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最神秘的政坛人群 中国幕僚传奇》：中国幕僚史

中华数千年政坛宦海，其正面出场人物背后无不拥有数人甚至数百人者隶于麾下，为幕主的各种事情理清思路，擘划献策，通谓之幕僚。

帝王将相有谋臣策士，州县官吏有师爷西宾。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决定幕主各类事务之生死成败，得其益者可独步青云，诸事顺遂；受其害者可亡事偾事，毁灭事业。

幕僚阴影，徜徉游走于历史滚滚潮流中。若推衍幕僚谋士之声华，明文具载，当始于春秋战国之际，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翻覆捭阖，既成就国君霸业，复博取个人利禄。此后各朝各代，皆有其人，为士人一大出路，而当兴乱纷扰之际，其人尤显活跃。

有清一代，幕士鼎兴，名幕迭出，有的几成专业，故世有“绍兴师爷”之说。民国以来，世事纷扰，各类幕僚群起鼓噪。他们隐身于帷幕之后，都足以影响时局。

古今中外优秀的领导者对于幕僚、智囊非常重视。幕僚、智囊要格外注重自身修养，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做事果敢，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徐树铮之被杀，杨宇霆之被害，足以说明这一点，真可谓“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则足以杀其躯”。汪精卫追随孙中山时，就连其异母兄弟也对人说：“乱中国者，必是人也。”

鉴往知来，对于这个独特团体的考察无异于一堂生动的历史课。（摘自《民国政治漩涡中的幕僚》《不懂幕僚就不懂民国》）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在舞台中央，隐身帷幕之后，却影响着时局以及更多人的命运；他们虽然不在封建官僚体系内，得不到书面肯定承认，却能全面参与决策；他们的出现和消亡，都算不上轰轰烈烈，但史书上还是留下了他们诡谲多变的身影。

从先秦的士，到晚清的师爷，他们的称谓虽然一直在发生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时代和政局赋予他们的使命。从中央到地方，他们的身影几乎贯穿了整个官僚体系，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存在，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也决定着一方民众的温饱饥寒与生死祸福。循着远去的王朝，我们看到了他们模糊的背影，也看到了他们最后留下的称谓：幕僚。

责任编辑/黄梦怡

幕僚的兴亡

将“幕僚”二字拆开，“幕”，一义帷幕，古代战争中将帅的办公之所，因是临时性而非固定的官所，所以更像是军队首长的临时作战帐篷。在这个帷幕里管理大小军政事务的人，被称为“幕人”。《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云：“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凡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绶。”这应该就是“幕僚”的雏形，他们最初是服务于军队将帅的，参与朝觐、朝会、军旅、田役和祭祀等事务，身份非常特殊。

《说文解字》指“僚”通“劳”，故“僚者，劳也”。又云：“劳，剧也，从力荧省，焱火烧，用力者劳。”可见“僚”是苦命人、干活的人。所以将“幕僚”合并来看，他们虽然身份特殊，参与军政事务，但到底是苦命的干活人，而不是指挥者和享乐者。

这样的定位决定了他们的地位。作为幕主个人的政治工具，他们的私有属性虽然因应于专制的统治而看起来高度和谐统一，但由于幕僚服从于幕主意志而使其行为可以不受制度甚至法律制约。

养士之风的盛行，可看成幕僚在先秦的雏形。而士这个庞大的群体，只是服务于战国群雄的，有浓厚的私有和专制色彩。到了秦汉时期，这种养士之风演变成为“辟署制”，即地方长官有权配置自己的僚属。这种由朝廷给地方大员的特殊用人制度，可以看成幕府制最初的雏形。

如果说战国和先秦、两汉是幕府制的形成期，那么，三国时期就一定是幕僚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内，幕僚被尊为谋士——在士的前面有了谋划这个具体的动作。曹魏政权的荀彧、郭嘉，孙吴政权的周瑜、鲁肃，刘蜀政权的诸葛亮、庞统，都是此间最为杰出的谋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幕僚多为文学侍从。“侍从”这个词出现得比较早，在汉朝就有了侍从官，而且继承使用的时间也比较长。蒋介石在1926年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以后，身边就有了侍从副官，并设置了侍从室，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和“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下面还有侍一处、侍二处、侍三处等机构，足见蒋介石对皇权的崇尚和迷信。

也是在这个时期，对应于幕主，幕僚被称为幕宾，也称入幕之宾。在官方的记录里，军师、参军、长史、司马都是幕宾。能够进入幕主的内帷，足见幕僚的心腹地位。

文人入幕在唐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士子以入幕作为入仕的途径，看起来，推官、巡官、司马这些官职虽然是虚衔，但因为可以作为转为正式官员的凭据而受到文人们的看重。白居易说：“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可谓文人入幕的真实写照。人们熟知的诗人王维、李白、岑参、杜甫、李商隐，都有入幕的经历。

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开府造成中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宋太祖赵匡胤改革前代幕僚制度，将幕僚的聘用方式由唐朝的自辟制改为中央任命制，并限定了员额，削弱其地位，明确其职能。举凡记室、参谋等幕僚职位，皆由中央委派，不再由地方官私聘。因此，宋朝的幕僚，进入到了正官系统。

师爷是明清时期幕僚的专称。“爷”字的使用，虽然不完全是对其地位的肯定，却是幕僚在这两个朝代受到官方和民间尊重的最好证明。“绍兴师爷”群体在晚明形成，在清代形成口碑，并最终成为幕僚在清代的代名词。同时，这个时期兴起了幕学，即从事幕僚的人，要通过专业的幕学，学习当师爷的职业技能。幕学当然不外三个大的系统，一是师爷之法，二是师爷之道，三是师爷之学养。按照需要，师爷也细分为刑名、钱谷、书记和挂号等类型。

刑名是吏治之重，是民命所系。俗语道：“衙门后宅一杯茶，白纸折扇手中拿。黄铜烟袋呼呼响，刀笔断案全靠他。”这就是对刑名师爷的生动描述。刑名师爷是辅佐州县官吏从事诉讼活动的幕后法官，所管内容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乃至狱政事务。基层社会纷繁复杂的案件、词讼，几乎都需要刑名师爷来仲裁。

钱谷是民生之要，是国脉所系。钱谷师爷，又称钱粮或金谷。尽管清代的赋税征银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总体上看，赋税征收还是钱、粮两种形式。州县的赋税征收复杂多样，钱谷师爷在每年赋税征收完毕后要向督抚衙门汇报奏销册。对于钱谷师爷来讲，钱谷赋税的事务只是核心工作，其在实际工作中所承担的州县事务，远在课敛钱谷之外，甚至还包括强占田地、争房索债等民事诉讼的调停和俸工兵饷、河工碎修、常恤贫人等公共事务的办理。

书记，又称书启或书禀，其主要工作在于为州县官书写信函和起草公文，办理一切事上接下、交际应酬、通候往来的文书。书记一职“大要在识时务，再看主人之地位与其性情，设身处地，投人所向”。该职最为清苦，但为“公门中第一流人物”。

挂号，又称号件，是州县之中从事公文管理的师爷，负责登记、汇总、归档、分发所有出入州县衙门的公文、书札，制作表册，并监督审查、催促办理，以防公事逾限。作为“百事之条目”，挂号是一个似易而实难，似轻而实重的职务。

除了以上几种类型的幕僚外，州县官还会酌量事务之繁简而增减其人。政务相对繁杂的州县，选择增设相关的幕僚，以辅助政务；政务相对简单的州县，幕僚之间兼理政务的情形也很多，甚至只需一个幕僚佐理政务。需要明确的是，在州县之内，到底是一幕兼数事还是一事需数幕，除了与政务繁简有关外，与幕僚对幕务的熟练程度等也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军阀幕僚虽是幕僚演进史中的余绪，但为军人服务，倒也算是幕职的回归。对应幕僚诞生的初义，一头一尾，历史回环，幕僚的兴、起与消失，正是远去王朝的另一种背影。

“神州第一幕府”

说到幕府，就不能不提曾国藩幕府，它是19世纪中叶，在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相对抗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因其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而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

《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人物，有名有姓者多达3110多人。跟他有过或深或浅关系的亲友同僚，《曾国藩通鉴》中可以梳理出425人。其中，有200多人在不同时期经常出入他的湘军大营或两江总督府。

因为剿灭太平军的需要，晚清组建了体制外的湘军，导致中央权力下移。督抚权力扩张，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募勇、筹饷、办粮台、办盐务、劝捐、征厘、办案、报销（将军中历年开支编造成册，呈报清政府审批），加上洋务兴起后办书局、制造军械等，人才需求随之增加。据说，每有投效者上门，曾国藩先发少量薪资让他安顿下来，然后会面，察其言观其色：有胆识血性的派去领兵打仗，胆小谨慎的分派筹办粮饷，文才好的办理文案，学问渊博的校勘书籍。个别人身兼、历任数职。

在选湘军将领时，曾国藩的原则是：功名心急迫的人不用，官气重的人不用，口若悬河的人他也不喜欢；理想人选是农民出身，祖父、父亲都是种田人；谢绝侠客，因为那些人容易“坏律”。

作为一个“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文人，曾国藩身边汇拢了当时的名儒宿学，如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汇聚了各路才俊，如忠义局的陈艾、方宗诚、汪翰；编书局的莫友芝、汪士铎、李善兰、张文虎、刘寿曾等。还有秘书处的多位智囊：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

审案局是紧随秘书处之后设立的幕府机构。如长沙审案局的刘建德、厉云官等人是最早的一批，“曾剃头”（曾国藩在长沙开审案局，因杀了太多土匪而得的外号，后来他一手操练的湘军专门镇压太平军和其他农民起义军。“曾剃头”的绰号更深入人心）绰号的得来，有他们一半功劳。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协助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的主要有张丞实、李兴锐、庞际云、孙长绂、吴汝纶等人。

曾氏幕府，实际上涵盖了一个小型政府的职能部门。曾国藩本人是最高领导兼“组织部长”，任用提拔、弃用参劾，他说了算。如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患难与共，像家人一样，曾国藩对李元度有“六不能忘”之说，包括李元度曾经3次救了他的命。但李元度触犯曾国藩大忌“失诚”，而且改换门庭投的是敌对方幕府，多年私谊转成私怨，遭曾国藩两度参劾。

智囊也是谋士，须通晓政务，文才优长，尤擅草拟奏章，他们是离曾国藩最近的人。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幕府里聚有后世所谓“文学四弟子”的张裕钊、吴汝伦、黎庶昌、薛福成，都为他代拟过奏折。而同治元年李鸿章凭一道《参翁同书片》参倒帝师（翁同龢，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家人，这道奏折一时间成为大小幕府争相传抄之物。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当他犹豫不决时，如果不是幕僚的推动，他是很难下定决心向前迈进的。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派遣留美学生这类洋务事宜，主要是接受容闳的建议，跟丁日昌、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商量后决定的。他后来吸纳的“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的徐寿、对格物致知之学格外有兴趣的华衡芳、在伦敦布道会上海分站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助手的数学家李善兰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一批人。

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以及后来和上海同文馆合并等等，又为他带来徐建寅、吴家廉、龚芸棠、吴大廷、冯焌光、李兴锐、陈兰彬以及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国幕僚。

幕僚也对曾国藩有一种行为上、政绩上的监督。治军闲暇时，曾国藩喜欢跟宾朋下棋，王家璧切谏他“惜精神”，集中精力安内靖外，曾国藩听了为之动容，从此收敛。

更严格的监督来自左宗棠。左宗棠的个性，恰好与曾国藩相反。二人交往几十年，数次失和。曾国藩病逝，左宗棠闻讣“甚悲之”，“致币百金”为其料理后事。在给儿子左孝威的信中，左宗棠说：“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竞势也。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

另一种影响

从积极方面讲，官幕相劝，幕僚能够为主官排忧解难，创造政绩，带来官运，随之而来的是，幕僚成长为名幕，官员擢升为大吏，形成良性循环；从消极方面讲，中央王朝对地方的失控，幕僚的擅权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越来越弱，留下难以深入的空白，导致地方势力的膨胀，而幕僚从中掌控权力，操纵地方政治。事实也证明，私人势力介入地方权力，其职业道德的约束若经不住利益和权力的诱惑，收受贿赂、私通消息、暗通关节、循私枉法，势必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

随着曾国藩登上当时汉人官员所能达到的权力顶峰，幕僚中也有野心勃勃之人。有两则幕僚劝进（劝曾国藩称帝）的史料：一是彭玉麟（水师统帅）递纸条：“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据说曾国藩看罢连骂两声“放肆放肆”，将纸条吞了下去；二是王闿运（顾命大臣肃顺幕僚）的游说，王闿运一生致力于“帝王学”，曾在肃顺家中教书，肃顺被慈禧杀后，改入曾府。当他言明此意，曾国藩一语不发，手蘸茶水在桌上写字，后借口走开。王闿运走过去一看，满桌都是“妄”字。

师爷虽说能为幕主出谋划策、打理事务，但由于其职业特性及宾主间的私人庇荫关系，若想维持一个高质量的智囊团，官员往往要投入高成本，甚至冒巨大风险，透支自己的政治资本。

1861年11月12日夜，闲居湖南老家的翰林郭嵩焘，满怀复杂心情，缓缓展开纸卷，提笔蘸墨，在其日记里写下如下文字：

门丁之舞弊，人皆知之；幕友之舞弊甚于门丁，人不知也。天下之乱，原在讼狱，定首乱之罪，惟幕友当之。

郭嵩焘对幕友职业之抨击，绝非泛泛而论，实则有感而发。须知，4天前，肃顺刚被处死。而郭嵩焘曾一度与肃顺走得很近，短暂跻身“高官大秘”之列。故在郭嵩焘看来，肃顺之败，恐与其幕僚们大有干系。

身为当时权倾朝野的重臣，肃顺“轻满员”，唯独“雅重汉人名流”，故“一时名士，咸从之游”。其周边围绕着一干汉族“大秘”，时人将核心成员称为“肃门六子”。这6位师爷分别是曹毓英、李寿蓉、尹耕云、郭嵩焘、王闿运和高心夔。曹毓英乃肃顺朝中耳目；李寿蓉是财政专家；尹耕云为军事顾问；郭嵩焘是肃顺的经济智囊兼湘军联络员；湖湘狂士王闿运堪称肃顺的头号文字秘书；高心夔除了文才，活动能力亦是一流。此6人各有专长，各司其职，又能联手办大事，一道组成了肃顺的智囊团。

清代绍兴师爷之集大成者汪辉祖曾将幕僚的职业道德概括为六个字：“慎交”“自立”“择人”。说得通俗点，即社交活动要慎重，做人做事有原则，宾主关系当适度，毕竟“幕之为道，佐人而非自为，境同篱寄，无论所处何地，等是鸡鹜为伍”。不过往往知易行难，师爷们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就如同吸毒成瘾，拼命攥住不放，终致跌入深渊。故名利场中，历来沉醉者多，而勘破此迷障之清醒者，终归少数。“肃门六子”之亲身经历便印证了这一道理。

李寿蓉负责核对户部一案账目，公事之余，却知法犯法，徇私贪墨。当时朝廷银库规定只收银号银元，而京城银号普遍存银不足，店主只得上交大钱（清咸丰年间所铸造的劣质铜铁货币）抵偿，按例户部当一概不收，李寿蓉却利用职权之便，收取银号老板好处，将大钱归入银库。很快东窗事发，为了避嫌，肃顺挥泪斩马谡，亲自奏劾李寿蓉，将之押入大牢。

尹耕云的日子也不好过。郭嵩焘评价尹耕云为“能于背后痛发其隐私，自以为有节义声名，而吾辈终不敢信其心”。可见，在郭嵩焘看来，尹耕云不仅口德不佳，还颇有点好为大言、以邀时誉的毛病。这种伎俩，偶一为之尚可，经常施展难保不翻船。1858年，英军逼近天津，尹耕云连续上书九封，力主抗战，甚至与郑亲王端华在朝堂争得面红耳赤。尹耕云本想借此塑造刚直清流的形象，孰料引起权贵极大反感，迅即被革职遣返。

王闿运与郭嵩焘虽都是湖南人，却脾性迥异：王闿运张狂，郭嵩焘内敛，王闿运极端，郭嵩焘中庸。如此差异，一起共事，难免发生摩擦。王闿运极力主张严刑峻法整治衰世，肃顺采用苛政猛法四处“打老虎”，就与王闿运的出谋划策紧密相关。换言之，王闿运乃肃顺施政方针的理论设计师。郭嵩焘一直对王闿运的这套帝王南面之术持保留态度。一次，郭嵩焘赴山东巡视吏治，回京后的工作汇报中，认定该省风气不错，无严重腐败渎职现象。王闿运得知后，则在肃顺面前指责郭嵩焘山东一行既没有挖出“老虎”，也没有拍到“苍蝇”，简直是“公款旅游”。这让郭嵩焘忍无可忍，加之其对肃顺“操切之政”“颟顸之失”久怀不满，于是辞职回乡休养。正当王闿运自诩遇到明主，可大展拳脚之际，其友严正基手书一份，借唐代“永贞革新”之掌故劝道：“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王闿运幡然醒悟，找个借口，溜之大吉，任凭肃顺在暴政不归路上愈走愈远，袖手不理。

对于门下的师爷，肃顺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模式：“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也就是说，先让师爷考取进士，再将其安插于中央部委挂职锻炼几年，最后外放地方，成封疆大吏，从而延拓己之势力范围。在肃顺心中，最符合自己模式的师爷，唯有高心夔。为了让高心夔早日发迹，肃顺甚至不惜在科场舞弊。庚申年大考，肃顺正好奉命为殿试收卷大臣，因担心有人水平超过高心夔，决定从中做些手脚。按照肃顺的了解，高心夔平时才思敏捷，乃有名的文章“快手”。临考之际，肃顺突然下令缩短考试时间，“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孰料当日高心夔突然手腕酸痛，书写缓慢，“闻催促，乃草缮成”，发挥大失水准。有野史载，当拿到首张所交试卷时，肃顺“视其名，钟骏声也。通篇七页半，无一补缀”，肃顺感觉此人乃高心夔之劲敌，马上将试卷偷偷塞进自己的靴子里。等忙完公务，肃顺“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此卷必定是肃顺看重的人选，便投其所好，“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肃顺见势不妙，“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只得列于四等。等到了朝考，早早通过肃顺拿到考题的高心夔，再度失常，“又以出韵置末等”，落得个候补吴县知县的闲缺。王闿运后来戏谑道：“平生两四等，该死十三元。”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肃顺科考徇私一事，很快传遍京城内外，朝野上下对这位权臣愈发失望。肃顺的昏招可谓招致众怒。

幕主最不愿遇到的，便是师爷卖主，背后捅刀。清代另一位著名师爷龚萼认为“幕道”精髓在于：“为幕而贫，清且贵也；幕而富，浊且贱也。良田美宅、肥马轻裘，仅只快于一时，必致贻祸于没世。”然而那些师爷投靠高官，有几人不是为了良田美宅、家财万贯，有几人不为谋取肥马轻裘、高官显爵？功利面前，大多数人宁愿抛弃操守，图快活于一时。

曹毓英狠狠摆了肃顺一道，正是受利益之驱使。民初掌故名家沃丘仲子曾说曹毓英是“公孙弘之流，而无其经术，倾险则过之矣”。可见，曹毓英乃典型不学有术之政客。起初他依附于肃顺，便是希望大树底下好乘凉。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北逃热河后，曹毓英隐隐感觉肃顺集团与恭亲王奕訢集团渐成水火，于是有意调和。一日，肃顺向曹毓英咨询如何抵御外患，曹毓英道：“太平军、洋人都是皮肤之疾，但如果能主政得人，安内攘外都不为难，眼下主少国危，诚无以定乱。恭王素贤明，若效章皇故事，以王摄政，庶可挽回。”肃顺听后大为诧异，原视作心腹的曹毓英，此刻竟建议与政敌摄政，遂大声斥责，曹毓英大为沮丧，知肃顺“未可终恃”，遂暗地转而投靠恭王，“日输机密情报于奕訢”，而肃顺竟丝毫没有察觉。待到咸丰宾天，军机处班子大调整。肃顺、载桓、端华三人在未同群臣商议，更未经皇帝签阅的情形下，内定匡源与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曹毓英本以为自己必能入围，谁知由他人染指，一怒之下，便铤而走险，联合南书房及枢部中层官员，以肃顺等人挟制两宫为由，草拟密函，传遍京师。当奕訢集团拿到曹毓英的密函，喜出望外，自此便师出有名，正式启动太后垂帘计划。曹毓英反水，实为慈禧恭王叔嫂诛杀肃顺之导火索。

曹毓英因辅佐太后有功，被以鸿胪寺卿授军机大臣，后迁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死后朝廷特意赐祭文及“砥砺廉隅”匾额，可谓荣极一时。郭嵩焘由于脱离较早，故成功洗掉“肃党”标签，官至广东巡抚、驻外大使。

其余四人则被视为“肃党”骨干，注定半生蹉跎。尹耕云虽再出山为官，但始终未能进入高层。李寿蓉蹲了两年大牢，虽后来复官，但已锐气全无，郁郁而终。王闿运先后入丁宝桢、曾国藩诸大吏幕府，高官虽待其恭敬，但碍于王闿运之政治前科，皆不敢委以重任，故王闿运的帝王术一直未得施展。当年肃顺最倚重的高心夔，晚景最惨。据说高心夔晚年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去世前曾留有诗作《中兴篇》：

呜呼受遗左军杰，倏忽谋逆丞相斯。君亲无将与众弃，不济则死忠成欺。国家除恶方务尽，功轻罪重谁敢疑？谬哉区区掷腰领，不睹告庙分封时。

除了替幕主肃顺受诛惋惜不平之外，他也感慨昔日幕友星散各地，境况迥异。恐怕高心夔临死也未悟透：肃顺之败，其实与像自己这样的师爷关系甚大。自古靠利益维持的群体，都难以长久。

人们今天很难评说幕僚的历史功过。他们的生平事迹、参与处理的政务以及最后产生的效果，都难以形成最直接和最清晰的证据指向。他们被正史隐去了姓名，也同时隐去了功过。只有少数人，得以在语焉不详的记录和民间传说里，留下他们身为幕僚的传奇。

（参考资料：《幕僚传》《看历史》2018年第8期、《唐代士人为何入幕成风？原因有多重》人民网2017年11月8日、《幕宾：清代州县的特殊群体》《学习时报》2016年1月6日、《晚清的“师爷政治”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中国经营报》2014年4月11日、《曾府幕僚》《南方人物周刊》等；作者：鲍家树、王学斌、李宗陶、杜文玉等）

链接 唐代士人入幕成风

唐代幕府制度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大批文士入幕为僚。由于幕府用人不问出身、资格，唯才是用，因此在这一时期，幕府中聚集了大量人才。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玄宗颁诏，允许诸道自行简择人员，辟署权一经放开，诸藩镇争相拢络人才，就此拉开了与朝廷争夺人才的序幕。

“大夫公卿者十八九”为幕僚出身

唐代士人入幕成风，这些人才中不乏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幕府创作也随之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士人入幕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歌、小说作品，繁荣了唐代文化。

入幕的唐代士人，大体可分为白身、现任官、前资官、科举及第者等四类人员。

以白身为例，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大诗人李白。天宝初年，李白自蜀入长安求官，仅获得翰林供奉之职。

此职尚不是职事官，后人称李白为翰林学士，其实是对他的美称，因为翰林学士之职的出现还在多年之后，李白实际上还是白身。

后来李白离开长安，游历于江南各地。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命永王李璘节度东南，李白被辟为僚佐。

李璘谋反，李白发觉后逃往彭泽。尽管如此，他仍被流放到夜郎，遇赦放归，酒醉乘舟，落水而死。李白可以说是白身入幕最典型的代表。

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也是通过入幕而逐渐升为高官的。高适耻于科第，因为有才，经举荐被任命为封丘尉。不久，高适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后来历任蜀、彭二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左散骑常侍等职。

诗人孟郊进士及第后，仅获了溧阳尉的小官，经另一位诗人李翱的推荐，入兴元节度使郑余庆幕中，任参谋之职。著名诗人杜牧，进士及第，又中制科，在江西团练府任巡官，又先后入江西、宣歙、淮南节度使府任掌书记，持续时间达数十年之久。

唐代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科举及第者涌入各地幕府为官，人才之盛，蔚为大观。

由于士人入幕成风，然后再走上正常的升迁程序，故白居易说，“大夫公卿者十八九”为幕僚出身。

唐文宗时的宰相李石也指出：“两河诸侯，竟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趋之，用为谋主。”河阳节度使乌重胤礼贤下士，善待宾佐，“当时名士，咸愿依之”，从而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幕府诗人的蜀漂往事

“自古诗人皆入蜀”，成都是当时全国的“五京”之一，入蜀诗人可谓幕府诗人中的“蜀漂”群体。

初唐四杰、李杜、王孟、高岑、薛涛、元稹、李商隐、贾岛、张籍、李洞等多位诗人都有入蜀的经历。他们的歌咏，成就了蜀地的千年风华。

杜甫也是入幕蜀中的诗人之一。他曾考进士落第，困于长安，唐玄宗祭太清宫，杜甫献赋三篇，得到皇帝的赏识，因此而获得过河西尉、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等职。唐肃宗时，授其“左拾遗”。

由于关中发生饥荒，杜甫遂弃官经秦州入蜀，在成都郊外浣花溪建草堂而居。

上元二年（761年），严武出任成都尹。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他们不仅是世交，还曾同朝共事，关系密切，多有诗作往还，酬唱不歇。

严武甫一上任，便力邀杜甫入幕，并作诗《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一首劝道：“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时后医方静处看。兴发会能驰骏马，终当直到使君滩。”

对此“劝官”，杜甫和诗一首《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客客气气地谢绝了严武的美意。

广德二年（764年），严武再度镇蜀时，亲访草堂，力邀杜甫加入幕府，并推荐他为节度参谋及检校工部员外郎。这就是后人称其为“杜工部”的缘由。

入幕后的杜甫，暂时打消了去蜀之念，专心为严武出谋划策，或助严武军事训练，或同严武分韵赋诗，或陪严武观山赏水，生活倒也充实。但时间长了，严武的“穷极奢靡，赏赐无度”也让杜甫心生不满，并作诗讽喻。

《钱注杜诗》里说：“史称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穷极奢靡，赏赐无度。公在武幕下，作此讽谕，朋友责善之道也。”

短短三五月后，杜甫萌生辞幕归隐之意，并作诗明志。永泰元年春（765年），杜甫托病离幕。

分道扬镳之后，杜甫在去蜀东途中，惊闻年仅40岁的严武猝然辞世，悲痛之余作诗《哭严仆射归榇》以悼亡友：“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风送蛟龙匣，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

一批士子甘愿赴边塞入幕，为国效劳

唐代士人入幕成风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又有政治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原因。

唐代入仕为官的门径主要有门荫、科举、行伍、流外入流等。门荫主要针对的是贵族官僚子弟；流外入流对于那些才学出众、素有盛名的士子来说，是耻于通过这种途径入仕的；至于行伍，更非文士所愿为。剩下的就只有科举一途了。但是这种考试偶然性很大，就连杜甫、孟浩然、温庭筠这样的高才也难免落第，致使一批有才之士得不到任用，这对社会和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而投入幕府则不失为一个最佳的入仕途径。因此幕府辟署制的存在，对国家与社会都是十分有利的。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官员编制有限，尽管科举录取了大量人才，却并不能保证参选者皆能获得官职，这也是导致大批科举及第者选择入幕的重要原因。

在唐代士人中不乏因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入幕者。如杜甫逢安史之乱，生活无着落，他在秦州时，一度沦落到负薪拾橡栗以自给的境地，只好入蜀投严武幕府。

幕职官俸禄优厚，职权颇重，也是吸引士人入幕的一个原因。唐前期京官俸禄厚于外官，后期外官则厚于京官，以致出现了“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的现象。幕职官的俸禄比州县之官更厚，故入幕府者络绎不绝。

另外，节度使们为了吸引人才，往往给幕职官各种优惠，包括官职、金钱，至于礼贤下士者更是不在少数。

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为了聘李商隐为判官，事先出钱35万为其准备行李。对招聘来的士人，节度使们大都能以礼相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至于职权之重，有些甚至超过了刺史、县令，如行军司马、两使判官等，皆是如此。有些幕职掌管某一方面的职权，表面上看，似乎谈不上权重，但其所负责的却是整个管区，即节度使辖内数州、十数州这方面的工作均由其掌管，职权不可谓不大。

唐代还有不少士人，因怀有报国立功的志向加入幕府。比如诗人王昌龄，长期在边境地区担任幕职，其《从军行》中的名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表达了这种远大的志向。

高适在《塞上曲》一诗中写道，“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岑参任安西节度使府判官时，在《初过陇山途中》写道：“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出于这种一心为国的高尚情操，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一批士人甘愿赴边塞入幕，为国效劳。

大量文人入幕改变了唐代幕府的结构，对提高官员施政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此外，入幕也扩大了文人的生活视野，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素材，繁荣了唐诗的创作。

如果没有文人入幕，唐代的边塞诗派就不可能出现。由于士人任幕职官时，长期客居外地，不免思念家乡、亲友，心有所感，写下了大量的羁旅诗，如杜甫的《月夜》、张继的《枫桥夜泊》、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唐代士人入幕成风，大夫公卿十之八九出身幕僚》人民网2017年11月10日、《幕府诗人的蜀漂往事》《看历史》2018年第8期；作者：马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