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
儒释道三教关系是唐代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唐代，“三教”之称在史书上频繁出现，如《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超过新、旧《唐书》之外的其他二十二史之和。陈寅恪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29)“三教论衡”是唐代文化思想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它几乎贯穿有唐一代的始终。李岩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绘制《唐代三教争衡时序表》(30)，该表汇集资料齐全，简洁、直观地表达了唐代三教论衡的情况，抄录如下：
表1-2 唐代三教争衡时序表
①原为“端甫”，据《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第3728页）改。
②原在“争论内容”栏，根据表格体例调入“结果”栏。
③原在“结果”栏，根据表格体例调入“附注”栏。
①为求简明，将原表所引《金刚经》《道德经》《论语》之原句删去。
由表1-2，我们可以看出唐代“三教关系”的主要特点：
一，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唐代帝王对三教的认识，都是着眼于治国经世之作用，所以在三教关系的定位上，虽然有时把道教放首位，有时把佛教放首位，而真正处于首位的还是儒学，“三教论衡”所谓的三教排序问题，其实只是有关道教与佛教的优劣论争，儒学的首要地位是不需要讨论的。所以，尽管高祖李渊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下诏把三教定位为“老先、次孔、末后释”，其实所谓的“老先”只是名誉上的、象征性的，道、佛二教的发展必须限制在儒家礼教许可的范围之内，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要遭受沙汰。武德九年（626），李渊就曾下诏沙汰道、佛二教，理由是“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31)。
二，佛教在理论水平上领先于儒、道。三教论争的结果，大都是以佛教的胜利而告终，这充分体现出佛教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越性。唐代佛教在理论上已经完全成熟，在本体论、心性论、果报论等方面都形成了完整而缜密的思想体系，相形之下，儒家思想虽然在政治、教育等方面处于正统地位，但由于拘束于章句之学而在理论上几无建树。道教虽然在理论上有了长足进步，但与佛教相比，仍显粗疏，所以佛教嗤儒、道两教为“外道”，认为“是如佛法之浅浅，已胜外道之深深”(32)，对此批评，儒、道作不出有力的反击。尽管论辩以佛教胜利而告终，但在三教排名上，除儒学的正统地位不可动摇外，道教也大都排在佛教前面，这是由道教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这说明“三教论衡”对三教的排名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三，三教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儒佛道三教在激烈论争的同时，相互融合的趋势也在进一步加强。洪修平先生说：
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两家所形成的三足鼎立之势，为三教的融合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三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也都深切地感觉到了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因而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融合他人理论精华的主观意向，儒佛道三教在理论上呈现出的进一步融合趋势是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最重要特点。(33)
如果说中唐之前的三教论争还有争夺政治地位与信众的实用性与严肃性，那么中唐以后的“三教论衡”则更趋于表演性、戏游性，往往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34)。“三教论衡”成了中、晚唐朝廷礼仪之一，“每年至皇帝降诞日，请两街供奉讲论大德及道士于内里设斋行香，请僧谈经，对释教、道教对论义”(35)。这种仪式已不具有现实上的实用性，也不具有宗教上的神圣性，以至到了懿宗咸通年十一年，优人李可及竟摹仿“三教论衡”戏谑三教主为妇人。“三教论衡”实用性与严肃性的淡化，使三教更能心平气和地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理智地吸收其他教派之优长，从而加强了三教之间的融合。
综上所述，初唐以来帝王以儒学为主三教并举的文化政策及“三教论衡”活动，促进了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形成。儒佛道三教虽然矛盾依然不断，三教优劣高下的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但从总体上看，三教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在理论上相互融摄是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最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