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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践论》和《矛盾论》学习领会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实践论》《矛盾论》学习体会

科创局 张晓松

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掌握其精髓、运用于实际,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必修功课。2017年是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系统全面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习近平总书记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同志著作篇目中,首先就是两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2017年9月以来,各地、各部委党委理论中心组对两论开展了集中学习活动。9月,国资委党委给委机关党员干部下发了《重读<实践论><矛盾论>》一书(杨信礼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借此机会,我对两论进行了重新学习。

对于机关党员干部而言,学习两论,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并指导实际工作。斯大林同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的学习,更要注重结合学习者所从事的业务予以消化吸收,决不能“食古不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我国扶贫工作领域最重要的指导方针。由于从事中央企业扶贫工作,在重温两论中,我亦尝试着用两论的观点去学习、理解、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两相印证,深刻体会到党的思想路线的一脉相承,深刻体会到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卓越领袖人物,坚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绝顶智慧和务实精神。在纷繁复杂乃至波谲云诡的国际形态中,中国共产党务实肯干、辩证客观、不断创新发展的执政理念,实乃国之所幸、民之所幸。

一、两论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历史地位和重大现实意义

两论在军史、党史、哲学史中均具有重要地位,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和历史性飞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丰富和补充完善。

两论诞生于1937年,其理论内容首先作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所用的讲课大纲中的理论观点,以油印本的形式于1937年面世。新中国成立后,相应的理论观点被整理为两篇论著,分别于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同志演讲两论时间为1937年的7、8月间,时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毛泽东同志于此时深刻总结中国革命两起两落特别是发生错误的思想根源,从哲学高度总结历史经验,为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归纳总结了一系列重要科学理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深刻教育,为解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多次摇摆的思想路线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两论打下的坚实根基之上,中国共产党在历经曲折之后,最终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章的形式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研读这条思想路线的表述、深入思考其内涵,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论的印记,甚至可以说这一思想路线就是对两论最精要的归纳和概述。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中流砥柱意义,使中国共产党这艘巨轮在历史航程中保持了正确航向,虽历经风雨且数次偏颇,但终究勇立潮头乘风破浪,向着光明而辉煌的彼岸加速前行。

两论自诞生以来,在我国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发展中,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思想引导和理论武装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思想法宝,是被无数实践所证明的科学论述。《实践论》作为一篇关于认识论的著作,确立了实践之于认识的基础性、根本性、决定性地位,深刻揭示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深刻阐明了真理发展的科学规律和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系统。《矛盾论》作为一篇关于辩证法的伟大著作,系统生动地阐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创造性地阐明了矛盾不平衡性理论,有力地击溃了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拓展和深化了对辩证法的研究。历史实践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历史实践活动,都一再证明了两论中的科学结论。时至今日,两论依旧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着丰富的哲学养分。回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新发展,无一不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和发展两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实践。

同时,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光辉典范。1937年,毛泽东同志用朴素、生动、直白的语言,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如何认识事物、如何分析和解决革命中存在的问题。在之后的时代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教育普及,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的实践认识,两论逐步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方法论,成为了中国人经世致用的哲学智慧。虽然确有许多人没有通读过毛泽东同志的两论原著,然而“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已经深入骨髓地渗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大脑和内心,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断改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扶贫工作,向全世界作出了到2020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工作始终牵挂在心,不仅对扶贫工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在国内的考察调研活动有一半以上涉及扶贫开发,先后四次亲自主持召开跨省区的脱贫攻坚座谈会(2015年2月13日在陕西延安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2015年6月18日在贵州贵阳召开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2016年7月20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2017年6月23日在山西太原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就扶贫开发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扶贫工作升华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是对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2012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考察时首次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执政党,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重新定位扶贫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扶贫工作的核心价值和意义。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新时代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视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此后反复提及强调这一理念,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并于2015年6月在贵州将精准扶贫思想概括为“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在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扶贫工作从制度安排到具体工作要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从工作对象选择到工作成效评估,都发生了深刻重大的变化。精准扶贫是解决扶贫开发工作中底数不清、目标不准、效果不佳等问题的重要途径,其核心内容是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真脱贫”,其实质是推动扶贫资源更好地瞄准贫困目标人群。同时,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从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到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从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到重点关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精准扶贫也在逐步深化、扩展,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与时俱进、不断丰富。

如期全面实现脱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共产党人勇于攻坚克难、坚决一往无前的担当精神,明确了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如果是那样,就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加大外力支持同时培育内生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极大加强了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扶持力度,从财政、金融、土地、税收、人才、教育、政策等全方位加大投入,加快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环境。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在扶贫中培育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两者相辅相成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在河北省阜平县首次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即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

创新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开发的工作体制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考核机制的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贫困地区要把提高扶贫对象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此思想指导下,对贫困县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转变为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此外,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明确了贫困县退出机制、选派大批驻村第一书记、开展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开展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考核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使整个扶贫工作体系为之一新,全面构筑了扶贫工作坚实的体制机制支撑。

形成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脱贫攻坚是一场艰苦的战役,并且是一场时不我待、争分夺秒的战役,必须调动起最大合力、集中起全部资源,通过“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倾斜分配、引导吸引各类资源要素向贫困地区流动,共同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对两论的继承和发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扶贫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根本遵循。此次在学习两论的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以两论的视角重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有了一些新的收获和体会,进一步深化了认识、加深了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总结、归纳、升华而来的,具有坚实的实践根基。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总书记说:“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的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1992年7月首次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习近平同志从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有关讲话和文章。《摆脱贫困》全书洋溢着为民服务的深厚情感,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其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扶贫工作的科学理念和实践路径,如“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不仅可以‘先飞’,还可以‘飞洋过海’‘羽翼丰满’。”“在扶贫中,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否则,整个扶贫工作将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的扶贫成果也就有丧失的危险。”“贫困地区不能同别人盲目攀比,不要有超现实的幻想,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仅靠几个大项目来脱贫的想法不切合实际。”这些理念和思路,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不断的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带领宁德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成功之路。1996年10月,福建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东西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小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习近平同志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集中闽宁两省区干部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指导意见,在实践中形成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成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激励闽宁两省区干部群众不懈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从这些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离不开他几十年扶贫实践的深厚积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深刻指出的“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运用矛盾论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深刻体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上提出的,是在深刻洞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是针对过去多年扶贫工作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提出的,具有矛盾论的深刻内涵。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把脱贫攻坚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2017年10月18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经过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当前已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问题解决不好,社会主要矛盾就显得格外突出。贫困问题可谓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由此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高度,纳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顺应了矛盾的发展变化规律。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随着矛盾的发展,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措施政策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变化,以顺应矛盾的发展变化。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我国的扶贫工作也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1982年,我国启动“三西”(指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专项扶贫计划,拉开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1994年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2001年和2011年,先后两次颁布实施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经过多年的减贫工作,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减贫难度越来越大,贫困地区发展滞后、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过去输血式、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扶贫工作新情况、新形式的需要,扶贫投入边界效应递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迫切需要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抓住扶贫工作中的主要矛盾,顺应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通过“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着力解决贫困人口情况不清、致贫原因不明导致帮扶措施不能精准发力、精准有效的突出问题。

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有媒体形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我国脱贫攻坚成为读秒战役,平均每三秒就有一人跨过贫困线,脱贫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到2020年,最后4000多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这将超过全球其他国家过去30年脱贫人口总和。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1960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经历80年风雨沧桑,《实践论》和《矛盾论》依然放射出璀璨的真理光芒。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坚持、运用、继承、发扬“两论”的哲学智慧,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提出和运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不断扬弃的先进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我们也更加充满自豪地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美好未来一定能够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