媒体上是名副其实的“大V”，拥有的粉丝数量超过3000万人，她认为社交媒体会让人不自觉地和其他人比较，而这种比较只会让人更不喜欢自己，并让人成为获得他人肯定的奴隶。麦当娜的观点也道出了人们对运营自己社交账户，以及维护自己社交面孔、希望获得他们肯定的压力。

病症四：“第一世界问题”症

“第一世界问题”（First-world Problem），是指那些微不足道、鸡毛蒜 皮，甚至看上去有点矫情的问题，它们与饥荒、战争、疾病等严峻的“第三世界问题”形成鲜明对比。当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与提升之后，就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上来了。比如，以下事件就属于典型的“第一世界问题”：

手机电量只剩10%了插座没法同时插上两孔和三孔电源，早上睡醒短发发梢乱翘，今天出门锁门了吗，被网约车司机取消订单，喜欢的食物被便利店下架……

这些琐碎的事虽然并不致命，却会催生人们大量、高频、小型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活质量。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得最多的，或者最容易引发他们吐槽的，也是诸如此类的“第一世界问题”。对于新媒体时代的创作者而言，也需要敏锐地洞察到各式各样的“第一世界问题”，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这样的内容会更真实生动，也更容易引发受众的共鸣。

病症五：“后真相”沉迷症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曾被评选为2016年《牛津词典》年度关键词。它是指比起陈述客观的事实，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内容更能影响舆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后真相”时代，事实是什么变得不重要了，人们对事件产生的情绪超过了事实本身。

比如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中，往往是情绪先行而真相滞后。而许多大众眼中的“真相”，其实是经过刻意的加工、篡改、煽动或断章取义的，目的就是迎合大众心理，获取人们的注意力和主动传播。在社交媒体、智能推荐平台缺乏传统专业把关人的产品机制下，在新媒体时代部分创作者对流量的强烈渴求的心理影响下，“后真相”的现象愈演愈烈。

《连线》杂志主笔凯文·凯利认为，当前时代的“真相”已经不再由权威来定义，而是用户通过周围人分享的信息拼凑而成的。这样的“真相”后面，往往会跟随着一个甚至多个“反转”，真相也愈发扑朔迷离。

2016年，微信平台就上演过一次大型“反转”事件。11月25日，一位名叫罗尔的作家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推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称其5岁的女儿罗一笑不幸罹患白血病，他并没有发起公益募捐，而是选择“卖文”，称用户每转发一次，便会为罗一笑的治疗筹款多增加一元钱。

此前，罗尔曾在其微信公众号中提及，他将把记录罗一笑与病魔战斗的历程发布在一个名为“小铜人”的公众号中，读者每转发一次，小铜人便捐给罗一笑一元钱，文章同时开设赞赏功能，赞赏金全部归罗一笑。《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在微信的传播力度之大，可以说前所未有，仅转发次数就达到上千万次，并收到了来自用户的打赏金额超过252万元。

后经媒体调查发现，“小铜人”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其与罗尔策划的捐款事件带有明显的营销炒作性质。罗一笑事件中，一开始人们就被掀起了巨大的情绪波澜，他们被罗尔的文章感动，为罗一笑遭遇不幸而感到悲伤，甚至不惜慷慨解囊，利用微信的打赏机制自发地为小女孩捐款，但这一事件也没有逃过“反转”的命运，当事实发生逆转时，用户的情绪由同情转为愤怒，微信平台也将用户的打赏金额悉数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