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注意到，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你，发现你不在家，便留下了口信，希望你一进门就给他打电话。他说这事儿很重要，其实这事多半对他比对你更重要。倘若有人要送礼给你或者帮你什么忙，一般来说他们都不会那么猴急。所以，某天当我回到寓所，刚喝过一杯东西，吸过一支烟，看过报纸，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吃晚饭，我的女房东菲洛斯小姐就告诉我阿尔罗伊·基尔先生希望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时，我便觉得可以置之不理，而且这么做绝对不会错。

“是那位作家吗？”她问我。

“是。”

她的目光中透着友好，朝电话瞥了一眼。

“要我给他回个电话吗？”

“不用了，谢谢你。”

“要是他再打电话来，我该怎么说？”

“叫他留个口信。”

“好的，先生。”

她噘了噘嘴，拿起空的苏打水瓶，扫视了一下屋内，在确定整洁之后才出去。菲洛斯小姐读的小说非常多。我确信她把罗伊的书都读遍了。从她不喜欢我那漫不经心的样子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她是带着钦佩读那些书的。等我再次回到家时，发现餐橱上有她用清晰易读的笔迹写的一张便条：

基尔先生打来两次电话了。明天您能同他一块儿吃个午饭吗？如果明天不行，您觉得哪天合适？

我挑了挑眉毛。我已经有三个月没见过罗伊了，之前只是在一次派对上跟他聊了几分钟。他这个人一直挺热情，记得分手的时候，他还对我们见面次数这么少真心表达了遗憾。

“伦敦真是太糟了，”他说，“跟想见的人见个面都没时间。下个礼拜找一天，咱们一块儿吃个午饭，你看怎么样？”

“我同意。”我回答。

“等我回到家，瞧瞧本子就给你打电话。”

“好的。”

20年来，我一直都记得，罗伊在他的马甲左上边的口袋里一直装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都是他的约会。因此，从那儿以后，我就再没听到他的音信，这事儿并未让我感到吃惊。现在，他这样迫切地要款待我，这让我很难相信他别无用心。上床睡觉前，抽烟斗的时候，我仔细思索了一番罗伊让我陪他一起吃午饭的各种可能的原因——可能他的某位钦慕者一直缠着他，要他把我介绍给她；也有可能是某位在伦敦刚待了几天的美国编辑，想通过罗伊跟我搭上关系；不过我可不能误判我的老朋友，以为他连应付这种局面的手段都没有。另外，他叫我随便选日子，所以他想让我跟别人见面的这种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

在对待某位大伙儿都在谈论的同行时，没人比罗伊表现得更为真诚热情；可是当懒散、失败或者他人的成功给某人的名声投上一丝阴影时，没人比他更能发自内心地鄙视那个人。作家有沉浮，我心里很清楚，现在的我并不为公众所熟知。显然，我可以找个不会让罗伊太难堪的理由，拒绝罗伊的邀请；可这个人意志坚决，如果他为了自己的意图铁了心要见我，那么我只能直截了当地用“去死”这类话，才能让他的坚忍不拔止步；可是，我又受着好奇心的折磨，还有，我对罗伊也有一些好感。

我是带着敬佩的目光看着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升起来的。他的经历可以作为任何一个正式开始文学事业的青年的样板。同代人中，我想不出一个凭借这么少的天资却取得了这么高的地位的人。这就像吃了灵丹妙药，或许就是聪明人每天要在粥里撒一点的比麦克斯[9]，可罗伊却每次吃满满的一大汤匙[10]。他很清楚自己天分不高，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靠着这么少的天分，竟然已经创作了三十几本书，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只能这么想：当他第一次读到托马斯·卡莱尔[11]在某次晚宴过后的演讲中提到“天才就是无限的吃苦的能力”这句话时，他看到了那道启示之光。他大概仔细考虑了那句话。要真是这么回事，他肯定会在心中对自己说，他也能成为别人那样的天才；当一家妇女报纸上一个兴奋的评论家在写的一则关于他的某部作品的短评中用到这个词时（后来，评论家们在为他写短评时，一直在用一种讨人喜欢的频率使用这个词），他肯定像一个历经数小时的辛苦劳作而终于将一个纵横填字游戏做完的人那样，满意地吁上一口气。在一连数年观察他的孜孜不倦的人当中，谁也不得不承认，无论如何他都配得上“天才”这个称号。

罗伊开始文学事业的时候是有着某些优势的。他是一位先在香港做了数年的殖民大臣、而后官至牙买加总督的文官的独生子。在书页密集的《名人录》中查找阿尔罗伊这个名字，你会看到以下条目：圣迈克尔与圣乔治高级勋爵[12]、皇家维多利亚二级勋爵[13]雷蒙德·基尔的独生子，其母埃米莉为已故印军陆军少将铂西·坎普顿的幼女。他毕业于温彻斯特和牛津大学的新学院[14]，曾在大学里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要不是因为不幸染上了麻疹，他还很可能会获得划船比赛的第一名。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却还过得去，毕业的时候他一分钱的债务也没欠下。那个时候的罗伊很节俭，没用的钱一分不花，是个好儿子。他知道，对他的父母来说，花这么多的钱供他读书就算是做出了牺牲。他那已经退休的父亲住在格洛斯特郡[15]靠近斯特劳德[16]的一栋简朴却不寒酸的房子里，却总会时不时地去趟伦敦，参加与他管理过的殖民地有关的官办宴会；而且每逢这种场合，他都要去俱乐部[17]看看，他是那里的会员。正是在这个俱乐部里，通过一位朋友的关系，他才得以让他那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儿子成为了某位政客的私人秘书。这位政客曾在两任保守派掌控的政府中担任国务大臣，因为做蠢事出了丑，如今已被奖励了一个贵族头衔[18]。这给了罗伊一个很早便了解上流社会的机会。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机缘。有些作家只通过画报来研究上流社会，因而他们错误的描述往往使其作品大为减色。而在罗伊的作品中，你永远也找不到这类错误。他对公爵彼此间说话的方式，以及议会成员、律师、作家和贴身男仆分别称呼他们的正确方式，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早期小说在处理总督、大使、首相、王室成员和贵妇时所运用的那种很有教养的手法中，有着某种令人着迷的东西。他友好却不屈尊，亲切却不傲慢。他不会让你忘了他们的身份，而会与你一同分享他那种舒服的感觉：他们也是跟你我一样的人。潮流已经做出判定，贵族的社交活动已不再是正统小说的合适主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时代走向一贯敏感的罗伊，却在他的后期小说中将自己限定在了描写初级律师、皇家特许会计师和农产品经纪人内心冲突的范围之内，我总觉这是个遗憾。在这些圈子中游走时，他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信了。

我最初结识他是在他辞去家庭教师一职、全身心投入到文学事业中后不久。那时候他还年轻，长相不俗，身材挺拔，只穿袜子身高就6英尺，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宽宽的肩膀，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一股自信。他长得算不上帅气，却很有男子气概，眼睛又大又蓝，透着真诚，再加上一头浅棕色的卷发，瞧上去挺讨人喜欢。他的鼻子有点儿短，又有点儿宽，下巴成方形。他瞧上去诚实、整洁而健康，有点儿像运动员。但凡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读过那个描述得如此生动、如此准确的人与猎狗赛跑的场面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根据亲身经历写出来的。直到最近这段时间，他还时不时地愿意离开书桌，出去打一天猎。他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时，作家们为了表现他们的男子气概，流行喝啤酒、玩板球。有好几年，在文学界十一人的板球队中鲜有他的名字不出现的时候。我不太清楚这个特殊的群体为何丧失了他们当年的英姿，他们的书不再被重视；尽管他们仍是板球队员，文章却很难发表。罗伊很多年前就不再玩板球了，如今已经喜欢上了喝波尔多红葡萄酒。

对于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罗伊表现得非常谦逊。这部小说篇幅不长，措辞巧妙，正如他自此以后创作的每一部作品，格调极为雅致。他把书寄给了当时所有的主要作家，并附上了一封令人愉快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每个人，自己有多钦佩对方的作品，并从研究对方的作品中学到了多少，是多么热切地渴望沿着（尽管自己感到望尘莫及）对方开创的道路前行。他把书献到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面前，作为一位刚刚从事写作事业的年轻人送给他心目中永远尊仰的大师的礼物。让这样的一位大忙人在一位新手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绩上浪费时间，他全然意识到这么做有些厚颜无耻，可还是求对方原谅他的冒昧，给些批评和指导意见。一般来说回信都还是相当长的，很少有敷衍了事的。收到他信的那些作家，受了他那溢美之词的恭维，最后回了信。他们评价了他的书，其中有不少人还邀他吃午饭。他们很难不被他的真诚取悦，也不可能不被他的热情搞得心里暖乎乎的。他带着一种令人感动的谦卑请求他们给他提意见，并且带着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真诚答应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他们觉得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花点心思是值得的。

他的小说取得了很大成功，这让他在文学界结交了很多朋友，并且在很短一段时间过后，当你去布鲁姆斯伯里[19]、坎普顿山[20]或者威斯敏斯特参加茶话会时，每次都能看到他正在分发面包、黄油，或者正在为某位老妇人免受杯中空空之窘忙活着。他那么年轻，那么坦率，那么快活，对别人说的玩笑总是开怀大笑，没人能忍得住不喜欢他。他去维多利亚街[21]或者霍尔本街[22]某家酒店的地下室里参加聚餐会，跟作家、年轻的律师和穿着“自由牌”[23]丝裙、戴着串珠的女士共进3英镑6便士的晚餐，跟大伙儿一起聊艺术和文学。不久后人们发现，他在餐后演讲这方面拥有极高的天分。让他感到无比愉悦的是，他的同行、竞争对手和同代人都对他十分谅解，甚至不在乎他的绅士做派。在评价他们那些初出茅庐的作品时，他总是不惜溢美之词。当他们把手稿寄给他，让他批评指正时，他永远会说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他们觉得他不但是个好人，还是个公正的鉴赏家。

罗伊写了第二部小说。这部小说他写得煞费苦心，并且从前辈作家给他的建议中受益不少。曾不止一位老作家受他之邀，给一份报纸写了其作品的书评。罗伊事先已经跟这份报纸的编辑通过话了，因而那些评论自然都是恭维之辞了。他的第二部小说是成功的，只是没有成功到引起其竞争对手疑虑的程度。其实，这反而证实了他们的疑虑，他永远都不会写出一鸣惊人、让自己一夜成名的作品。他是个大好人，从来不摆架子，他们是很乐意帮助一个永远都不会爬到妨碍他们自身发展的高度的人的。我猜有些人在回想起当初他们犯下的错误时，只得苦笑一声。

可他们要是说他有些自命不凡，那可就错了。罗伊从未失掉谦逊——这是他年轻时最讨人喜欢的特点。

“我知道我不是个伟大的小说家，”他会跟你这么说，“跟那些大师一比，我简直不值一提。过去我总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写出一部真正伟大的小说来，可现在我已经没这个念头了。我只希望人们说我尽力了。我的确努力了。我决不会让一部马马虎虎的作品从身旁溜过去。我觉得我能讲一个好故事，创作出的人物也让人们觉得真实生动。毕竟，布丁的味道怎么样，只有尝了才知道。《针眼》在英国卖了35 000册，在美国卖了80 000册。我下本书的连载权让我得到了迄今为止最优惠的条件。”

话说回来，除了谦逊还有什么让他甚至是现在还要写信给那些为他写书评的人，感谢他们的赞扬，并邀他们吃午饭呢？不，他做的还不止这些：当有人写了一篇言辞尖锐的书评，罗伊不得不面对一些恶毒的辱骂时，特别是在他的名气家喻户晓之后，他不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样：耸一耸肩，在心里头骂那些不喜欢我们作品的流氓几句，接着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他要写封长信给批评他的人，信中说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很糟糕，对此他感到非常遗憾，不过对方的评论倒是很有意思。他还不揣冒昧地说，这篇文章显示了作者高度的批评素养和用词水准，所以他才觉得有必要给对方写封信。没有谁比他更渴望提高自己了，他希望自己还能学些东西。他不想让别人感到厌烦，不过要是这位评论家周四或者周五没什么事的话，他仍想问一问对方是否能够赏脸来萨瓦酒店[24]一趟，跟他一块儿吃个午饭，并顺便告诉他为什么觉得他的作品这么糟糕。再没有谁比罗伊更会点午餐了。一般来说，等那位批评家将半打牡蛎和一片小羊羔的里脊肉收入腹中之后，他也就把自己说过的话一块儿吞到肚子里去了。罗伊的下部小说一出版，这位评论家便会认为新作品有了极大的进步。这样一来，这件事就算是扯平了，并且整个过程都充满了诗意。

如何与过去跟你挺亲密、但一段时间后却对你不再感兴趣的人相处，这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必须处理的难题之一。如果双方都过得不怎么样，关系自然就断了，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可要是一方成了名人，那他的处境就尴尬了。他交了一大批新朋友，那些老朋友却毫不退让；他的时间是自己的，他们却觉得拥有优先占用他时间的权利。除非他任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否则他们就会叹口气，耸耸肩膀，说上这么一句：

“咳，好吧，我觉得你跟别人没什么两样。现在你发达了，我估摸着咱俩的关系也就完了。”

当然了，如果他有勇气的话，会这么做，可多数时候他没有。他顺从地接受了周日晚上的赴宴邀请。冰冷的烤牛肉冻得硬邦邦的，是从澳大利亚运过来的，中午的时候就烤过了头儿；还有勃艮第红葡萄酒——哦，他们为什么要把它称为“勃艮第红葡萄酒”？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博恩[25]，在那儿的驿站酒店[26]住过吗？当然了，谈论过去一块儿在阁楼上分吃面包皮的好时光很有趣，可当你想到你现在住的这间屋子就离阁楼这么近时，还是觉得有点窘迫。当你的朋友告诉你，他的作品没人买了、人家出版社也不出他的短篇小说时，你会感觉不舒服；戏剧演出人瞧都不瞧他的剧本一眼，当他将自己的作品与已经上演的东西比较时（这时，他在用责怪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你），那种滋味儿的确有点儿不好受。你感觉局促不安，于是将目光移向别处。你夸大其词地讲述你经历的失败，以便让他明白你的生活中也有困难。你提到了你的某部作品，将它贬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后却有点儿吃惊地发现，在看待这部作品时，你的东道主的观点竟然跟你的一模一样。你谈到了公众的变化无常，就是为了让他觉得你不会总这么受欢迎，从而让他心里得到一些安慰。他是个友好却严肃的批评家。

“你最近写的这本书我没看，”他说，“不过上本我看了，名字我忘了。”

你把书名告诉了他。

“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没你以前的写得好。当然了，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本。”

你已经在别人那里而不是在他的这里吃过这方面的苦头，于是赶紧说出了你写的第一本书，那时候你才20岁，书写得很粗糙，很不成熟，每一页上都能找到你的缺乏经验的痕迹。

“你再也写不出这么好的东西了，”他开心地说。这时你会觉得你的整个事业从最初的偶获成功之后，已经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衰落。“我总觉得你并未实现当初的雄心壮志。”

煤气取暖器烤着你的脚，你的手却冰凉无比。你偷偷瞥了一眼手表，想知道如果10点就走你的老朋友会不会觉得你冒犯了他。事先你已经让你的车在街角等着，就是为了不让它在门外出现，不让它那气派的样子衬托出他的贫穷，可等到了门口，他却说：

“街尾有公共汽车，我陪你过去。”

你突然感到一阵恐慌，只好承认自己有车。他觉得十分奇怪，为何司机竟然在街角等你。你说这是他的个人癖好。等你到了车前，你朋友脸上带着那种令人尚能忍受的优越感瞧了它一眼。你战战兢兢地请他找一天和你一块儿吃个饭，你答应会给他写信。车开走的时候你在想，假如你请他去克拉里奇[27]饭店吃饭，他是否会觉得你在炫耀；要是你提议去索霍[28]，他是否又会觉得你吝啬。

罗伊·基尔却丝毫没遇到过这类苦恼。他把别人利用完了，就跟人家断绝关系。这听上去似乎有点儿残酷，不过要想把事情办得更为巧妙，就得浪费很长时间，而且需要十分微妙地调整暗示、语调和隐喻。不论是采用开玩笑还是隐喻的方式，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个样，所以我觉得倒不如就这样的好。大多数人做了不光彩的事后，总是对受害者心怀愤恨，可罗伊的心态一直摆得很正，他绝不允许自己心胸这么狭窄。他用人用得非常狠，而且过后心里头还不会对人家有一丝一毫的愤恨。

“可怜的老史密斯，”他会这么说，“他这个人挺可爱，我很喜欢他，只可惜他现在竟然变得这么尖酸刻薄，真希望有人能帮帮他。是的，我已经多年没见过他了。试图保持过去的友谊没什么用处。其实，一个人有了名气以后，自然而然就把大伙儿给甩了，碰到这种情况，唯一要做的就是面对它。”

然而，倘若他在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预展会这样的场合上偶遇史密斯，就再也没有谁比他更热情友好了。他会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告诉他，见到他自己有多高兴。他笑容满面，娓娓动听地诉说着朋友间的情谊，就像和蔼可亲的阳光。在这种令人惊叹的热情的照耀下，史密斯也就高兴起来了。罗伊说，他要是能写出一本赶得上史密斯最近这本一半的好的书，就愿意把他最宝贵的东西交出来——他说得真是得体极了。不过，要是罗伊觉得史密斯没有看到他，他就会把目光移向别处。可如果史密斯看到他了，看到罗伊假装没看到自己，那他便会心生愤恨。史密斯会说很刻薄的话。他说过去罗伊曾跟他在一家破烂不堪的旅馆里共同分享一块牛排，还在一个渔夫的小屋中度过了一个月的假期，当时罗伊还挺高兴。史密斯说罗伊是个趋炎附势之徒，是个势利小人。他说他是个骗子。

在这一点上，史密斯搞错了。阿尔罗伊·基尔身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真诚。没人能连着做25年的骗子。伪善是一种最费力、最令人心烦的恶习，任何人都可以实行；它需要持续不断地保持警惕和一种精神上的极度超脱。它不像通奸或者暴饮暴食，可以在业余时间进行，而是一份全职性的工作。伪善还需要一种冷嘲热讽的幽默感。尽管罗伊总是笑声不断，可我从来没觉得他有一种非常敏锐的幽默感；而且我十分确定，他说不了挖苦别人的话。尽管我很少会读完他的作品，但开始读的却有不少。在我看来，他众多书页中的每一页都印满了他的真诚。显而易见，他那受欢迎的程度一直很稳定，这就是主要原因。罗伊总是真诚地相信当时社会上别人相信的东西。当他写关于贵族的小说时，他真的相信贵族成员们都是放荡懒散、道德败坏的，然而他们却有着某种尊贵和一种与生俱来的统治大英帝国的才能。后来，当他写关于中产阶级的作品时，他也真的相信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他笔下的恶棍总是那么恶毒，英雄总是那么勇敢，少女总是那么贞洁。

当罗伊邀请某位为他的书写献媚评论的作者共进午餐时，是因为他真的想感激那人写的好书评；当他邀请某位没有为他的书写献媚评论的作者时，是因为他真的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所提高。当从得克萨斯州或者西澳洲[29]来的默默无闻的崇拜者来到伦敦时，他带他们去国家美术馆，不仅仅是因为想打造一个他的读者圈，还因为他真的渴望看到他们对艺术的反应。你只需听听他的演讲，就能确信他的真诚。

当他风度翩翩地穿着晚礼服，或者为了某个场合的需要，身着一套宽松而且穿过很多次，却剪裁得完美的西装便服站在讲台上，严肃、真诚却带着某种迷人的羞怯面对他的观众时，你只会想到他正在极为认真地投入到自己的任务中去。尽管他不时假装忘记了某个词，可当他把那个词说出来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更为深刻。他的声音洪亮，充满了男子气概。他故事讲得很好，让你永远都不会觉得沉闷枯燥。他喜欢以英美年轻作家为题做演讲，他会热情地向听众讲述这些人的优点，这就更加显示了他的豁达大度。或许，他说的太多了，因为当你听完他的演讲以后，便觉得真的知道了你想从他们身上了解的一切，再读他们的书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觉得这就是罗伊在某些省会城市演讲之后，他提到的那些作家的书一本都没有卖出去，而他的作品却被人们争相购买的原因所在。他不但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巡回演讲，在英国各地也这么干了。不管俱乐部的规模有多小，也不管某个以成员的自修为目的而组建的社团有多么无足轻重，罗伊从来都不会觉得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值得。他不时修订自己的演讲稿，整理成册，以雅致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多数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至少会在里面发现名为《现代小说家》《俄国小说》和《一些作家》的文章。几乎没人可以否认这些文章显示了一种对文学的真感情和一种迷人的个性。

但这项活动一点儿也没有减弱他的活力。他是某些协会中的活跃会员，这些协会组建的目的是增进作者兴趣，或当他们由于疾病或衰老遭遇贫困时给予他们救助。当版权这类问题成为立法主题时，他总愿意提供帮助；当国家需要他去外国执行某项旨在在不同国家的作家间建立友好关系的任务时，他总是欣然前往。在公共宴会上，回答文学方面的咨询时，他总能靠得住。在某个为从外国来的文学界的名人举行得体欢迎仪式而专门组建的接待委员会中，他总在其列。在每个义卖市场上，至少都会有他的一本亲笔签名书。他从不拒绝采访，他诚实地说没人比他更了解作家这一行的艰难。如果他能跟一个为了生活正在挣扎的报纸撰稿人进行一次愉快的闲谈，从而帮他赚上几个基尼[30]，他是不会无情地拒绝的。他常常请采访他的人吃午饭，很少不在采访者心中留下好印象的。他做出的唯一的要求是，文章发表前要先让他过过目。有些人在不方便的时候打电话给名人，询问他们是否相信上帝或者早餐吃的是什么这类信息时，接电话的人很不耐烦。而每当罗伊接到电话时，他总是耐心地回答。在每次座谈会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所以公众很清楚他对禁酒令、素食主义、爵士乐、大蒜、运动、婚姻、政治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上是怎么看的。

他对婚姻的看法是抽象的，因为他成功规避了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使很多的艺术家发现很难使婚姻与他们对事业的追求达成一致。众所周知，多年来，他始终对一位已婚的贵妇怀着一种令他感到绝望的激情，尽管他每次谈起她时无不带着殷勤有礼的赞赏，可人们都知道，她对他是很无情的。他中期的小说以罕见的悲苦笔触，描述了他在这个阶段的紧张状态。他所遭受过的精神上的苦痛，使他避开了那些没什么名气的女士们的示爱，而且没有触犯她们。这些女士是一个狂热圈子里的人戴腻了的点缀物，她们很愿意嫁给一位成功的小说家，用一个靠不住的现在换取一个有保障的婚姻。当他在她们那闪着光的眼睛里看到婚姻登记处的影子时，便告诉她们，他对他那位尊贵的“情人”的记忆，总是让他无法建立起一种永久性的关系。他那堂吉诃德式的[31]想法可能会惹她们生气，却不会让她们感到屈辱。一想起他肯定要被永远剥夺家庭生活的快乐和身为人父的欣慰，他就会发出一声轻叹，不过他已经准备好了为自己的理想和那个带给他欢愉、可能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伴侣的情人做出牺牲。他已经注意到，人们其实并不愿意被作家和画家的妻子们打扰。那些不论去哪儿都坚持要把自己的妻子带上的艺术家，只会招人厌烦，以至于以后他再想去什么地方，人家往往也不邀请他了。而如果他把妻子留在家中，那么他回来以后很可能会招致责骂和争吵，从而打破他内心的平静，而这种平静对于他将心中的想法用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又是非常重要的。阿尔罗伊·基尔是个单身汉，如今已经50岁了，很可能会一直单身下去。

一位作家依靠勤勉、卓识、诚实以及手段和目的的有效结合能做什么，能提升到什么样的高度，罗伊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榜样。他是个好人，只有那些固执己见、吹毛求疵的人才会妒忌他的成功。我觉得想着他的模样，能保证我会睡个好觉。我给菲洛斯小姐胡乱写了张便条，磕去烟斗中的灰末，拉灭起居室里的灯，就上床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