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部县的历史演变

关于南部县的历史沿革、境域变迁等问题，已有论著进行过详细的辨析，兹不赘述⁽³⁾。本节仅就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希望对厘清南部县的历史演变有所裨益。

一、南部县的建县时间

自唐宋以来，相关文献对南部县创建时间之记载便众说纷纭，迄无定论⁽⁴⁾。《隋书》中的十志，成书于唐显庆元年（656），其《地理志》为南部县作注云：“旧曰南充国，梁曰南部，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⁵⁾这最早提出了梁代改为南部之说。杜佑在《通典》（该书撰成于唐贞元十七年，即公元801年）中记载阆中郡南部县时云：“汉充国县地。后周置县。”⁽⁶⁾由此提出了“后周置县”说。在此语境中，“后周”指的是北朝时期的“北周”（557—581），非今天所说的五代之一的后周。稍后，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该书完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即公元813年）中又云：“南部县，本汉南充县地，梁置南部郡，周闵帝天和初改为南部县，属盘龙郡。”⁽⁷⁾这将南部县创建时间具体到“周闵帝天和初”。

北宋时期，欧阳忞在《舆地广记》（该书成书于北宋政和五年至八年间，即公元1115—1118年间，定稿当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即1119—1125年间）曰：“南部县，汉充国县地。东汉初平四年分置南充国，属巴郡。晋、宋、齐属巴西郡。梁改曰南部，属北巴郡。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属盘龙郡。隋属巴西郡。唐属阆州。”⁽⁸⁾这再次肯定了“梁代”说。

元、明、清诸朝的历史文献，或称梁代，或云隋朝，或曰北周，可谓诸说并存，莫衷一是。直到清末，由南部县士绅王道履编写的《南部县乡土志》在叙述该县历史时还如是称：

南部本境，梁天监二年置，以县居郡南而名，说见顾氏《方舆纪要》。《隋书·地理志》注亦云：“旧南充国，梁曰南部。”通志、府志、县志俱称改自梁代。独近人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云“梁改为南充郡国。隋改为南部”，而又不详所本。岂以南部明文始见《隋书》，《梁志》无考，因遂断为隋改欤？不知《隋书·地志》撰于唐初，距隋未远，情事必悉，果为隋改，注何必系之以梁，更何必溯其旧置曰南充国？据此则南部之置，始于梁代无疑。顾氏既定为天监二年置，更非泛无实据矣。⁽⁹⁾

这段话透露出如下重要信息：第一，当时对南部县创建时间还有争论，普遍认为南部县创建于梁代。持此说者包括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四川通志》《保宁府志》《南部县志》，而王鸣盛却不以为然，断为隋朝。第二，王道履以顾氏《读史方舆纪要》为据，认为“南部之置，始于梁代无疑”。虽坦言顾氏等“非泛无实据”，但王氏也并未举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至今许多论著在论及此问题时，基本依据县志而采用梁代天监二年（503）说。这看似“盖棺定论”，实际上疑点重重。南部县创建于梁代天监二年说，依据何在？此外尚有其他说法，是否也能够成立？若不能成立，原因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尚待辨析。这种诸说并存，莫衷一是的情形，既不利于县志编纂，也不利于对该县历史文化的挖掘。有鉴于此，我们拟依据相关文献对诸说进行梳理与辨析。

翻检相关史料，有关南部县创建时间的记载，自唐迄今，至少有七种。

（一）梁代说

1. 笼统称梁代

前引《隋书》之《地理志》最早提出“梁曰南部”说，继之北宋欧阳忞在《舆地广记》中再次提及。明朝时，李贤等合撰的《明一统志》（明朝天顺五年，即公元1461年成书）曰：“梁置南部县，以县居巴西郡南，故名。”⁽¹⁰⁾郭子章在解释南部县时亦曰：“梁名，以县居巴西郡治之南也。”⁽¹¹⁾南部县建于梁代说，在清代文献中也可找到例证。比如《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在记载南部县时云：“宋曰南国县，属北巴西郡。梁曰南部县。”⁽¹²⁾道光《保宁府志》和《南部县志》中皆称：“梁改曰南部县。”⁽¹³⁾近人蒲孝荣在《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一书中认为，梁改南充国县置南部郡，而该郡的郡治为南部县，由梁改南国县置⁽¹⁴⁾，但不知所本。由此可见，从唐宋迄今，持南部县创建于梁代说者，代不乏人。

此说是否成立，关键就在于《隋书》的记载是否可信。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在给《隋书·地理志》作注时，就提出过质疑：

南部今县治。旧曰南充国，《续汉志》南充国属巴郡。梁曰南部。《纪胜》引《元和志》：梁置南部郡，周闵帝天和初改为南部县，属盘龙郡。《寰宇记》、《舆地广记》并同，志有脱误。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纪胜》引《隋志》：旧曰南充国，梁曰南充郡，西魏置巴西郡，后周郡废。与今本大异。⁽¹⁵⁾

由此可见，杨氏在引用《续汉志》《舆地纪胜》《寰宇记》后明确说“此志有脱误”，“与今本大异”。也就是说，《隋书》不仅有脱误，而且《舆地纪胜》引用版本与今本不同。

我们核对了杨氏所引《隋书·地理志》，与前文所引中华书局点校本内容一致。据中华书局编辑部写的《隋书·出版说明》可知，据两《唐书》之《经籍志》《艺文志》著录的隋朝历史专著不少，多已失传，仅《隋书》保留下来。《隋书》最早的版本是宋天圣二年的刻本，已失传。中华书局校勘所用的版本共9种，包括宋刻本（2种，简称宋小字本与宋中字本）、元刻本（2种，大德饶州路刻本与至顺瑞州路刻本）、明刻本（3种，即南京国子监本、北京国子监本、汲古阁本）、清刻本（2种，武英殿本、淮南书局本）⁽¹⁶⁾。今天虽不知南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引用《隋书》的版本，但内容不同是一定的。若据王象之所记，则无梁改南部县之说。因此，梁代创建南部县之说，值得怀疑。

2. 梁天监二年（503）说

据笔者目力所及，此说的始作俑者是明末清初的顾祖禹（1631—1692）。他在费尽毕生精力创作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叙述南部县时道：“汉巴郡充国县地，后汉末为南充国县地，晋属巴西郡，宋、齐因之。梁天监二年置南部县，以县居郡南而名。”⁽¹⁷⁾此说被雍正《四川通志》继承，该志在陈述南部县的沿革时云：“梁天监二年改曰南部县。”⁽¹⁸⁾光绪年间所修的《南部县乡土志》极力维持此说。1983年，四川省南部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的《四川省南部县地名录》在介绍该县历史沿革时也持梁武帝天监二年（503）改南国县为南部县之说⁽¹⁹⁾。1994年出版的《南部县志》亦然⁽²⁰⁾。

虽前引《南部县乡土志》以非常肯定的语气道：“顾氏既定为天监二年置，更非泛无实据矣。”但具体的依据并不清楚，且此说出现在清初，晚于其他说法，颇值得怀疑。无独有偶，嘉靖《保宁府志》曾云：“南部县，本汉巴郡充国县地。晋属巴西郡。梁置南隆郡，寻改为南隆县（即充国县地，天监二年立，以县居郡治南，故名）。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隋罢郡置南部县，属巴西郡（开皇初即新安郡地析置南部、奉国二县）。”⁽²¹⁾此处明确说，南隆县才是梁天监二年设立，南部县乃隋所立。因《保宁府志》早于《读史方舆纪要》，应更为可信。

因之，南部县创建于梁天监二年说，不可信。很可能，此说是将嘉靖《保宁府志》中“南隆县”误为“南部县”所致。

（二）后周说

这里的“后周”，实指通常意义的“北周”，非五代之一的“后周”。持此说者又可分为下述几种情况：

1. 笼统称“后周”

持此说者，最早是唐朝的杜佑，前已引证。南宋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转引了此条材料，在与其他材料进行对比时仅作了“小有不同”的评价，未作定论⁽²²⁾。清朝人罗士琳在《旧唐书校勘记》一书中，却作如下判断：

南部，后汉分阆中置充郡国县。按郡字衍。《通典》：南部，汉充国县地。又分置南充国郡。梁改为南充郡国。按此志脱误不可读。《隋志》：旧曰南充国，梁曰南部。《通典》：南部，后周置县。《寰宇记》：梁于此置南部郡，后周罢郡立南部县，属盘龙郡，以地居阆中之南，故曰南部。隋开皇罢郡，以县属阆州。据此诸文，南部县乃周所置，《隋志》所谓旧置南充国，亦未言何代所立，梁止置南部郡，未置南充郡也。此志梁改南充郡国，当作梁改为南部郡。王氏鸣盛谓郡国二字当乙，非。隋改为南部也。按当作周改为南部县。⁽²³⁾

由此可知，罗氏列举了《通典》《太平寰宇记》《隋书》的内容，对《旧唐书》进行了校误，以按语形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后周改为南部县，实延续《通典》的记载。

2. “周闵帝天和初”说

此说最早出现在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中，从时间上比杜佑《通典》晚出。该志在传抄过程中，缺损严重，以致今本中已难见唐时原貌。有关南部县的信息，是清朝人缪荃孙等从南宋时的《舆地纪胜》中辑校而来。问题在于，据《周书》记载，周闵帝在位不足一年，亦无“天和”年号，而“天和”（566—572）乃周武帝年号⁽²⁴⁾。因此“周闵帝天和初”之说，更不可信。很可能传抄过程中致误。

3. “后周闵帝元年”说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地理总志。据该志记载：“南部县，东南七十里。旧十四乡，今十二乡。亦充国县地，梁于此置南部郡。后周闵帝元年罢郡，立南部县，属盘龙郡，以地居阆中之南，故曰南部。”⁽²⁵⁾乐史撰写此志的动因乃鉴于“贾耽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国志》，不独编修太简，抑且朝代不同”⁽²⁶⁾，加以经历唐宋、五代藩镇割据，政区变化较大，旧著已不适用，于是编纂了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由作者自序可知，他参考了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无疑。因此，对照《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二书基本内容一致，都主张是梁设立南部郡，后周方建南部县，只不过具体时间上有细微差别，可能对前者作了修正，亦未可知。若依乐氏之说，则南部县建于后周闵帝元年，即公元557年。

4. “后周天和初”说

持此说者，仅明初由刘基撰写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该书对南部县的介绍如下：“汉南充县地，梁置南部郡，西魏置巴西郡，后周天和初改为南部县。”⁽²⁷⁾但此说晚出，不知所本，也很难采信。

（三）隋朝说

持隋朝创建南部县说者，前有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后有杨思震等修的《保宁府志》和曹学佺的《蜀中广记》。

《旧唐书》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开始编修，至开运二年（945）修成。是书介绍阆州之南部县时曰：“后汉分阆中置充国县，属巴郡。又分置南充国郡。梁改为南充郡，隋改为南部也。”⁽²⁸⁾而明朝嘉靖《保宁府志》不仅称“隋罢郡置南部县”，还明确说“南部（隋唐名）”⁽²⁹⁾。明末，曹学佺在《蜀中广记》中释“南部县”亦道：“梁之南隆县也。今县亦隋改，以部分在郡之南。”⁽³⁰⁾

值得辩驳的是，前引《南部县乡土志》中提到的“独近人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云：‘梁改为南充郡国。隋改为南部。’而又不详所本。”实际是对王鸣盛原著的误读。经核实王氏原文，在“新旧地理杂校误”条中，他针对《旧唐书·地理志》中所谓“南部，后汉分阆中置充郡国县，属巴郡。又分置南充国郡。梁改为南充郡国，隋改为南部”一条，认为“上二‘郡’字并衍，下‘郡国’二字当乙。”⁽³¹⁾按：“衍”为校勘学术语，指原稿本无而传写、刻印、排印误增的文字，称衍文，又称羡文、衍字。“乙”也是校勘学术语，指倒文，即原稿文字具存，并无讹误、缺脱或衍羡，但在流传过程中，文字的先后次序被颠倒。古时钩改文字称“乙”，所以倒文又称“乙文”或“倒乙”。按照王氏意见，改正后的文字应该是“南部，后汉分阆中置充国县，属巴郡。又分置南充国。梁改为南充国郡，隋改为南部。”这与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原文相差不大。可见，王氏仅是对《旧唐书》进行校误而已，并未明言南部县建于隋朝。

对《旧唐书》进行校误的还有罗士琳。与王鸣盛观点略异，不过罗氏并不支持隋朝说，姑毋庸议。

综上所述，有关南部县创建时间的说法计有七种，见表1-1：

由此表可知，自唐以降，迄于今日，至少有七种关于南部县创建时间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诸说并存、不分伯仲的情况，其原因无非是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常出现脱、漏、衍、倒等情况，而各家所本不同，遂使该问题成为一个千年未决的疑案。

这七种说法，从大的方面可概括为三类，即“梁代说”“后周说”“隋朝说”。依据形式逻辑之“矛盾律”，这些说法中只能有一真，其余皆假。从诸说出现的时间看，梁代说最早，后周说次之，隋朝说最后。按理说，梁代说最可信，隋朝说最不可信。但是我们据今本《隋书》，仅能获悉唐朝初年已有“南部县之名”，而所谓“梁曰南部”，尚难断定到底是“南部县”还是“南部郡”。若据《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则称“梁置南部郡”，该书所引《隋书》则无梁改南部之说。况且，如果《隋书》所言为真，何以自唐以来，有后周说、隋朝说出炉？而《读史方舆纪要》所谓“梁天监二年”说，不仅晚出，且不知所本，疑是误读嘉靖《保宁府志》所致，故笼统称梁代说和“梁天监二年”说，皆不可信。

比较而言，后周说最可信。理由如下：

第一，后周说最早见于杜佑的《通典》，比梁代说稍晚。此书不仅征引资料繁多，且出于一人之手，花费精力颇多，可信度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之“杜佑作通典”条中，考证出杜佑在大历元年（766）始纂斯典，时杜佑32岁，贞元十七年（801）进书，杜已67岁⁽³²⁾。杜佑可谓花了半生功夫在此书上。后人在有关南部县创建问题上征引此书，未提出质疑。

第二，自唐代以来，关于后周的说法便有4种，可证认同此说者众，由此可见此说的影响最大。从概率上讲，此说也最可能为真。

第三，清朝著名的地理学家，如罗士琳、杨守敬等，皆主此说。之所以选此二人之说为据，是因为二人专门校勘过《旧唐书》和《隋书》之地理志，这两志恰是隋朝说与梁代说之代表者。罗士琳之《旧唐书校勘记》中，明确支持后周说。杨守敬在《隋书地理志考证》中，引《续汉志》《舆地纪胜》《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旧唐书》等有关“南部县”的论述为据，虽未明言南部县建于何时，但他最后说“是则《纪胜》所引不为无因”一语，答案已呼之欲出了。因为不管《舆地纪胜》所引的《元和郡县志》，还是《隋书·地理志》，皆无梁代说，仅有“后周”说。

后周也只是笼统的说法，具体是后周哪一年？由于《元和郡县志》的记载有误，而《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中的说法出现于明朝，相对来讲《太平寰宇记》的说法较可信。因此，我们以为南部县创建的时间当在后（北）周闵帝元年，即公元557年，这应该是可信的。

二、南部县名的由来

对于南部县之得名，综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者的考证，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说法，现按照时间的先后罗列如下：

1. “以地居阆中之南”或“以居阆州之南”，故曰南部。持前者的是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该书记载：“南部县，东南七十里。旧十四乡，今十二乡。亦充国县地，梁于此置南部郡。后周闵帝元年罢郡，立南部县，属盘龙郡，以地居阆中之南，故曰南部。”⁽³³⁾持后者的是《舆地纪胜》所引《太平寰宇记》资料⁽³⁴⁾。换句话说，持这个观点的都是《太平寰宇记》，只是王象之所见与今天所见版本不同，故存在“阆中之南”与“阆州之南”一字之差。

2. “以县居巴西郡南”，故名南部。明朝时，李贤等撰的《明一统志》（明朝天顺五年，即公元1461年成书）曰：“梁置南部县，以县居巴西郡南，故名。”⁽³⁵⁾郭子章在解释南部县时亦曰：“梁名，以县居巴西郡治之南也。”⁽³⁶⁾这一说法被《四川省南部县地名录》所继承⁽³⁷⁾。

3. “以县居郡南”或“郡治南”而称南部。嘉靖《保宁府志》载：“南部县，本汉巴郡充国县地。晋属巴西郡。梁置南隆郡，寻改为南隆县（即充国县地，天监二年立，以县居郡治南，故名）。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隋罢郡置南部县，属巴西郡（开皇初即新安郡地析置南部、奉国二县）。”⁽³⁸⁾顾祖禹（1631—1692）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说：“梁天监二年置南部县，以县居郡南而名。”⁽³⁹⁾

4. “以部分在郡之南”而名南部。持此说者为曹学佺的《蜀中广记》，该书记载称：“南部县，梁之南隆县也。今县亦隋改，以部分在郡之南。”⁽⁴⁰⁾

5. 蔡东洲教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提出了新说：“南部县得名于‘南梁州之南’更加合乎史情，且南部县之名总是随‘南梁州’之名变化而变化。南梁州更名为隆州，南部县随之更名为南隆。隆州避讳改阆州，南隆亦随再更名南部。这是中国古县名称中随上属府州变化而变化的典型代表。”⁽⁴¹⁾

综观上述几种说法，可以看出：第一，这些说法中，除最近提出的“南梁州之南”之外，最早的是北宋，其次是明朝；第二，关于南部县之得名，可谓诸说并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所有观点都是从地理方位的角度立论，且都以历史上的阆中作参照；第三，从上述相关史料记载看，南部县之得名很可能与南部郡的建立也有关联。

萧子显《南齐书》所反映的是公元479—502年之间的史实。该书卷十五有“南部郡”的记载，属梁州，不过当时已经“荒或无人户”了⁽⁴²⁾。该书中亦有“南国县”（即后来的南部县）的记载，属“北巴西郡”⁽⁴³⁾。后来的文献延续了这一记载，比如清朝汪士铎《南北史补志》卷五和朱铭盘《南朝齐会要》（稿本）中皆主此说。这里的南部郡与南国县到底有何关系，因史料缺乏，不得而详。不过，稍后的历史中，便出现了在原南国县建南部郡的记载。

《隋书·地理志》为南部县作注云：“旧曰南充国，梁曰南部。”⁽⁴⁴⁾这里的南部究竟是南部县还是南部郡，尚难断定。而据《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志》则称“梁置南部郡”，该书所引《隋书》则无梁改南部之说。梁置南部郡之说，还得到《舆地广记》《太平寰宇记》等唐宋时期历史地理著作的支持。明朝的一些文献也主此说⁽⁴⁵⁾。蒲孝荣在《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中也持此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采用了梁置南部郡的说法。在南朝齐时，南部县称南国县⁽⁴⁶⁾。不过，在南朝梁时的地图中，南国县已改称南部郡⁽⁴⁷⁾。

当然，也有文献持不同意见，比如嘉靖《保宁府志》就记载，称“梁置南隆郡，寻改南隆县。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隋罢郡置南部县”。这一说法在曹学佺的《蜀中广记》中得到延续。由于此说晚出，很难采信，姑且存疑。

历史上还有南充郡的说法。《舆地纪胜》引《隋书·地理志》称“梁曰南充郡”。对此清朝洪孙在《补梁疆域志》中作了辨析：

南部郡

《寰宇记》：充国县，梁于此置南部郡。《舆地纪胜》引《隋志》云南部，梁曰南充郡。《元和志》云梁置南部郡。《一统志》案：《舆地纪胜》所引《隋志》与今本不同，今从《元和志》及《寰宇记》。领县一。

南部

《隋志》：南部旧曰南充国，梁曰南部。《元和补志》梁天监二年改。

洪孙很明确地支持《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的说法，即梁置南部郡。而前引清朝人罗士琳在《旧唐书校勘记》一书中，也主张这种观点。

通过上面的辨析，我们认为，梁在原南国县地置南部郡应该是可信的，后周时改为南部县。因此，南部县由南部郡而来，南部郡因地处北巴西郡之南或阆中之南，故名南部，这当是可信的。

三、南部县的历史沿革

南部县的历史沿革，因历史文献的记载众说纷纭，故而变得复杂起来。历史文献对其建置沿革有许多记载，现将代表性的记载罗列如次：

唐朝完成的《隋书·地理志》记载称：“南部县，旧曰南充国，梁曰南部，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⁴⁸⁾从前面的分析可知，这里的“梁曰南部”，应为“梁曰南部郡”。

《旧唐书·地理四》亦记载道：“南部，后汉分阆中置充国县，属巴郡。又分置南充国郡。梁改为南充郡，隋改为南部也。”⁽⁴⁹⁾此处梁改南充郡之说，不可信，前文已剖析。

宋代的《舆地广记》曰：“南部县，汉充国县地。东汉初平四年分置南充国，属巴郡。晋、宋、齐属巴西郡。梁改曰南部，属北巴郡。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属盘龙郡。隋属巴西郡。唐属阆州。”⁽⁵⁰⁾《舆地纪胜》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前已述及，此不赘述。

《宋史》卷八十九记载说，南部县属阆州，而阆州属于利州路。当时的利州路领兴元府和利州、洋州等九州，合计38县⁽⁵¹⁾。

《明一统志》卷六十八载，位于府城南70里的南部县，“本汉巴郡充国县地，晋属巴西郡，梁置南部县，以县居巴西郡南故名。西魏于县置新安郡，后周郡废，隋属巴西郡，唐宋俱属阆州，元省新井、新政、西水三县入焉，本朝因之，编户九里”⁽⁵²⁾。

同治朝增修《南部县志》云：“汉置充国县，属巴郡。后汉因之，初平四年，分置南充国县。晋省充国，以南充国属巴西郡。刘宋曰南国县，属北巴西郡，萧齐因之，梁改曰南部县。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隋属巴西郡。唐属阆州，宋因之。元属保宁府。明洪武十年并入阆中，十四年复置，仍属保宁府。国朝因之。”⁽⁵³⁾

晚清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记载称：“汉置充国县，属巴郡。后汉因之，初平四年，分置南充国县。晋省充国，以南充国属巴西郡。刘宋曰南国县，属北巴西郡。萧齐因之，梁改南部县，以地居阆中之南也。西魏置新安郡，后周郡废。隋属巴西郡。唐属阆州，宋因之。元属保宁府，洪武十年并入阆中，十四年复置，仍属保宁府。国初因之。”⁽⁵⁴⁾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南部县历史沿革之梗概：南部县古属梁州之域，西周时并梁州入雍州；春秋时为巴国之地，秦灭巴国后为阆中县地；汉在此置充国县，属巴郡，后汉因之；初平四年（193）分置南充国县，晋省充国，以南充国属巴西郡；刘宋曰南国县，属北巴西郡；萧齐因之；梁置南部郡；西魏置新安郡；后周置南部县；隋亦曰南部县，属巴西郡（开皇初即新安郡地析置南部、奉国二县）；唐初复为南隆县，寻改为南部县，属阆州（开元元年避明皇讳，改隆为部）；宋因之，属利州路之阆州；元省新井、新政、西水三县地入焉；明朝洪武四年（1371）仍为南部，十年并入阆中，十四年复置南部，隶保宁府；清朝因之，仍属保宁府。此南部县历史沿革之大要。

因之，该县境域也不断变化，尤其是元时新井、新政、西水县的并入，奠定了明清两代（乃至今天）南部县境域的基础。新井因盐井得名，唐时析南部县、晋安县地置。《太平寰宇记》云：“新井县在阆州西南九十里。本汉充国县地，唐武德元年割南部、晋安二县置，县界颇有盐井，因斯立名。”⁽⁵⁵⁾新政县也是唐武德年间析相如、南部二县之地而置。始称新城县，后以隐太子讳，改名新政县，故《太平寰宇记》称其为“汉充国县地”。《舆地纪胜》道：“元丰五年，徙治晋安。”《元史》曰：“至元二十年并入南部。”⁽⁵⁶⁾西水县以水为名，其名创于周闵帝元年。《舆地纪胜》称，“大业中以水泛涨，徙治彭定故宅。宋因之。元省入南部”。另据《保宁府志》载：“晋安废县。《一统志》：在县西北四十里。《寰宇记》：晋安县在阆州西七十里。本阆中县地，晋于此置晋安县。贾耽《四夷县道记》：梁于此置金迁戍，周闵帝改为金迁郡，仍置晋安、晋城、西水三县属焉，郡理晋安，隋开皇三年罢郡省晋安县，移晋城于晋安旧理，唐武德四年改晋城为晋安县。《九域志》：熙宁三年省为镇，入西水。”⁽⁵⁷⁾可见，西水县并于南部县时，实已合并了晋安县。该县在北周时为金迁郡治，隋开皇初被废，移晋城县于晋安旧址，唐武德初改晋城为晋安。

由此可知，明朝时期的南部县，实合并唐宋的南部县、新井县、新政县、西水县、晋安县等而来。因之，自汉以来，在南部境内先后设置过充国县、南充国县、西充国县、南部县、晋安县、晋城县、新井县、新政县、西水县九县和南部、金迁二郡等⁽⁵⁸⁾。清朝因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