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即是科学”的边界

在今天，利益至上主义和效率主义得到了合理主义的支持，甚至于美国银行的经营理念还以利益至上主义和效率主义来解释合理一词。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MBA学位时学习的金融学和计量经济学也完全是合理主义的极致体现。而美国的合理主义，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的计量经济学更是试图“量化一切”。没错，美国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是如此。

量化和分析所有风险

我为银行杂志《银行法务21》（2007年1月号）撰写了一篇名为《ABL的意义和本质》的文章。其中，资产支持融资（Asset-Based Lending，简称ABL）代表资产抵押贷款，具体包括以动产、存货、房地产、货币债权和知识产权等资产为抵押进行贷款业务。

资产支持融资从美国开始流行。当时，美国银行导入了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和交易等级为代表的经济资本管理制度，随后这也成为美国银行经营管理的精髓，即量化、分析并管理所有的风险。

涉足金融的人们通常认为金融即是科学。确切地说，或许应该是“我想”认为金融就是科学。在经济资本管理中，它不仅可以量化信用风险，也可以量化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并创造收益率。我们在每个部门、每个营业点、每个业务合作点以及每次交易中都可以进行风险管理。它细致缜密，可以被称为科学，我对此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过多的前提和假设

然而，实际上，雷曼兄弟的破产已经暴露出这个破绽，即“金融不能成为科学”。

问题出在哪儿呢？所有理论都是基于各式各样的前提和假设才能成立的，即使在金融领域也逃不掉这种宿命，因为前提和假设会随着理论的深度而增加。而且，如果单看每一个前提条件，总是会让人产生疑虑：“这个一直是对的吗？”证券化业务也是在一系列前提和假设的堆积下形成的事物。

在商业中，试图量化和控制本身是合理且必不可少的。但是，想要量化并尝试解决一切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次贷危机和雷曼冲击正好暴露了这种现实。

那么金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些问题的推动下，我甚至一度脱离了我的金融职业生涯。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问题，且不去思考未来金融应有的样子，雷曼兄弟的破产将会重演。

泡沫重演

撰写《泡沫故事》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说：“泡沫总是在发生。”为什么泡沫会重复发生？那是因为经历过泡沫破灭的人一时离开了市场，如果不将曾经遭受过重创的经验总结移交，那么下一代就不可避免地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有泡沫时都会有人争论“这次一定不是泡沫”。即使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上，也总是能听到“过去没有折现金流的说法，也不存在什么抵押贷款”“过去的金融不是科学，现在的金融就是科学”的说法。

正如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所指出的那样：“虽然看起来似乎有新事物诞生，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即便在泡沫的高峰期，最好的玩家也没能看穿这是泡沫。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1998年10月日本长期信贷银行破产前后，“下一个破产的是××”这样的传言不绝于耳，第二年雷诺就宣布将支援日产汽车。当时我在花旗银行工作，负责日产及其金融子公司的证券化业务，在与日产集团进行巨额证券化交易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负责企业并购的人员和日产内部相关人员不断奔走斡旋的场景。最终雷诺决定拯救日产并且成功结盟。

日本泡沫危机发生近10年后，雷曼冲击爆发。那些从事证券化业务的人放下了自己以前的骄傲，开始进行强烈的自我反省。于我而言，这也是让我离开金融行业的重要契机。

从那时起，我也不断地问自己：“金融真的在创造价值吗？”“金融真的在为客户解决问题吗？”

我认为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完全适用于当前的“大数据-AI”时代。

傲慢与失控

雷曼冲击前的美国金融业，包括我在内都过度相信“金融创造价值”。金融本来就不是独立的，它通过与各种各样的行业结合来创造价值。但是，随着金融的独立发展，“钱生钱”的游戏开始失控。

失控的一部分就是上述所说的经济资本管理。

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经济资本管理本身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方法。

但在现实中，我们不可能量化所有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正如我前文所述，在量化之前，假设“所有的变量都要服从正态分布”之类的前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变量都服从正态分布，这些假设上的错误导致本应如科学般精确的经济资本管理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