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1979—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9%，无论是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还是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周其仁教授所著《中国做对了什么》，从制度成本的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指出下一步推进改革存在的困难，提出要以培育企业家精神、释放企业家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改革，并提出了完善企业领导人员选任和激励机制的方法和措施，为下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一、制度成本的降低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市场里，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曾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创建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然而，1937年罗纳德·科斯教授提出，价格机制其实并不免费，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在市场上相互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不菲的费用。科斯将这一成本定义为交易费用，指出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权威和计划协调的公司就是为节约这一费用而生，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公司理论。然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来自另一个极端，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国民经济发展，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这一经济不再受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消灭市场交易的同时，也把资本家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的职能一并消除了，随之而来的，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无时无刻不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我国改革的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

那么，中国的改革是如何降低组织成本的呢？周其仁教授认为至少可以归因于三点。一是开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正如科斯在1959年所说，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国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且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增加产量。改革开放后，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有限认可，再到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合法承认，2002年《农地承包法》的通过，最终确立了其法律地位。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形成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推广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二是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苏联模式”要求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结果却是将资本家连同其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消灭了。改革者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对“傻子瓜子”的默许和表态，还是对“国有资本+企业家”新经济模式的谋划和布局，都宣示着“创业当企业家”已经成为国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又几度修订宪法、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最终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企业、按投入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三是成功推动“价格闯关”。克服种种困难，1992年我国成功开放了648种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产品价格、50种农产品价格，开放了除盐和药品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5年，全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基础。

概括起来，通过重新界定产权、激活市场合约、确立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调机制，三管齐下，传统的超级国家公司模式从根本上被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低，积蓄已久的经济增长势能不断迸发。对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事实，有很多种解释，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是廉价劳力说，认为低廉的劳动力商品价格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但无论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历史上的情况相比，中国当时的要素成本并不特别低廉，所以单一要素成本并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迅速提升。周其仁教授引入两个新的变量——制度成本和要素质量，指出无论是清晰的产权界定、企业家的回归，还是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都大幅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降低，又激发了人们劳动和工作的热情，鼓励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了要素质量。最终，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成本以及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而在其中起根本性作用的，是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

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多年改革后，继续降低制度成本的空间还有多大？周其仁教授认为，渐进式改革先易后难，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的。从国内看，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给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放眼全球，以开放促增长不再是中国专利，东南亚等国后发优势咄咄逼人。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不考虑继续推进改革进行“对冲”，不继续大幅降低制度成本，没有其他坦途。

二、培育企业家精神、释放企业家能力是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的关键要素

降低制度成本是多年改革的成功经验，也是继续推进下一步改革的努力方向。那么降低制度成本的突破口又在哪里？作者花了大量笔墨论述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的特征以及企业家与企业改革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在进一步推进改革、降低制度成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首先论述了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美国相对于日本和欧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创立公司并把它们变成大公司。日本、韩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主要靠百年老店支撑大局，“最大的公司，20年前就有了，少有大的变化”。但在美国，既有像IBM、福特、JP摩根这种仍具实力和活力的百年老店，又不断出现微软、沃尔玛、Facebook、特斯拉这样的新锐企业，长江后浪推前浪，但前浪并没有消失，而是和后浪一起组成滚滚洪流，共同支撑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持续发展，这印证了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企业发展状态可能截然不同。在造成企业发展差距的所有因素中，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和充分释放的企业家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企业家精神是不断创新，向一切可能的方向去探索的驱动力，是对市场潜在机会的敏锐感知和捕捉；企业家能力，则包涵决策能力和生产组织协调能力，这两种因素对企业发展都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激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释放和发挥企业家能力？周其仁教授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出发，分析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定价问题，指出了激发企业家活力动力、推进改革发展的路径。

第一，人力资本与个人不可分割。在奴隶制下，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主人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其全部财产，但历史上有一部分奴隶不但积累了自己的私人财产，最后还“买”下了自己，成为自由民。究其原因，奴隶是一种“主动财产”，在事实上控制着自身劳动的供给，很多奴隶主为了节约监控和管制费用，不但善待奴隶，还实行定额制，允许奴隶将超额部分归为自己的财产。同样一个人，既可以发奋图强、自食其力，也可以不听使唤、宁死不从。人力资本作为天然个人私产的属性，甚至连奴隶制的法权结构都无法在事实上忽视其存在。“主动财产”的概念，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人力资本与人天然合为一身的特点。

第二，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土地，不是数量上的劳动力，也不是银行的钱或机器设备，而是人力资本，是人的质量，包括人的进取心、人对风险的态度、人的知识累积程度和应用技术的能力。对一个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作为企业运转的决策者和首要推动者，企业家的状态、精神以及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决定着企业的未来走向，企业家自身携带的特殊人力资本，对企业运行和长远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企业家人力资本需要有效激励。人力资本作为主动资产，其主动性不仅表现为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还表现为用脚投票，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更好实现自身价值。要实现把人留住、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理论上有多种办法。一种是强迫，这种方式最为直接，但只对简单劳动起作用，对复杂劳动则不能持久；另一种是热情，通常表现为企业文化，但在实际运用中也可能失效。周其仁教授认为，调动人力资本更重要、更有效、更持久的办法是交换，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市场原则来定价，激发人的潜能，发挥其最大价值，职工也好、经理也好、厂长也好，都是如此。

那么，何种交换、怎样定价才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对于习惯用成本定价的我们，按照人力资本的投入——具体表现为学历——来确定薪资和待遇，是最直接而简单的办法。然而，无数事实证明，同等学历的学生能力可能千差万别，同样的教育和培训，可以“生产”出不尽相同、甚至在某些方面差距甚大的“能力结果”。而且，越是在知识密集、对转化已有知识的创造性要求较高的领域，生产能力的“成本”与“产出结果”之间的关系越难以确定。而且，与其他人力资源相比，企业家能力的定价则更加困难。首先，企业家能力需要在长期市场竞争中显现，短期难以准确衡量；其次，企业家能力的测度指标往往是综合性的，如企业利润等，但综合性指标反映的是众多要素投入的共同结果，企业家的贡献份额难以独立考核。鉴于此，周其仁教授提出，激励企业家这种人力资本，不能仅仅依靠工资，应该让其更多地参与利润分享，不是短期分享，而是把分享利润的权利资本化，变成股权。

周其仁教授从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出发，根据人力资本的属性和特点，将培育企业家精神、释放企业家能力的问题，转化为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激励和定价问题，这为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推进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完善企业领导人员选任和激励机制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有效抓手

周其仁教授在书中提出一个问题，公有制企业是否具有特别的能力，可以在不承认人力资本产权、不给付市场价位报酬的基础上，有效地动员、命令企业的人力资源？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指出，正是由于不承认个人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和交易权利，攫取行为才在公有制经济里大行其道。一方面，公有制企业没有办法普遍找到合格的代理人担负企业有效运营的责任；另一方面，公有制企业又无法消灭个人在事实上控制着自身人力资本的现实，因此个人凭借事实上的控制权非法获取其人力资本价值——即攫取——成为了一种普遍选择。作者进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有制企业改革的任务，就是更好地界定企业人力资本的产权。在这一问题上，笔者选择有保留地看待周其仁教授的意见，我国国有企业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规制度体系，推进薪酬分配与业绩考核挂钩，加强国有资产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企业领导人员严格遵守规定、忠实履行职责，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如果从促进企业更好发展的角度出发，思考对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的激励问题，周其仁教授的观点具有参考价值。

这本书中摘选了周其仁教授与汪丁丁教授的一席谈话，主题是庙里的好方丈为何那么少？相对于很多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国企负责人总是显得默默无闻，很多人把国企的成功归因于垄断和其他政策性因素，企业家光环总是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国有企业家这一重要人力资本事实上的社会认可度比较低，而这也客观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周其仁教授直言，所有能被举证认为有效率的公有制企业，除了靠行政权获得垄断利润外，或多或少都以不同方式承认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正面的例子是联想的改制，联想经国务院特批成立员工持股会，将35%的分红权分配给员工，并在2000年转化为股权，其中包括对柳传志个人的股权激励，这一措施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工作热情，被看作联想发展的体制动力。反例是科龙的失败，作为中国制造曾经的代表性企业，1999年科龙冰箱产量265万台，年销售额58亿元，然而也在这一年，62岁的创始人潘宁“到点下课”，次年科龙效益大幅下滑，报亏8亿元，第三年报亏12亿元，后来更是以3亿元的低价转让。

事实证明，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正确看待和企业家激励，对于国有企业同样重要。按照周其仁教授提供的线索，可以重点考虑以下三点。

一是强化股权激励。上文已经提到股权激励作为利润分享的表现形式，对于长久保持企业家办好企业的动力和热情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资委已出台措施，探索推进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取得了初步成效。相对于骨干员工，企业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决定性的。如果能够进一步放开有关限制，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相信会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更好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二是让市场选择企业家。企业家在市场中打拼，需要的是面对激烈竞争准确作出判断和决策、为企业获取利润和发展空间的能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市场考验凸显企业家才能，而且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方面挑战加剧的时候，市场对优秀企业家的辨识度越高。进一步优化选任机制，为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更大平台，让有企业管理才能的人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能是强化企业家激励的一种更为持久而有效的做法。

三是以激励机制的确定性应对市场结果的不确定性。竞技性体育比赛，结果总是不确定的，这也是吸引观众的原因。但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要求比赛规则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否则运动员的精力就根本无从集中，也不可能创造出精彩的比赛。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面对的是市场竞争的高度不确定性，建立稳定、可靠、透明且变更程序规范的法律体系，形成一套确定的激励和约束规则，维护企业家因投入人力资本而获益的基本权利，对于保护国有企业家热情、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具有重要价值。

周其仁教授围绕降低制度成本这一改革经验，详细论证了企业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企业家能力发挥与企业发展、企业家激励与企业家能力发挥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尊重企业家人力资本、完善选任机制、强化股权激励等思路和方法，为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了解过去做对了什么，不仅是为了增强自信，更重要的是鉴往知来，明确未来还需要继续做什么。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活力、实现快速发展，正是因为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了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需牢牢把握人特别是企业管理人员这个关键要素，强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认定，探索加强企业家激励的有效方式，健全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在降低制度成本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在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