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烽火熊熊燃烧之际，中国现代文坛上崛起了一批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年轻作家。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小、成名较晚、对当时抗战文学贡献较大的作家，他就是本书所要论述的骆宾基。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1917年2月生于吉林省珲春县一个茶商家庭。家乡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性格、文化传统以及政治敏感性极强的历史地位，都给幼小的骆宾基以深深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又从白金泰老师那里领受到了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悲壮情感，并在后来下乡务农中与汉族、朝鲜族贫民产生了“休戚相关的感情”[1]。1934年，他在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旁听，特别是在北京图书馆阅读了大量鲁迅、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1935年他又来到哈尔滨。在这里骆宾基结识了金剑啸等进步作家，为他后来踏上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从此，骆宾基便从这文学生涯的“起航点”起航，踏上了他长达近六十年的文学道路。

骆宾基的第一部小说是写于1936年、出版于1939年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尽管这部小说由于战乱而没能及时出版，使它在文坛上的影响有所削减，但骆宾基能在全民抗日意识高涨的1936年，着手写这样一部站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思想高度，通过对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与朝、苏人民共同抗击日军的描写（当然有关苏军、朝鲜游击队的抗日描写还较少），来深刻、全面地反映正义战胜非正义、反侵略战胜侵略的历史趋势的长篇作品，这在当时的抗战文坛上还是不多见的。也许也正因为骆宾基此时培养起来的与全民抗战一时同步发展的文学观，才使得他在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在东北作家中脱颖而出，以他那在亲临前线战斗中产生的充满战斗性和号召力的战地报告文学震动文坛，受到茅盾等文学前辈的极力称赞，不但“在我们的抗战文艺史上站一个永久的地位”[2]，而且对推动中国报告文学的迅猛发展，甚至抗日救亡运动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迅速、及时反映抗战，大大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日斗志而驰名文坛的骆宾基，其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满足于用文学作品做即时性的宣传，也没有停留在创作初期用直观写战争的感觉、印象阶段。此时的骆宾基不但将审美注意的指向由战争场景移到日常生活，而且在抗战形势的发展、生活经历的变迁、中外作家的影响等前提下，出于对艺术风格的探索和追求，在创作视角、叙述方式和节奏、艺术式样、审美风格、人物形象和思想意蕴等方面都有了可喜的突破，写出了一系列以“生活的意义”为现实主义思考主线，体现出批判与忧患交织的负重意识、感伤与乐观交融的生命意识、乡愁与童趣交会的归真意识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借鉴了19世纪苏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忧心如焚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的继承了鲁迅式冷峻、沉郁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出现更多的则是创新了的中国式“奥勃洛摩夫”和发展了的20世纪40年代的“阿Q”“祥林嫂”。其中《幼年》曾被王瑶先生认为是“写得最好的作品”[3]。《乡亲——康天刚》中所描写的“中国大地上富有泥土气息的生活方式”被唐弢先生称为“含有百折不挠的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4]。至于海外学者对骆宾基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更是赞不绝口。有的认为《乡亲——康天刚》是“短篇小说中有特殊成就的”，其作者“不单在东北作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在整个中国的作家中也有其必然的重要地位”[5]。有的认为《北望园的春天》代表了抗战初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而《老女仆》则是“不少现代中国作家包括茅盾在内，以四十年代初期香港为舞台而创作的作品中最优秀的一种”[6]。有的则称赞《乡亲——康天刚》“可以称得上是意义更深的抗战文学”[7]，他最喜欢骆宾基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8]，等等。中外学者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骆宾基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是很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认真研究的。从文学史的角度还应当指出，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包括本书的研究对象骆宾基在内的作家及其作品，尽管已经在文学史上给予了一定的地位或评价，但研究工作尚未深入，我指的主要是对这阶段的文学还没有从抗日战争历史风云的大时代背景上展开宏观性的研究，关于这一问题，骆宾基本人也曾提出“要重视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的呼吁[9]。

骆宾基此时的“共时”特征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的是：前者是“共时”于对“战争事件”的感官记录，体现为一种与时间的“同步”感受；后者则是“共时”于对“平凡生活”的内心书写，体现为一种与时代的“共时”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骆宾基和大多数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一样，怀着对党、祖国、领袖、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进入了创作上的苦闷期。平心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少作家纷纷检讨、批判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艺术观，一方面是他们旧艺术观中确实存在着与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有的作家（特别是国统区作家）常常是在有极左苗头的社会思潮下，以一种“负荆请罪”式的自我忏悔，全盘否定了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创作，骆宾基就是如此。在这样一种极不宽松的文艺政治氛围下，骆宾基陷入了写不写都为难的徘徊、矛盾的创作心境中。有的运动将他牵连进去，被当成胡风分子审查整整一年，照道理他事后应该是想说真话而不敢说；有的运动给相当一部分东北作家打入另册，既在感情上受了损伤，又敲了思想上的警钟，按常规即使是他不愿写假话但还得写。前者是想说不敢说，后者是不愿写也得写，这样一种本应使一些作家弃笔转向的左右为难的处境，反倒促成了他马不停蹄的创作丰收（至少是每年都有作品发表）。这一怪异、反常现象的谜底，就在于愈来愈偏离航向的共和国环境使往日里政治思想上积极上进、艺术创作中忠实生活、人格操守上追求真善美的骆宾基，在苦闷、徘徊的创作心境下，其性格和心态发生了裂变。作家的良心、战士的使命、时代的要求使他始终未下定告别创作、从事研究的决心；更不愿无动于衷地面对着新中国奋飞的建设、火热的生活、英雄的人民。可极左的社会思潮、战友的前车之鉴、斗争的冷酷无情，又使他不能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们那样，出于肝胆相照的赤诚，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而是立足于当年写战地报告文学的为政治服务的艺术观和重新学习《讲话》后的切身体会，写了些只见光明、不见阴暗、“不管它们的未来怎样”的“颂歌”文学。

这样一来反倒使骆宾基在徘徊、彷徨心境下的多重矛盾之间发生一种令人深思的同向运动，也导致了与之同构的心理平衡：这就是骆宾基从矛盾体的接触点出发，巧妙地寻到了一个感情上的宣泄口和政治上的安全阀，即他不为（至少在内心深处）历次运动做毫无时间差的同步性图解，又不去暴露生活中应该暴露的阴暗面；同时他又紧紧踏着时代的节拍，唱出一些发自肺腑的赞歌，形成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道路的与其他作家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的“横跨”特征。

十年动乱期间，骆宾基和所有遭到迫害的老作家一样，被多次批斗，关进牛棚，几乎中断了任何写作。

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骆宾基焕发了艺术青春，虽受身体、精力、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等多种条件限制，不能重新进行创作，但他那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革命现实主义求实精神驱使他在金文、古史研究中贡献出一份力量。进而有的学者对他“把中国文明向古代推上去二千至三千年”[10]的考证表示赞赏；有的对他“龙为蚕出”的学说报以极大兴趣[11]，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他本人则于1986年春接到通知，告知他已经被1986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收入[12]。

骆宾基整理修订《幼年》和《少年》的计划于1988年年底完成，本拟于1994年出版，最后拖至1998年，由北京出版社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计划中的“回忆录”只写了在珲春、在浙东时期的一些片段，距离计划中的六十万字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最终没能完成，这是骆宾基的遗憾，也是所有骆宾基研究者的损失。

1994年6月11日，骆宾基的脑血栓第四次发作，经抢救无效，于11时30分逝世，享年七十七岁。据说骆宾基去世的前一天，还有客人前来采访，这一天上午又改写和更正了《新国学“金文新考”又一例证》，他是在午睡中安详、平静地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治丧小组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从简”。

总之，骆宾基近六十年的心路历程在中国“跨代”作家中是个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作家典范，通过对他近六十年来作家、学者生涯及其作品的考察和论述，指出其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具有相当涵盖面和典范性的“共时”与“横跨”的特征。洞穿这一“骆宾基式”的典型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内外因，剖析他创作心态的内在结构与演化轨迹，公正地评定骆宾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勾勒出骆宾基的创作风貌，概括出具有规律性的某一类或某一群作家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诸因素；进而一方面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宏观层次上，来完成我们对骆宾基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我们在他的以“共时”与“横跨”为特征的创作生涯里投射出来中国许多现当代作家的身影中，从共性上搜寻出从整个社会到单个作家的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在近百年的中国特色的时代与政治洪流中，骆宾基，又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范型的代表，他的成绩与不足为今后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