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幕僚传奇——绍兴师爷
绍兴师爷是一个区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在清朝幕业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他们精通刑名钱谷之学，民间素有“徽州算盘，绍兴刀笔”的说法。清朝政府中，几乎所有封疆大吏和地方行政主官身边都有绍兴师爷作为高级助手。对于这些掌握帝国权柄的重要官员来说，“无绍不成衙”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官场跟风，而是行政助力的实际体现。在其活跃的300多年历史中，绍兴师爷既以饱学博识、睿智精明、处事周全作为从幕资本，又大多秉性耿介、刚直不阿，虽无正式官职也能做到以天下百姓为己任，创造了幕僚的传奇。
责任编辑/陈毓婧
明朝晚期，绍兴师爷开始在官场崭露头角
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幕僚制度，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官场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区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绍兴师爷。他们是各级行政官吏处理政务公事的智囊或代办，是清朝封建统治不可或缺的佐理工具，逐渐形成了“无绍不成衙”的局面。
绍兴师爷中的“绍兴”，指的是古代绍兴府，包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县。此处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昔年为越国腹地，及秦汉统一后，百姓安居乐业，“俗始尚文，俗始贵士”。西晋末年，中原士族相继南逃，绍兴因“俗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逐渐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书圣王羲之就曾在会稽山阴的兰亭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再加上“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骚人墨客多会于此，“俗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及至元明，绍兴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氛围与“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的风气。绍兴师爷正是在这种人文熏陶下出现的。
明朝晚期，绍兴师爷开始在官场崭露头角。顾炎武《日知录》“吏胥”条里记载：“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可以知道明朝户部中多绍兴人。出于巩固基层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明朝政府在对官员的任命、管理上做了重大的改变，“凡内外大小官除授迁移，皆吏部主之。间有抚、按官以地方多事奏请改调升擢者，亦下吏部复议，再奏允行”。意思是中央和地方的所有官员都必须由朝廷任命，任何官员都没有自除佐僚的权力，这样一来，能入职的正式官员数量就削减了不少。但是，朝廷并没有禁止官员以私人的名义用人行政。因此，未能中举的有志之士开始选择以入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中央户部的绍兴官员，也倾向于选择绍兴府出身的幕僚。
明朝第一才子徐渭被尊为绍兴师爷之祖。徐渭，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绍兴府山阴人，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徐渭聪颖异常，文思敏捷，6岁读书，9岁便能作文，十几岁时仿扬雄（汉赋四大家之一）的《解嘲》作《释毁》，享誉一方。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将其与东汉的杨修、唐朝的刘晏相提并论。然而自幼以才情著称乡里的徐渭，科举之路却屡遭挫折。自20岁考中秀才后直到41岁，经历了8次考试的他始终未能中举。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府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的战役，并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升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经过多次相邀，终于将徐渭招入自己的幕府，任其为掌书记。徐渭为胡宗宪做了很多幕后工作，他能谋善断，几乎以一己之力尽破多年的倭寇之患。《明史》评徐渭：“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作为早期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徐渭时间不长但足够成功的幕僚生涯，给了很多后来的绍兴师爷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徐渭之后，经过清朝顺治、康熙时期的发展，绍兴师爷真正开始成为一个幕僚群体。在掌握帝国权柄的封疆大吏和地方行政主官看来，“无绍不成衙”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官场跟风，而是行政助力的实际体现。大臣们之间的交口相传，使得绍兴师爷名重价高，显贵一时。按照嘉道年间官至督抚的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一书中的说法，在京城，除通行官话之外，第二种语言便是绍兴话，甚至喝绍兴酒也连带着成了时尚。
周恩来：“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师爷”
绍兴师爷在中国封建政治舞台上活跃了300多年，清朝雍乾时期，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正所谓“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文以途，否则胸怀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在身为“名士之乡”的绍兴府，读书求仕一直是人们毕生的奋斗目标。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至清朝，这股求仕之风更盛。科举的兴盛意味着“学而优则仕”的人数增加，同时意味着在科举路上失意之士也会增加。
从清顺治至宣统元年，绍兴中进士者多达638人次，中举人者2361人次。如此众多的人获取功名，便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进一步刺激激人们去苦下功夫读书，因为，一旦中举就能由清贫布衣走向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官职有限，中举者只能候官补缺，大量暂未得官职者便选择入幕为佐。
科考艰难，考取功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钱财。其间，因为家境贫寒无法继续念书，甚至难以维系生计的人，不得不离乡游幕，赚取生活开销和考学费用。乾隆时期，被称为“一代名幕”的绍兴师爷汪辉祖就是如此。汪辉祖11岁时，父亲便因病去世，汪家由此深陷穷困。尽管节衣缩食，全家人还是饥一餐饱一顿。到了冬天，日子就更难熬了，因为没有钱，寒冬腊月也只有一件单衣御寒。汪辉祖在17岁时入了县学，接下来如果举业顺利，即使中不了进士，也可以做一个七八品的佐杂官。但为了维持家中生计，汪辉祖不得不入幕为佐。他在后来撰写的《学治续说》中也提到：“仕而进，经也；不获己而思退，权也。”可见，对于汪辉祖来说，入幕只是权宜之计。其后，汪辉祖一边作幕一边科考，直至做了七品县官。像汪辉祖这样以幕养家、以幕养学的人在绍兴比比皆是，成为源源不断的绍兴师爷的来源。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即从顺治至乾隆四年屡兴文字狱。尤其是在处理汪景祺（年羹尧幕僚，在雍正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其作品《西征随笔》被侍郎福敏发现，呈送雍正，谕旨称他“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年羹尧被赐自裁一周后，汪景祺亦被枭首示众）、查嗣庭（江西乡试主考官。因他所出的试题与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止之象”的说法如出一辙，获罪）一案时，突然诏停浙江乡试、会试，一时堵塞了绍兴学子登科入仕的通道。大量学子只得放弃科举，转向学律从幕。如此，幕僚群体日益壮大。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清朝各级官员对幕僚的需求和依赖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政府部门所处理的内外事务越来越繁杂；另一方面在当时的行政制度下，省一级的督抚官事权更加集中，除负责行政、司法屯田、监察权外，还掌提督军务、粮饷、兼理河道、屯田、盐政茶马等，即使比较专门的像布按两司和盐税等官吏，也多职权交错。协助主管官员办事的佐贰官人数少得可怜，大多数官员不得已只好聘用幕友。
为了巩固皇权统治，清朝的统治者授权官员将一些秘密报告直接呈报给皇帝，由皇帝亲拆亲阅，即奏折制度。经过几代皇帝的改革，奏折的使用范围从作为少数人的告密文书变为广大官员都可以使用的正式文书，适用者从中央官员一直扩大到州同知一级。如果官员奏请的事情并非机要，可以容许师爷代笔。在官员向皇帝直接呈递奏折的过程中，皇帝也通过奏折来评价官员的政绩。因而官员对奏折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书写过程中往往借助一个乃至多个幕友的智慧。
除了文官，武官衙门的文书往来常常也需要幕友的帮助。清代的武官文化水平低，不识字者不在少数。福建漳州总兵初有德于雍正七年七月十五所上谢恩折，雍正御批：“览。此奏谢之文系你自作的？幕客代笔的？你识字通文与否？”可见，雍正也知武官多不识字通文，必延请幕友代笔。出身于文化中心的绍兴师爷善于撰文，自然更受青睐。
绍兴师爷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固然与科举制度、封建官僚政治的演化密切相关，其实也与绍兴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绍兴地处江南，其地理特征为“三山六水一分田”，本就不利于农业发展。再加上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等使得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导致绍兴人口急剧增加，人地矛盾加剧。宋朝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已经达到了极限。到清朝，“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长期的耕作，使得土地生产力下降，粮食单位产量逐渐降低，再加上生产工具依旧较为落后，导致生产力并无多大发展，人民生计日渐困窘。为了生存，只能另谋生路，有的外出经营、有的为人作幕。
1946年，周恩来在与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曾提到：“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有大批当师爷的。”1964年他在和侄女的谈话中又提到：“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师爷。”对于绍兴的读书人来说，他们的价值取向很明确。为吏作幕纵然不比为商那般富有钱财，但远比商人高雅。而悠闲高雅的士是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因此绍兴人“多走京师，图为幕宾，为仓物、库房、巡、驿、尉、簿之属，岁以千计”。
绍兴人对乡缘、血缘、师缘等亲缘关系十分看重。绍兴老乡互相提携、推荐，而遍布各地的绍兴会馆也具有“准师爷之乡”的性质。甚至有的会馆还开设了相关的训练班，专门培养师爷。此外，师爷们还互通婚姻，加强彼此的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使得绍兴师爷的势力和影响不断发展壮大。
就这样，在经济、政治、地理、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一个以家庭、乡土为纽带的幕僚群体日渐形成。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声援，相互提携。其他乡籍的师爷也纷纷转投之，以绍兴师爷自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为适应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大员不得不广收幕僚，这为绍兴师爷进一步壮大提供了新机遇。尤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地方大员多方收罗人才，广招幕友，这为绍兴师爷入幕提供了良机，也就出现了绍兴师爷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至此，绍兴师爷在幕僚群体中的地位已无可动摇。
鲁迅：“我们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绍兴人傲岸自尊的丹气”
绍兴师爷能够全国闻名，并不是单靠“拉帮结派”“人多势众”，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鲁迅曾说：“我们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绍兴人傲岸自尊的丹气。”绍兴师爷既以饱学博识、睿智精明、处事周全作为从幕资本，又大多秉性耿介、刚直不阿，虽无正式官职也能做到以天下百姓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徐渭在做胡宗宪师爷的时候，督府威势森严，一般幕客皆“膝语蛇行，不敢举头”，惴惴然唯恐获罪。只有徐渭始终戴敞乌巾，侃侃而谈，旁若无人，“矫节自好，无所顾请”。
身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绍兴师爷许思湄，在其所著的《秋水轩尺牍》一书中，借200多封书信，向后人讲述了绍兴师爷的辛酸、苦痛和公忠用事、勤勉清廉。1788年，许思湄走出绍兴之时已打下了雄厚而扎实的师爷基本功，一般的文书写作早已不在话下，还兼修了刑名之学，幕友冯璞山曾赞扬他“少负才名，群推伟器”。即便拥有一身本领，许思湄的幕府生涯却并不顺利，相反他或许是清朝绍兴师爷中最为清贫潦倒的代表人物。际遇不佳的因素固然有，但谁也不能否认跟他慈祥纯善的秉性有关系，他始终做不到顺水推舟、顺势而为，或者说逢场作戏，所以也只能做小幕僚，始终无缘进入地方督抚大员的幕府。
1856年前后，许思湄死于老家绍兴安昌镇。他一生游幕50余年，可能是绍兴师爷年资最长纪录的保持者。他游幕一生，饱经风霜，但能得享八十多岁高寿，这大约是人生给他作出的一个最好的补偿。
一个更丰厚的补偿是在他去世后，他的著作《秋水轩尺牍》经由冯璞山编辑并在咸丰年间刊刻印行。这部著作一经问世，即在绍兴师爷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师爷文学的代表作品，生前寂寂无名的许思湄因这部《秋水轩尺牍》而成为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品读其“馆不过副席，俸不过百金，内而顾家，外而应世，探我行囊，惟有清风明月耳”这样的灵性文字，更深深折服于其举重若轻的幽默和负重前行的坚韧。
李鸿章的绍兴师爷娄春藩为治理永定河水患，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进行实地考察，终于制定出合适的治水方案，保证了北京城的繁荣与京都百姓的安乐。娄春藩听闻直隶盐商苦于税赋太重，便设法为其宽免，使盐商安心经商。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督署同僚皆闻风而逃，唯娄春藩独留不去，苦撑局面而至事平，幕主为之感动得落泪。
绍兴师爷才智出众、善于言辞，且足智多谋，能为主官排忧解难，创造政绩，谋取官声，带来官运。康熙八年，康熙亲临绍兴祭禹，浙江的巡抚和将军率下属官员陪祭。在行礼时，藩台（承宣布政使，官名）不慎朝冠落地，被将军看到。将军素与藩台不和，便向朝廷参奏。按大清律法，朝冠落地是大不敬，罪责严重，于是吏部下令浙江巡抚查核。巡抚有心保护藩台，又怕得罪将军，左右为难，向绍兴师爷请教两全之法。绍兴师爷代他拟了一份奏折，说“臣位列于前，礼无后顾”，送了上去，官司就不了了之。为什么这短短9个字就能平息一场纷争呢？因为清代在祭祀时是按官阶大小列队的，将军位列藩台之前，应该看不到藩台落帽。如他回首后顾，也是对皇上的不敬。将军当然不敢再坚持说亲眼所见，只好息事宁人。这样既封了将军之口，又保护了藩台，巡抚自己也可以不负责任。
同治年间，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师爷马心田帮他干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设计除掉了大太监安德海。安德海，祖籍直隶青县，10岁入宫，充内廷太监。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因此深得慈禧欢心，成为她身边备受宠信的大红人。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安德海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皇帝和慈禧之间的母子情谊，使得他常被慈禧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忍无可忍的地步。
同治八年（1869年），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清朝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出京了。
6月，安德海进入山东境内，他乘的船上插满龙凤旗帜，船中一片女乐歌舞，所到之处，抖尽威风，刮尽钱财。
丁宝桢早就恨透这狐假虎威的安德海，决心除之，便找来马心田商量对策。马心田思虑良久后，想出了一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之计。所谓“声东击西”，就是先向东太后慈安告密，达到打击西太后慈禧的目的。对“金蝉脱壳”，马心田解释道：“安德海是个红得发紫的人，除掉他自然利国利民。除不掉，我们就会大祸临头。所以大人得用夹单（夹单是非正式奏章，军机处不会登记，无据可查）密禀，即使扳不倒安贼也不会被抓住把柄，可免除后顾之忧。”丁宝桢立即按计行事，将安德海假奉皇命、出京扰民之罪密报东太后。不久，东太后下了密诏，要地方官府将安德海就地查办。丁宝桢抓住时机，当堂捧读东太后懿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以肃宫禁，以儆效尤。”
安德海被除，大快人心。此时马心田又对丁宝桢说：“为除安贼，上次请示东宫，现在表明心迹，倒要向西宫报功了。”当慈禧得知她最宠信的安德海被杀时，险些哭出声来。但她是聪明人，只能强颜为欢，还称赞丁宝桢办了一件好事。慈禧将仇恨都记在东太后身上，全然没有发现背后还有丁宝桢告密一事。丁宝桢因此举在海内名声大震，8年后被擢升为四川总督。
这两则事例说明了绍兴师爷的足智多谋、忠心为主，而雍正时期邬思道为河南巡抚田文镜上奏折的故事更彰显了绍兴师爷的胆识和价值。
邬思道，一作斯道，字玉露。自幼好读书，科举未中，受聘于河南巡抚田文镜。邬思道一入府便替田文镜承办了一件棘手的案件，案子上报北京刑部顺利通过，不像以往屡遭批驳。因办事妥帖，邬思道渐渐取得田文镜的信任。
有一天，邬思道问田文镜：“大人是要当有名的督抚呢，还是当平常的官员？”田文镜回答：“当然要当有名的督抚。”邬思道说：“那就请大人放手让我行事，不要干涉。”田文镜问他要做什么，邬思道说将起草一份奏折。田文镜出于对邬思道的信任，没有问其内容。奏折上去，受到雍正重视，田文镜才知道这份奏折是参劾权倾一时的吏部尚书、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的隆科多，大大地捏了一把汗。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康熙驾崩后，由他宣读遗诏，扶持雍正登上皇位。但隆科多恃权不法，傲恣日盛，遭到雍正的忌恨，极想除掉他，只是苦于“中外大臣无敢言其罪”。邬思道窥测到了雍正这层心思，才大胆为田文镜上奏折，正迎合了雍正的心意。这件事的结果是隆科多获罪，田文镜受到重用，邬思道也因此出了名。据野史记载，雍正本人对邬思道十分欣赏，甚至在田文镜问候皇上的奏章上亲笔写下了“朕安，邬先生安否？”
真正使得绍兴师爷在官场上大受欢迎的还要数他们精通衙务的特点。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各级衙门的事务繁多，师爷的分工趋细，要求也更高，没有一番真功夫是难以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中立足的。绍兴师爷在完成孔孟之学的基础上，或兼修刑名之学，或兼修钱谷、征比之学，作为自己入幕的敲门砖，也是他们脱离基础文书工作，跻身更高级师爷之列的必修课。
乾隆年间的绍兴师爷汪辉祖，为幕34年，以善断疑案著称，足迹遍布江浙两省18个州县衙门。汪辉祖从小就熟读经史，17岁考中秀才，后转学师爷，专习刑名。他断案依据律法，注重证据，审理精严，定谳审慎，一生经办了无数案件，极少出现差错。他声望极高，同行和地方官员遇有疑难案件，纷纷向他请教。
乾隆中期，东南沿海各省发现了很多宽永钱。清廷怀疑有人私铸货币，下令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严查。由于地方官员无人知晓这种钱的来历，尹继善决定聘请见多识广的汪辉祖办理此案。汪辉祖引经据典，查出此钱系日本钱币，由商船带入，并非民间私铸。地方官据此上奏，从而使一场大祸烟消云散，汪辉祖也因此名声大振。
乾隆四十七年，浙江新城县发生一起寡妇叶氏被逼改嫁而自杀的命案。叶氏先后嫁过两个男人，后夫姓孙，死后留有田产。叶氏雇秦姓男子耕种，有人说她的闲话。后夫侄子孙乐嘉听到，担心影响孙家名声，要叶氏辞退姓秦的雇工。叶氏虽然答应却不行动。孙乐嘉又奉族长之命，去劝叶氏改嫁。不料叶氏立即叫姓秦的雇工代她去县衙告状，说孙氏族人逼她改嫁。逼迫寡妇改嫁，在当时属于严重违法。县里派人调查，惊动乡里，姓秦的雇工突然失踪，叶氏投缳自尽。新城知县勘验现场，认定孙乐嘉“威逼尊长自尽”，拟判徒刑。上报到浙江省按察使。按察使认为，孙氏族人尚有意图谋财之罪，改判孙氏族长绞刑，孙乐嘉流放。案子送到巡抚那里，巡抚觉得案情复杂，下令湖州府同知唐若瀛再审。唐若瀛与幕宾一时不知如何办好，遂请教汪辉祖。
汪辉祖细读案卷后，对唐若瀛说，此案另有隐情，不宜苛治。逼迫寡妇改嫁违法的前提是寡妇自愿守寡。据现场勘查记录所说，叶氏死时身穿红衣绿裙，绣袜花裤，脸上施有脂粉，不像个守寡的样子。她与前夫结婚十七年，前夫死后没有守寡。与后夫结婚才一年，却要坚持守寡，也不合情理。汪辉祖又说，叶氏的居室与雇工居室仅以木板区隔，有通道而无门，如居一室。此案只要找到姓秦的雇工，就不难厘清。唐若瀛依言，缉捕秦姓雇工到案，一经审理，秦姓雇工即坦承自己与叶氏有奸情，听说孙氏族人要叶氏改嫁，起先想以打官司恐吓对方，后见事情闹大，害怕事泄，赶紧逃逸，不料叶氏因此自杀。案情终于大白，唐若瀛及其幕宾对汪辉祖佩服得五体投地。
“想要当好一名师爷，尤其是大师爷、名师爷，不仅要术业有专攻，更要掌握全面的知识。习幕之道，俗称幕学，一般应有3至5年的功夫。清代幕学的教科书几乎全出于绍兴名师爷之手，如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及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王阴庭的《办案要略》《刑钱必备》等书。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更细化的刑名、河工、盐务、商业等，一个好师爷都要有所涉及，并能有自己独到的认知和判断，以在关键时候参与决策，提供建议。除此之外，人情世故不可不懂，要善于应酬，学会处理各种案子和官场中的各种关系。乾隆年间著名绍兴师爷龚未斋总结他一生为幕的经验时说：为幕亦须胸存经济，通达时务，庶笔有文藻，更须天生美才，善于酬应，妙于论言。”
近代政要身边不乏绍兴师爷的身影
清朝末年，因清政府推行“变法”“新政”，绍兴师爷逐渐失势。1902年至1906年间，清朝政府整顿官僚政制，相继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削减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此举大大弱化了绍兴师爷的影响与势力。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此后，办学堂与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与各地海外留学生，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使绍兴师爷刑名、钱谷两大优势丧失，逐渐取代了绍兴师爷，从而取得了政坛优势。但是，纵观中国近代政要身边的幕僚，仍不乏绍兴师爷的身影。
晚清名臣张之洞很会网罗人才，其幕府人才济济，全盛时期多达二三百人，其中就有多位绍兴籍的幕僚。比如，一位叫罗振玉的绍兴师爷与张之洞关系颇为密切，深得重用。
罗振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罗振玉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保皇派”，晚年为了复辟帝制，甚至不惜充当汉奸，帮助日本人筹建“满洲国”，因而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但罗振玉一生对中国文化学术是颇有贡献的，史学界在谈到“甲骨学”成就时，往往会提出“甲骨四堂”，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其中又以罗雪堂起步最早，功不可没。
张之洞对罗振玉的赏识，始自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当时张之洞正在湖北讲求农政、兴农学，他认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当他读到罗振玉办的《农学报》之后，认为该报对学习外国、改良农业很有作用，马上通饬各道、府、州、县购阅，规定除官员教谕必读外还广泛分发给各界人士阅读。此举使罗振玉大受鼓舞，两人的关系开始亲近起来。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严令禁止召开学会，并查封大量报馆，《农学报》虽幸免于难，但也受到牵连，报纸经费捉襟见肘。为使罗振玉摆脱困境，张之洞下令另起炉灶，创办湖北《农务报》，任命罗振玉主持办报，直接受制于总督府，所需经费由两湖承担。这是罗振玉加入张之洞幕府的前奏。
1899年，张之洞正式邀请罗振玉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1900年，罗振玉到武汉上任，当时学堂风气败坏，办学困难重重。为彻底改变农务学堂的面貌，罗振玉向张之洞提出了裁汰不合格译员、招聘有真才实学之人、开除劣等学生、拨出土地做实验农场等建议，得到张之洞的大力赞同与支持。1911年，张之洞又委派罗振玉率团考察日本，并在生活等方面给他十分优厚的待遇，发给他的薪金多达数千元。
张之洞在仕途上也对罗振玉多有关照，示意湖南巡抚陈宝箴向朝廷举荐罗振玉，还与多位一、二品大臣联名向朝廷保荐，可见张之洞对罗振玉的厚爱。1906年，罗振玉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次年，张之洞奉调进京，兼管学部，昔日的主宾关系成为上下级关系，由于两人的密切配合，在保存内阁大库明清史料方面立了大功。
民国时期，绍兴人邵元冲曾做过中国一号人物孙中山的幕僚。
邵元冲，本名骥，字翼如，祖籍绍兴漓渚下岭。自小聪敏过人，10岁能写文章，13岁中秀才。1906年邵元冲进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考取法官，任江苏镇江地方审判厅庭长。1911年赴日本，与孙中山朝夕相处，共谋事业。辛亥革命爆发后，邵元冲回到上海，任《民国新闻》总编辑。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凶犯应桂馨躲入租界，邵元冲据理与租界当局力争，终于将应犯引渡归案。“二次革命”时，邵元冲受孙中山派遣，赴日参与肇和兵舰起义，后北上到胶东助居正策划讨伐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警备司令，又于次年率中华革命军攻克山东潍县。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务。1919年冬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肄业。后奉孙中山之托，考察了海外党务，周游美、英、法、意、德等国。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邵元冲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邵元冲与汪精卫、戴季陶等均在其身边，是其遗嘱的见证人之一。
为完成孙中山未竟之志，邵元冲多次发表演讲，并作《总理学记》《辛亥革命之意义》等文章，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他还利用报纸杂志、演讲、摄影等宣传工具和形式宣传“三民主义”，宣传爱国思想，批判卖国贼，赞美祖国河山，促进经济建设，唤起民众觉醒。在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中，邵元冲不遗余力，修订黄埔军校讲义、讨论军校校歌，特别是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后，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部工作办法，并亲自任课，主讲中外革命史。
从孙中山幕僚走到国民党上层核心人物，邵元冲自始至终都与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当看到日寇陆续入关侵犯中国时，邵元冲写道：“寇日深，中枢再不决杀贼，民必尽去，亡无日矣。”“党史会上，老者昏庸，少者腐化，奄奄度日，一事无成。”1934年，蒋介石对新闻事业及记者进行了严格的制裁，下令《时事新报》及北平《晨报》停止邮递。邵元冲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说这“从法理系统手续而言，全无是处”，并电蒋介石“关于彼近来处置各新闻事，劝其务崇宽大”，指出“对舆论抑制太过，殊虑异日之反攻也”。邵元冲愤而辞去了宣传会主任一职，蒋介石先派陈立夫，后由他本人直接出面挽留，邵元冲坚辞不留，并草书“此时佞臣国贼方群以媚倭为护符，余实不能作应声之虫，得自洁于浊流”。
邵元冲还与汪精卫作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元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讨论对日外交方针时，汪精卫主张“谋中日之亲善”，邵元冲当场指出：“一不自慎，即足为日寇予我以重重束缚而不易振拔。”在政治会议上，汪精卫提出对日本表示和缓原则，邵元冲批驳道：“日寇迫胁之行动必仍变本加厉”，这样做“民间之疑虑及对政府之反感”必加增；在中央常委会上，汪精卫“主张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日寇侵略中国之史实，完全删去”，邵元冲痛陈不可，坚持“教育工作应用民族精神训育”。在邵元冲身上，体现了绍兴师爷自古以来忧国忧民的群体特性。
军阀阎锡山身边也有一位绍兴师爷。1928年，蒋介石委任阎锡山（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晋、冀、察、绥4个省区及平、津两市，统归阎锡山统治。突然之间负责这么多的地区，阎锡山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治理，他不得不召集大量幕僚辅助自己的工作。一位绍兴籍的幕僚在此时被他调至身边，他就是俞家骥。
俞家骥，字涵青，清光绪三年（1877年）出生于绍兴。他幼年就读于家塾，勤奋好学，国学底子十分深厚。成年后，俞家骥负笈京师，入国子监求学，成绩优秀。后来，他被分派到山西垦务总局去任文案兼提调。
进入民国以后，俞家骥开始得到重用，先后出任过山西省阳曲、榆次、临晋、大同等县的知事。所到之处，政绩斐然。1925年，他被提升为雁门道道尹。其时，阎锡山为了宣扬自己的政绩，筹划编纂《山西省政务全书》，听说俞家骥文笔很好，就在1927年调他去担任全书的总编纂。俞家骥的才干很快就得到阎锡山的赏识，不久被调到北平。俞家骥成为阎锡山的亲信幕僚，主要为阎锡山处理来往信件。阎锡山对他很信任，凡阎锡山不在北平时，所有公文来往，俞家骥都可代替拆复。据俞家骥的亲戚回忆，俞家骥在北平的住房很大，一家子占有80多间房子，是原来清朝王爷的住宅。俞家骥出门时有专车，车号为002号，当时参谋长职位的车号只能排到003号，足以看出阎锡山对俞家骥的重视和喜爱。
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在北平起义时，有一位绍兴人在这次起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就是当时任华北“剿总”顾问的曾又馨。
曾又馨，原名厚载，字纯甫，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生于绍兴。他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6岁时随父亲到山西代县。中学毕业后，他执意要学习法律，1917年毕业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时年22岁。他学了法律，却没有去当法官，而是投笔从戎，到晋北骑兵第2团去当书记官，一当就是10年。
1927年，曾又馨离开山西到天津，做了天津警察厅的秘书。当时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见曾又馨头脑灵活，文笔很好，就于第2年委任其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秘书。从此曾又馨开始长期作为傅作义的幕僚，为之出谋划策。抗日战争爆发后，傅作义先后担任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第八战区司令部长官，奋勇抗战，曾又馨都以秘书的身份在他身边辅佐。
1948年10月，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进驻北平，曾又馨被调任为“剿总”顾问。其时，北平实际上已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许多被派到北平的共产党员和城里的地下工作者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心理攻势。傅作义周围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曾又馨在内，纷纷跟共产党接触，商讨起义投降。最后，曾又馨以顾问的身份和其他人向傅作义进言，认为起义是唯一出路，别的道路都已走不通。受曾又馨影响，傅作义于1949年1月宣布率部起义，北平获得了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曾又馨离开军队，于1952年11月被中央人民政府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80年去世。
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师爷这一职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绍兴师爷留下的历史传奇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历久弥新。
（参考资料：《许思湄：一个绍兴师爷的幕僚生涯》《看历史》2018年第8期、《雍正时期“绍兴师爷”群体兴盛原因探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3期、《能人辈出的“绍兴师爷”》《文化交流》2009年第8期、《浅论绍兴师爷》《文史教育》2018年第8期、《近现代政要身边的绍兴师爷》《文史精华》2006年第3期等；作者：庞惊涛、李璐、马佩沄、徐嘉伟、何信恩等。）
链接 汪景祺：投机者的悲惨下场
因为一封溜须拍马的自荐信成为年羹尧的幕僚，又因为一篇劝谰的文章被雍正皇帝砍了脑袋。汪景祺短短的幕僚生涯，可谓成也投机败也投机。
雍正四年（1726年）的一天，北京城菜市口的城楼上，突然悬挂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城墙张贴的告示说明，这人头是汪景祺的，他是刚刚被雍正赐死的年羹尧手下的一名幕僚。这颗人头在城楼上一挂就是10年。
直到乾隆元年（1736年），左都御史孙国玺大胆向新皇帝上书，这颗高悬了10年之久的头颅，才被取下掩埋。
一个普普通通的幕僚，为何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呢？
汪景祺，原名日祺，出生在钱塘（今浙江杭州）一个书香门第。汪景祺从小聪明伶俐，才华过人，但成年之后却未取得多大成就。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无功而返。
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3年），已经42岁的他才中了举人。但不幸的是他再也没有跨过会试这一关。
雍正二年（1723年），汪景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无奈之下，他从京城千里迢迢前往西安，投奔昔日同窗好友、时任陕西布政使的胡期恒。
此时的胡期恒，已经成为川陕总督年羹尧手下的红人。对于这位找上门来的旧友，他并没有表示多大的热情，只是安排汪景祺暂时住下，没有给予什么职务。
心气甚高的汪景祺哪受得了这般窝囊气？百无聊赖之际，他在一份清王朝发布的邸报中看到两则消息：一是雍正给年羹尧加封太保、一等公的谕令；二是批准年羹尧呈报的晋升官员的名单。
汪景祺不禁眼前一亮：当下朝廷，最受皇帝宠幸的，莫过于这位年大将军。如若攀上这棵大树，还愁没有官做？
于是汪景祺连夜给年羹尧写下了题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的自荐信。在信中，汪景祺对年羹尧极尽献媚，夸奖年羹尧“用兵如神”“立不世之奇勋”。到了最后，汪景祺才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投奔到年羹尧门下，为他效劳。
第二天一早，汪景祺把这封信投送到川陕总督衙门。不多久，从前线回来的年羹尧看到了汪景祺的信，觉得非常受用，立即让胡期恒将汪景祺送到衙门。自此，汪景祺成为年羹尧帐下一名幕僚。
年羹尧门下幕僚成百上千，汪景祺投靠之后，也只是在军营中从事文秘工作。汪景祺不甘寂寞，当他洞察到雍正对年羹尧放任大权，一种巨大的危机正悄然向年羹尧扑来之后，他又给年羹尧写了一篇名为《功臣不可为》的文章，来给年羹尧提醒。
汪景祺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在汪景祺成为年羹尧幕僚不到2年以后，雍正一纸谕令，年羹尧被罢官削爵，贬为庶民。雍正四年（1726年），年羹尧被雍正以一条白绫赐死。
随后，雍正派大臣富察·福敏负责对年羹尧的府邸进行查抄。在林林总总的物品中，负责查抄的人发现了《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功臣不可为》两篇文章，署名是汪景祺。下属赶紧呈报给福敏。看到这个名字，福敏就有些生气了。原来，在此之前，福敏读过汪景祺的奇文《遂宁人品》。
汪景祺成为年羹尧幕僚1年后，张鹏翮（四川遂宁人，是康熙、雍正王朝的股肱之臣，被称为“遂宁相国”）去世。张鹏翮为官清廉，不避权贵。然而，汪景祺却对张鹏翮充满了仇恨。原来，汪景祺两度参加会试，主考官都是张鹏翮。汪景祺认为，自己的落第，是张鹏翮从中故意为难。于是，他写就《遂宁人品》一文，把张鹏翮描绘成一个“刻薄寡恩、顽钝无耻”之人。这文章传到京城后，引起了人们的公愤。
本来就厌恶汪景祺的福敏，在看了文章之后，吓了一跳，赶紧将其呈报给雍正。雍正读到后，勃然大怒，以“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为名，命将汪景祺枭首示众。汪景祺因为投机取巧，最终丢了性命。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汪景祺：投机者的悲惨下场》《看历史》2018年第8期；作者：贾登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