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女诫》女德之由来及其建构思路

《女诫》共七章。第一章从生女之礼仪抽绎出女道，并进一步申明女道的精神内涵在于卑弱。她说：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50]

“卧之床下”、“弄之瓦砖”二种礼仪，见于《诗经·小雅·斯干》。“斋告”两句，似本于《礼记·内则》，然又有所不同。《内则》云：“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男子出生后，“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51]生女无射礼，然未言是否有斋告仪。倘女儿生三日斋告，必斋告于本家先君，然而女儿不主本家祭祀^[52]，则“斋告”与“明当主继祭祀”间关系当如何理解呢？《后汉书》李贤等引《诗经·召南·采苹》及《毛传》注此二句，《采苹》及《毛传》“承先祖供祭祀”者皆为“大夫妻”，倘如此，此两句可理解为：斋告先君，明此女将适人为妻，主别家之祭祀。则其解似过于迂曲。总之，班昭由生女仪式抽绎出女道理论，虽多有所本，然亦出于立论的简洁和精巧，出现似是而非、扞格难通之处。

第二章强调夫妇之伦在天道、人道中的重要位置。此点较早见于《序卦传》。《序卦传》曰：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53]

《序卦传》将夫妇作为宇宙、自然化生之后的人伦之始，显示出对夫妇之伦的重视。《女诫》继承了这一思想，进一步指出夫妇之伦的夫、妇二端同样重要，批评当下君子只知教男，不知教女，认为当依《礼》男子“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的模式来教育女性，这样女性才能与男性共同成就夫妇之道。

第三章在夫妇之伦中阐明妇道之本在于敬顺。班昭认为夫妻是“义以和亲，恩以好合”的关系，有“恩”有“义”是其常态。然而她体察到夫妇之间最易出现的两种失态：一随房室周旋的亲近而来，亲近生亲昵，亲昵生戏侮；一由夫妇间事有是非曲直引起，而“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这两种失态如果顺其发展，前者是妻子将对丈夫失去敬意，一旦失去敬意，则言行趋于纵恣，夫妇冲突将随之而起；后者将引起讼争，讼争导致忿怒，忿怒进而拳脚相加。这样就打破了夫妇间“恩”“义”的常态，导致夫妇乖离。为防止失态出现，班昭提出“敬顺”之道。“敬”主要针对第一种情形而言，妇对夫永远保持“亲”而“敬”之的态度；“顺”主要针对第二种情形而言，即不与丈夫争讼。“亲敬”之夫妇状态，或可以“举案齐眉”形容之。《后汉书·逸民传·梁鸿传》载，梁鸿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54]梁鸿以内在之德，其妻素为同志，因而得相敬如此。倘若夫无此德，或不足以使妻如此，又倘若夫妻确有是非曲直，妻子又将如何？《礼记·内则》云：“礼始于谨夫妇。……少事长，贱事贵，咸如之。”^[55]在此，班昭想用釜底抽薪之法，提出妇人永执“敬顺”之礼，从而永杜夫妇失“恩义”之虞。当然，《女诫》此论是建立在为男、为夫之教育已十分完备、理想的假设之上的，此处又为教女而作，故对女性作此单方面的要求。

第四章给出妇德的具体标准。《礼记·昏义》提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56]，然而具体标准如何？巧言令色、文过饰非者也可称之为“妇言”、“妇容”？班昭为之树立了明确的标准。她说：

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57]

班昭标准多取自《论语》。《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孔安国注曰：“有耻者有所不为也。”^[58]此亦为妇德之标准。又《论语·宪问》曰：“夫子（公叔文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也。”^[59]孔子对之亦表认同。此为班昭妇言的标准。班昭排除了才明绝异、颜色美丽、工巧过人等可能需要先天禀赋的面相，智慧地揭示出修习妇德，不离乎日用之间、“唯在存心”的特点，朝鲜南有容（1698—1773年）云：“曹大家《女诫》七章，盖所谓切时之论，易知而易守者也。”^[60]也指出其班昭妇女德、色、容、功的标准亲切而可行的特点。

第五章继续在夫妇之伦的框架中讨论妇德问题，是对第三、第四章的补充和细化。班昭认为夫妇当好合，妇人当敬顺，但敬顺很容易与“佞媚苟亲”相混。“佞媚苟亲”虽不违背丈夫，但不能阻止丈夫对妻子心生鄙薄，因而也不能“得其心”，所以妇人亦当有所为。此有所为即表现在求诸己之专心正色上。妇人能“专心正色”，丈夫则不能“薄之”，彼此间存有敬意，才能实现夫妇间真正的相敬如宾。班昭之“专心正色”，可用《论语·颜渊》“颜渊问仁”之目概括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61]人们常“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显示居家的放松感，但亦可见修身之不彻底，班昭指出这些生活细节，亦甚具亲切感和其标准的实用性。

第六章在得夫心的前提下，讨论亦不可失公婆之心。如何能不失舅姑之心？班昭给出明确的答案：曲从。王相《女诫》笺注曰：“若舅姑言是而妇顺从之，正也。惟舅姑使令以非道，而妇亦顺从之，是谓曲从。”^[62]这涉及到长辈的权威问题，容后再议。第七章在得舅姑之心的前提下，讨论亦不可失叔姑之心。班昭以为嫂当以夫之义、舅姑之恩来判断己与叔姑的关系，所谓“恩疏而义亲”，因而当和以求亲。

上文已述，《女诫》立论建立在男性、为夫教育完备，人性完善故言行合度的假设之上，在儒家男性教育中，也最推崇“求诸己”、“克己复礼”的内修。孔子最喜爱的学生是颜回，据《论语》之叙述，“回也”“屡空”（《先进》），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回事夫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之语，别的学生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他能“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他“不迁怒，不贰过”（《雍也》），“无伐善，无施劳”（《公冶长》）。颜回的意义，不是通过社会事务，而是作为内修的榜样而表现出来。士君子固然要建立好名声。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但好名声是通过自己内修其德外化成善言懿行，别人感受到来自君子的道德力量而由衷地赞美并宣扬出来的，真正的士君子，不会“伐善”，不为名声而追求名声。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63]概括地道出了士君子自修其德和建立名声的全过程。班昭希望女儿们自知谦卑、敬事他人，如此则能“夫主嘉美，声誉耀于邑邻”，也是完成自修其德到建立名声的过程。

由于《女诫》以女性自保为目的，所以多从生存策略上着眼，特别是第三、第六章，在德义、是非之上设置“敬顺”、“曲从”的更高原则，走的是与《列女传》在“三从”之上设置仁义礼智信的德行原则的相反路线。以《女诫》之论，女性作为儒家士君子行道于社会、家庭的功能丧失，但班昭的女德标准是模拟“士君子”修身立名的标准而设立的，可以说，《女诫》鼓励女性以士君子标准内修其德，而限制其有意识之外向行道。虽然儒家个人修养都建立在各守本份、自谦敬人的原则之上，以此建构和谐的人伦关系。如果女性能修德，又中馈诸事得体，赢得舅夫信任，或可得预家事、外事，但《女诫》否定女性任何有意识的外向行道之念，确大大压缩了女性行事的意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