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政思路得到省委书记肯定
1994年11月5日,我从北京到深圳报到。从机场到迎宾馆的路上,马路两侧一座座厂房鳞次栉比,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工地。11月的北方早已秋风萧瑟,但这里的一切都像夏天一样焕发着蓬勃的生机,林木葱茏,鲜花盛开。深圳,曾经对我十分遥远。如今,我已踏上这片热土,成为其中的一员。
深入调研50天,拿出理政思路
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级别没有变化,面对的却是新的工作、新的挑战,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担负更重的责任。
到深圳上班后,前50天,我基本上按照中央领导指示,集中力量进行调研,了解情况,熟悉干部。除了参加市委常委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以外,我很少应酬。哪怕中央领导、外省市领导来,一般都是市里其他领导去陪同。我用近两个月时间,到龙岗、宝安、罗湖、福田、南山5个区,市政府30多个部门,以及重点单位,如盐田港、深圳机场、大亚湾核电站等单位,进行深入调研,了解情况,熟悉干部。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支持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1990年与1994年的几个重要经济指标的对比就可见一斑。国内生产总值从144.82亿元增加到560亿元,年均增长31.7%;出口贸易总额从29.96亿美元增加到183.09亿美元,年均增长26.9%,出口额自1993年起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由21.1亿元增加到74.4亿元,年均增长4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66.76亿元增加到221.14亿元,年均增长34.9%;全市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22万元提高到3.57万元;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由108.3上升到145.1,高出全国48个百分点。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深圳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亟待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特区实施的优惠政策,除了所得税的税率继续保持15%外,其余的优惠政策,或者已经成为全国的普惠政策,或者已经逐步被取消。因此,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在消失。中央领导找我谈话时都讲到了这一点。“你是从北京去的,要引导好深圳的领导干部平顺转弯。但是你讲话要有艺术,拿捏得准,不要让他们感觉你跟他们唱另外一个调。”来到深圳之后,确实听到不少干部议论这件事,“没有优惠政策,搞什么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到底‘特’在哪里?”中央认为在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给一些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是经过14年的建设,深圳已经发展起来了,这些特殊政策应该逐步取消。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结构的缺陷开始明显暴露出来。
1994年之前两年,深圳的工业发展速度开始有所下降。低到什么程度?已经低于全国平均工业增长水平。工业投资的比重,只占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总投资的百分之十几,后劲乏力。产业结构升级比较慢,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工业上唱主角的是“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它们曾经带来了投资和就业,但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企业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安全隐患多。所以我到深圳就任之前,人家说深圳“水深火热”,几乎每年都发生火灾或者爆炸,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说穿了,就是港台投资的部分企业。日本、美国、欧洲的企业在深圳也有一些投资,但是他们的企业并没有发生火灾和爆炸。这主要是因为香港和台湾的企业投资者实力不强,到深圳投资,在村里搞一个简陋厂房,一楼二楼存放原料,三楼生产,四楼办公,五楼作为员工宿舍。为了防盗,窗户上又安装了护栏,一楼二楼着火,四楼五楼的人就逃不出来。而且这种企业只给村里交很少的管理费,并不纳税。如果这种产业结构持续下去,深圳就绝无前途!深圳一无矿产资源;二无现代工业基础,成立经济特区之前是纯农业县;三无自己办的名牌大学和国家部委办的研究院所。如果产业结构还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深圳就毫无竞争力了。1993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香港的4%左右,财政收入是香港的4%左右,所以唯有尽快地调整优化深圳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才是深圳的未来所在、光明所在、前途所在。
房地产大量积压,建成的楼房空置350多万平方米,在建的面积还有近500万平方米。建好的房子卖不出去,挤压占用资金近400亿元,成了经济上的一个包袱。股票市场低迷,1992年“8·10”事件之后两年半的时间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每天交易量只有一两亿元,股票的价格已经跌到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股票市场如此低迷,不仅使得深圳各银行的头寸短缺,资本市场的低迷也使得金融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能力不够,同时也给深圳市的广大股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造成了很大压力。
第三个问题是,机关作风亟待改进,工作效率亟待提高。经济特区成立初期的那种高效率没有了,机关干部干劲十足、工作夜以继日、办公大楼晚上灯火通明的火热场景已经很少见。据说,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都要拎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小礼品,递交材料的同时送上小礼品,以求事情办得顺利、办得快。少数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已经让市民和企业感到厌恶。北京一些部委和其他一些省、市对此也有议论。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影响经济建设和外商以及内地企业来深圳投资的热情,甚至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第四个问题是,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市公安局报告,1994年1—10月,全市暴力犯罪案件2 395起。其中杀人案件152起,平均2天发生1起,每次都得死一两个人;抢劫案件1 855起,平均1天发生6起;绑架勒索案件388起,平均1天1起;入室盗窃犯罪立案5 704起,平均每天19起。公共场所的扒窃、小偷拎包、路面飞车抢劫现象严重,市公安局估计深圳的扒手有3 000人左右。社会治安的状况令深圳市民感到人身不安全,整天担心家里被盗。因为社会治安问题,一些外商(主要是港台商人)缺乏安全感而导致投资意愿受到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已经成为深圳市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障碍。
第五个问题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不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路少、路窄,再加上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不高,堵塞严重。那些年,军队可以办企业,挂军队和武警部队车牌的车闯红灯、逆向行驶,可谓横冲直撞,交通警察制止时还遭掌掴!城市排水不畅,罗湖区的小区几次被大水淹及一楼窗台。城市供水能力不足,偶有断水现象。供电、通信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管理问题很多,市容市貌乱象丛生:供电线和电话线都是明线,密如蛛网悬在半空;小商小贩乱摆摊,马路边上很多卖凉粉的、卖小吃的,洗碗水乱倒;电线杆上多见“专治性病”的小广告,似乎深圳成了性病高发区。这些乱象严重影响市容市貌,与现代化城市建设格格不入。
面对上述问题,我不断思考,研究解决的良策。我在化工部任副部长时分管基本建设、科研和教育工作,对当时国际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发展动态以及产业结构变革的态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到化工部工作之前,我还在辽宁省锦西市(1994年更名为葫芦岛市)担任过领导工作。这些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使我百虑终有一得。我也一直牢记来深圳前中央领导找我谈话时的指示和嘱咐,最后形成了我认为可行的工作思路,理清了施政重点。
向省委书记汇报,理政思路得到全面肯定
1995年1月1日,我根据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对今后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开展的重点工作的思路,专程赴广州向广东省委书记汇报。我首先汇报了经过50天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深圳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管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五方面的问题,接着汇报了针对这五方面问题所提出的对策以及今后施政的重点。
第一,加快调整优化深圳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提高深圳市的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这是深圳今后发展的希望所在、形象所在、后劲所在。不把产业结构调整过来,不奠定现代的产业基础,深圳今后就毫无优势、毫无前途!
第二,整顿机关作风,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
第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争取两年内实现基本好转,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搞活深圳的房地产业。消化近900万平方米的库存,释放出被挤压占用的近400亿元资金。
第五,启动低迷的证券市场,搞活深圳的金融业。发挥资本市场和银行业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同时,把广大股民从被套牢的股市中解脱出来。
省委书记十分专注地听我汇报。我谈完之后,他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我对深圳的情况是了解一些的,但是像你这么清晰的分析和介绍,以前没有过。”
作为省委书记,他经常到深圳检查指导工作,对深圳的情况何止是“了解一些”,这显然是他的谦虚和讲话艺术。接着他又说:“你对今后工作的基本思路,虽然还没开始实施,但是凭我多年的工作经历,我认为肯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我完全支持你的想法,大胆去做吧!”我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了非常坚决的支持!这五方面的工作思路,就成为未来5年我施政的重点内容。
书记在听完我汇报后,叫来他的秘书,吩咐道:“请广州市高祀仁书记、黎子流市长陪子彬同志在广州市内转转,介绍一下广州的情况。吃完晚饭再送子彬同志回深圳。”我心里感到很温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他在看人、待人、用人这方面有很高的修养。
1995年以后,随着工作的陆续开展,我对深圳市属、区属国有企业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深圳市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我任市长的5年时间里,市委、市政府还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全面修编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加强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作为全市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任务,进行了艰苦、持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