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传统女德的必要性

在进行传统女性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思考时，我们首先注意到女性道德教育的经典文本刘向——《列女传》，这一文本是通过较多树立范例和提供少数反面例子来结构的，可以说，建构女德是它的主要追求，而且刘向也以《新序》、《说苑》建构男性道德。通过细致阅读这些文本，我们体会到传统女德与传统男性道德都是建立在一整套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之上的，是在儒家本质精神——仁、义、礼、智、信之上建构了男女两性的道德理想。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阅读当下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者对“传统女德”的认识：或看似清晰，实简单粗暴。如石晓玲在《清代士绅家族对女性的道德形塑》中说：女德的“经典概括便是三从四德”、“顺事父母、舅姑和丈夫”^[7]。这种表述，是20世纪初反封建社会、反儒家文化语境下的产物，为20世纪众多学者所沿袭，虽然有学者称此为“曲解”并加以辩驳^[8]，现代年轻学者仍重弹其老调。

或模糊抽象，含义不明。如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林树明在《现代学者的三本古代文学史考察》（三种文学史指：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一文中说：“（三本文学史）将五四以来的反思、批评父权制的时代精神注入其间，呈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轨迹，具备了当代女性注意批评理论的一些基本增长点。……谢本虽肯定《诗经》多妇女作品，但评诗却多援用刘向的传统解释，从儒家‘女学’的角度解诗，说那些女作者‘皆能守礼且有爱国之志’，所以孔子收录了这类诗歌。对春秋时妇女的杂文学的理解也如此。谢本还不加辨析地大量收录了班昭要妇女自轻自贱的《女诫》。从女性文学编撰史的角度看，谢无量可视为宣传两性平等思想的一位先锋，同时亦可视为封建传统文化的顽固守护者。”^[9]这不禁使人疑惑，难道就因为是传统女德，“守礼且有爱国之志”就应该摈弃？“守礼”和“爱国之志”难道不是当代社会也在倡导的吗？当代的“守礼”和“爱国之志”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没有关系吗？这还牵涉到下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批判刘向解诗，却不明了刘向是怎样解诗的，我们指责班昭“自轻自贱”，却不了解她是否真的自轻自贱以及何以要自轻自贱，那么我们对此展开的批评会有说服力吗？

或不合逻辑，想当然耳。如明史专家陈宝良在《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中说“传统观念”“正如强调男女内外有别一样，同样承认男女之间的道德差异”，因为女性有道德劣势，从而需要女德教育^[10]。陈先生没有交代“男女道德差异”这样一个大判断从何而来，没有交代从男女“道德差异”转变为女性“道德劣势”的依据何在，更何况其“女性有道德劣势，从而需要女德教育”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值得商榷，如果推究古代教育实践，显然中国古代有更多的男性道德教育，难道是因为男性道德更处劣势吗？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也不时有传统女德现代转型之呼声，但研究者的动机并非要弄清传统女德之内涵或古代妇女道德之实践，亦非关心现代妇女之发展，而是希望当代女性成为近代以来想象的古代的“三从四德”的女性，由此让男性更有“主”之威风^[11]。罔顾古代、现代社会结构、家庭制度之不同，这类说法甚至丢掉了中国古代男女协作的精髓，加剧了男女两性的紧张和对立。有些学者将传统女德与女权主义相比附赋予中国女德现代价值，但其传统女德仍然是过去的刻板印象，而其目的不外是女人要像女人（其想象的）、扮演好女人的角色（其想象的），以所谓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女性不幸福^[12]来贬低女性在学业、事业和自我社会价值实现方面的追求和努力^[13]。近十年，政府和社会不断有回归、复兴、弘扬传统文化之呼声，因为对传统女德认识不明，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流弊。如已被取缔的东莞蒙正女德学堂和其他所谓的“女德讲师”，竟然教现代女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研究者立即将此确定为儒家女德的话语^[14]，因而激起现代妇女研究者发出了“妇德介入现代女性生活是大谬”的愤激之词^[15]。虽然“女德讲师”和妇女研究者对“女德”态度不一，但对传统女德不明就里则是一致的。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者重视《世说新语》、唐、明末清初的女性，多是看重这些时代女性的个性、叛逆性和“主体意识”，这里隐含的价值判断就是叛逆传统女德的古代女性才是值得肯定的，而个性、叛逆性和“主体意识”是与传统完全对立的。吴圣昔《明清小说与中国文化》^[16]，即用“旧女德”将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分为三类：沉浸于旧女德中的女性、对旧女德产生怀疑的女性、叛逆于旧女德的女性。作者当然更看重后两者。近来的研究表面上已对传统文化有所重视，但并未动摇这一价值论核心。如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就颇为遗憾地指出：“尽管明末清初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大为增强，然而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联系，仍十分密切。”^[17]然而何谓“旧女德”，各家的认识又相当地模糊。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西方关于明清妇女史研究的收获期，以高彦颐《闺塾师》和曼素恩《缀珍录》为代表^[18]，虽然高彦颐精于理论架构，曼素恩更注重分析材料，但都表现出强烈的极欲颠覆“五四” 妇女史观的写作旨趣，她们通过研究古代女性是如何生活的，越来越多地让读者看到当时妇女们生存的复杂多样和多姿多彩，她们惊叹古代妇女的生存“策略”^[19]。如高彦颐说：“她们有着大量令人难忘的策略，从通过文字作品对格言进行再阐释，到在生活实践中翻新格言的含义，再到寻找道德与写作和实践间的缝隙。”^[20]其思路是指出教条（格言、道德）和有策略地运用教条的妇女生活之间的差距，在妇女生活层面重估传统妇女的价值。高彦颐宣称不将儒家学说视为抽象的信条或静态的控制机制，但既然认定明清女性“翻新格言”、在“道德”和“实践间”有“缝隙”，其判断中也隐含着一个“旧道德”在。21世纪以来，海外明清妇女史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国内研究者对曼素恩、高彦颐的妇女生存“策略”有所汲取。如杜芳琴、蔡一平在一篇文章中说：“父权的巩固使得那些具有文化素养的上层妇女思考生活的新策略，她（班昭）用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女儿辈如何在既定的生活空间中适应生存，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谦德忍道在丈夫的家族中站稳脚跟，这是一种‘适应的能动’。反抗是一种能动，适应制度取得生存空间也是一种能动，越是到父权—夫权制度的后期，妇女越在寻找生活的空间（包括家庭地位和精神生活）发挥能动。”^[21]虽然同云“策略”，但杜芳琴、蔡一平文更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策略”理解为一种妇女生存智慧式的“反抗”，旨趣又有不同。《闺塾师》、《缀珍录》等的结论得自对明清江南才女的文学和生活的研究，杜芳琴等“越是到父权—夫权制度的后期，妇女越在寻找生活的空间，发挥能动”的判断，大致也是对明清时代妇女的判断，这与明清女性文学研究成果较多有关。

综上所述，在女性主义研究者、古代文学研究者心中，对传统女德基本持抛弃的态度，近十余年来，传统女德的现代转化之说渐起，但对传统女德的认识依然是抽象和静态的。海外汉学家虽云不将儒家学说视为抽象的信条或静态的控制机制，但明清研究者无疑更注重经典传统与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重新组合，对于古代文化传统本身的丰富、复杂性则无力关注，因此，研究早期女德问题，为性别研究以及之后的研究提供一种参照也就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