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集团
在明宗统治的七年半里，他一共有十位宰相和三十八位使相，这跟后梁太祖朱温差不多，后者在其统治的五年里，一共有八位宰相和二十七位使相。(101)事实上，明宗朝还有七位枢密使，他们分别是：安重诲、孔循、范延光、赵敬怡、赵延寿、冯赟和朱弘昭，而后梁只有两位崇政使（位同枢密使）敬翔和李振。明宗的宰相分别是：韦说、豆卢革、郑珏、任圜、冯道、崔协、王建立、赵凤、李愚和刘昫。除此之外，还有三位判六军诸卫事，亦即宫廷侍卫的长官，他们分别是朱守殷、李从厚和李从荣，后两位是皇子。(102)
显然，明宗比他的前任庄宗皇帝更重用文臣，后者只信任一小部分武将。宰相的更换率如此之高，也许是明宗有心要利用这个方法来控制手下的大臣，这跟几代之后的宋朝做法是一样的。事实上，在明宗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冯道是作为首相出现的，而安重诲则是枢密院的主要代言人，在明宗统治的七年半里，他们两人在各自的位置上都至少干了近五年。此外，枢密院更倾向于由一个人来控制，这跟后梁很相似，而三个宰相的权力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但实际上，权力的重心显然偏重于武将，他们控制着禁军和枢密院。有学者认为，相对于庄宗时代来说，明宗时代是军事权力扩张的时代，因为明宗乃武将出身，且持续关心武将的忠诚。(103)无可否认，他慷慨的奖赏让军队变得骄纵，在统治事务上，他也会让军人发出决定性的声音，但比起他的前任，明宗对文臣也更为重视，尤其是在他统治的后半期，故此，以一种形态来概括整个时期，是很有问题的。
毫无疑问，明宗朝最杰出的人物是安重诲，他的祖籍在河东北部的应州（今山西应县），这里也是武皇和明宗的祖居。(104)他的父亲出生于当地一个勇士的家庭，后来在李克用手下当军官，曾立有显赫的功勋。在唐代，安姓是北方民族为适应中原文化所采用的姓氏，而据一些材料介绍，重诲是北方胡人，但应该不是沙陀人。在李嗣源即位的十年之前，重诲就已经成为他的心腹了。安重诲思维敏捷，忠心为主，且谨小慎微，这些独特的才华让他成为一位谋略家和军事管理者，同样也是这些才华，让他在把明宗推上帝位的魏州之变中成为中心人物。明宗登基后，安重诲随即拜为枢密使，并一做四年半，中间从未间断。他的位置容许他全面掌控内政和军事事务。重诲在官员任免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有权审查朝廷内外各个职位的任免。他还成为朝廷反腐的主要倡导者，对于贪官污吏，他不吝施予法律所容许的最高刑罚。跟庄宗时期的枢密使郭崇韬一样，重诲精于谋略与后勤，与明宗核心集团内的其他人相比，他的战斗经验微不足道。五代并不缺少忠勇之将，但讽刺的是，这个时代相对缺乏那些能凭个人才智对战争运筹帷幄的人，他们能够熟练管理战时的后勤工作，并为战后制定重建计划。这些人在史料中被称为“吏”。在明宗统治时期，安重诲几乎没有在京城担任过禁军指挥官，或在地方各州军担任节度使，这些职位都是直接指挥武装部队的，但他负责在京城全面决策各种军事事务，其对地方各州军的影响非常深远。尽管重诲不通汉语，但他还是通过跟一些文臣合作，成功处理好这些艰难的工作。
明宗一开始对安重诲的政治判断是非常信任的，后者在管理手段上有强烈的道德倾向，例如，他关上了庄宗时期贪赃枉法、任人唯亲的大门。尽管重诲的本家是武将出身，但他坚持要用管理文臣的标准来管理武将，这一政策让他跟一些主要将领发生矛盾，例如身处西南的孟知祥。同时，他主持清洗了前朝一些备受皇帝恩宠的庸碌之辈，换上德才兼备的能臣。重诲还在财政管理和组织上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当中包括建立直接对朝廷负责的三司。他严格控制政府和宫廷的财政开支，为帝国健康的财政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明宗朝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还有一个未被重视的因素，那就是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对西南两川地区、西方夏州以及南方南平的进攻，其波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被严格限制，明宗的朝廷应该是吸取了庄宗扩张得太快太远的经验教训。总体而言，重诲主张对内外的敌人采取更有力的打击，但朝廷政策往往要跟明宗商议，而后者显然倾向于避免冲突。两人之间的界线往往因以调停分歧为目的的妥协而变得模糊，但明宗绝非毫无主见之人。而正由于重诲在其任内，加强对军队的监控，后唐核心腹地的叛乱在规模上都比较小，并且都限于明宗统治的最初几年。重诲坚持限制皇子的权力，以及控制对宫廷宠臣的滥用，但这些做法的代价往往是公开与皇帝对抗。他们冲突的另一个根源是重诲自以为是的信心和顽固的决心，某种程度上这些品质与明宗有点像，但从长远来说，这些品质十分不利于他们之间的合作。
在明宗晚年，另一位杰出的枢密使是范延光。(105)延光祖籍邺郡临漳（今河北临漳），他为晋王国效力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李克用时代，尽管细节不为人知。之后，李嗣源到相州，他投入其麾下效力，并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将领。延光也同样受到晋王即后来的庄宗看重，因为在一次秘密的军事行动中，他为晋王和一位后梁的叛将来回传信。但不幸，他被梁军俘虏了，尽管如此，他没有泄露任何机密，也顶住了持续的压力，没有投降，其行为足以证明他当时是一位坚贞不二的忠臣。后唐统一北中国前，他就有十年的战斗经验，这也足以让他自傲。庄宗败亡后，作为高级军官，他于天成元年（926）迅速转投明宗。一年之后，他在朝廷镇压开封叛将朱守殷的战役中表现出色。此事让明宗于天成二年（927）再次欣赏延光，因为皇帝亲身参与作战，并在战场上目睹了他的表现。
天成三年（928），范延光在安重诲的亲自推荐下成为枢密使，之后他又带着枢密使的头衔，被委任为成德节度使，离开京城长达两年之久。长兴二年（931）初，安重诲被处死，一向低调的范延光终于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作为枢密使，他质疑朝廷对骑兵的大量投入。这次对话最终让明宗得到启发，转而关注对民间社会的投入。跟安重诲一样，延光似乎也是朝中唯一一个敢于跟王淑妃以及围绕在她身边的以孟汉琼为首的宦官集团对抗的大臣。讽刺的是，皇帝当初大力清洗宦官，但到晚年，却又开始让宦官执行一些敏感的任务，这种做法让外朝的工作变得复杂，对枢密使来说尤其如是，他是要负责协调国内政治与军事事务的。延光同时还得顶着压力，尝试抑制明宗长子李从荣的狂妄自大，后者已经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但其轻浮之举更甚于从前。或许延光所作的最大贡献，是让朝廷与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之间的分歧走向正面，因而让北中国的领土恢复形式上的统一，直到明宗驾崩。在明宗统治的最后一年，他还为朝廷与党项的关系作出过努力，把朝廷对党项的不满限制在一次简短的军事行动之中，而非发动长期战争。历史学家对延光的评价基本是基于他在后晋时的一些罪行，这显然是十分不公平的。他在明宗朝的作为可以用全能来形容，但他确实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他在政治上缺乏勇气：当面对难以驾驭的人物，或难以克服的障碍时，他往往选择逃避。
明宗对他两位主要的枢密使——安重诲和范延光——是十分看重的，因为在他眼里，他们都是乐于奉献的专业人才，但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他跟这两人有很亲密的私交。这两人与比明宗小二十五岁的石敬瑭相比，反差非常明显。(106)石敬瑭是太原的沙陀人，他的母亲姓何，父亲臬捩鸡是一位弓马娴熟的骑士，也是李克用军中的一名将领。这一家族在他们的历史上很晚才采用“石”作为他们的姓氏，甚至很有可能是在石敬瑭出生或成名之后。敬瑭开始是庄宗手下的将领，后来又成为明宗的下属，他曾经在不同的战场上分别把这两位皇帝救出险境。《旧五代史》把敬瑭描绘为一位善射的骑士，这种天赋在冷兵器时代是有可能成就伟大的军事家的，而他的性格则是“性沈澹，寡言笑”。他的时机感极其敏锐，这让他在沙陀统治中国的混乱历史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107)在同光四年（926）促使李嗣源谋反的魏州之变中，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宗即位后，敬瑭在天成二年（927）率兵镇压了朱守殷在开封的叛变，长兴元年（930）又率军攻蜀，这两件都是明宗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国内危机。三年之后，朝廷派他镇守北方边疆，当时契丹正蠢蠢欲动，对后唐构成严重的威胁。明宗朝后期，从长兴二年（931）至长兴三年（932），敬瑭被委任为六军诸卫副使，再次证明皇帝对他的信任。(108)石敬瑭的妻子是明宗的长女，这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关系。明宗有十六个女儿，但只有五个被册封为公主，当中起码有三个在他驾崩之后还活着，这让他的女儿成为他在政治联姻中的稀有资源。石敬瑭的妻子是明宗正妻曹皇后的女儿，在明宗统治时期，她被授予很多头衔，但人们通常最记得她是永宁公主。(109)敬瑭留在京城时，明宗时常到他府上做客，这其实也能反映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敬瑭后来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是为后晋，如果没有明宗十几年来的亲身指导，他的这一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明宗朝第四位主要军事人物是康义诚。(110)康义诚出生在河东北部，即代北地区，是代北沙陀三部落的人。他开始加入了李克用的军队，随后，他在庄宗征服北中国的十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被封为“突骑指挥使”，这支军队之所以被称为突骑，是因为其进攻的强度。义诚成为明宗手下的时间比石敬瑭要短得多，但在同光四年（926）的魏州之变中，他确实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义诚感觉到未来的皇帝对是否参与叛乱犹豫不决，他及时为明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把纯粹的政治投机美化成对王朝的拯救行动，他说：“主上不虑社稷阽危，不思战士劳苦，荒耽禽色，溺于酒乐。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111)他的话说服了明宗，后来明宗对他也非常器重。在新政权下，康义诚先后担任过富州和汾州刺史，明宗幸汴时他被召回中央，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后来又在天成四年（929）被封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兼河阳节度使，长兴末年加同平章事。明宗镇压朱守殷之叛时，义诚正好在他身边，而六年之后，皇子从荣率兵攻打皇宫，义诚又在镇压叛乱中起了关键作用。在应顺元年（934）明宗的直接继承人李从厚与他的养子李从珂之间的权力斗争中，义诚的作用——尽管是负面的——也非常显著。在后唐诸将里，他可谓元老，虽然他不能把公务放在私利之前。无所不能的安重诲被处死后，日渐衰老的明宗发现像康义诚这样的人越来越不可缺少，尽管后安重诲时代的军事人物都缺乏重诲性格当中的那份强悍。
有趣的是，尽管明宗的这些主要的军事顾问都在不同程度上称得上忠诚和能干，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年轻时候的明宗——他能够把战争中的经验转化为统治的战略，并且能够让政治理论和实际的政治管理相结合。明宗几个核心军事顾问的缺点，正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用人方法的一些缺陷，因为他们要爬升到那些显赫的位置，除了要为后唐及其前身晋提供长期的专业服务外，还得跟皇帝有深厚的私人关系。这是一种短视的战略，在这些最为重要的职位上用人唯亲，会在皇帝死后为王朝带来多种不可预测的可能性。但幸运的是，这群难称完美的军事领导，受到一群优秀的文官辅臣制衡。
在明宗的文臣当中，冯道撰写了那个时代最有力，也最引人注目的篇章，刻画了那个时代的机遇与挑战。(112)冯道是瀛洲景城（今河北河间）人，他最初在愚蠢的燕王刘守光手下做事，后因得罪刘守光而被投进监狱，大概在天祐十年（913）左右，逃奔晋阳，把沙陀作为自己的避难所。他开始为晋王李存勖当书记，其节俭的生活与无私的慷慨给这位未来的皇帝留下持久而深刻的印象。庄宗即位后，他先后担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及户部侍郎，但几个月后，他即因父亲去世而丁父忧，任期大为缩短。两年之后的同光四年（926）四月，他除服起复为翰林学士，刚好碰上李嗣源的叛乱，这是一次以庄宗身死而告终的事件。冯道没有等到两大政治阵营的斗争尘埃落定，便匆匆赶回洛阳，与其他大臣一起迎来明宗，后者先是成为摄政王，后来更是登基称帝，冯道的支持对动摇朝中其他文臣之心起了重要作用。在新政权下，冯道仕途之光明远非其他人可比。天成元年（926）五月，他被拜为端明殿学士，成为中国历史上这一职位的第一人。天成二年（927）初，他正式拜相。终明宗一朝，他一直都是宰相，这个职位让他有更多机会展示自己的天赋。
冯道出身并不高贵，故常常被同侪取笑，说他像乡巴佬进城，不懂社会仪态，但这些特质皇帝也有，因为皇帝出身的血统也不高贵，故在皇帝看来，那些耻笑恰恰可以反映冯道的可爱之处。把冯道提拔到帝国官场中的最高位置，反映了明宗那份非凡的政治勇气。他还清楚记得，前任庄宗皇帝的宰相豆卢革和韦说，尽管出身高贵，却都是庸碌无能之辈。冯道天生乐观，既讲求原则，但也懂得根据实际情况而作出变通，这些品质让他成功坐上他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职位。在那个时代，很少有文臣能够自由地游刃于朝廷的文臣与武将之间，很少有人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两大对立集团的矛盾与冲突，也很少有汉人政治家能够敏锐地感知到他的沙陀君主的需要。就是因为这种忠心而专业的服务，让后唐最严苛的枢密使安重诲对冯道极其尊敬，甚至持续终生。下文将会出现很多冯道与明宗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冯道就当时政府与社会情况，展现出其独到的洞察力以及人文关怀。一个世纪之后，正如《新五代史》所反映的，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争议的政治家，欧阳修指责他作为大臣，竟然为四个朝代服务，中间还有一个由契丹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这说明他对任何国家任何皇帝都没有忠诚可言。(113)但冯道在明宗朝的道德生活与价值是不能这样评价的。就他从政前十年的作为而言，他应该得到更加公正的评价，因为他给朝廷事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也大大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冯道曾经高度评价过这个新政权，认为这一刻对官员来说是难得的机遇——是五代当中的黄金时代——所以他愿意为这个朝代忠心奉献，这份忠心显然是他在之后的朝代里所缺乏的，因为那时是一些小人物在统治。
另一位大臣的道德比冯道更为高尚，且一向廉洁奉公，尽管今天的读者对他可能不太熟悉，他是赵凤（死于清泰二年，935）。(114)赵凤是幽州（今北京）人，出身于当地一个书香门第，他“少以儒学知名”，当地节度使刘守光变节后，他逃离了这一地区，其经历跟冯道有点相似。尽管最终赵凤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但他一向以对他人布施及强烈的公民责任感而著称。他积极提倡儒家价值观，并且对佛教充满敌意：他曾经当着皇帝的面用锤子打碎一只佛牙，以证明它是假的，这让人想起韩愈也曾经为反对类似的宗教仪式上过一份奏章——《论佛骨表》，此事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赵凤曾为后梁服务，为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判官，后来晋王破城，他才归顺于晋，被封为扈銮学士。同光元年（923）庄宗即位后，即拜赵凤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在明宗朝，他被进一步拜为端明殿学士，并于长兴二年（931）拜相。赵凤的晋升刚好是跟冯道一起的，而他们之间相互配合，效果非常明显。这两人经常与安重诲相互呼应，合作无间，他们为那位半文盲的枢密使提供有关政治传统、历史先例、制度管理等方面的建议，而不是单纯处理一些世俗事务，如为朝廷准备文件。但也许在明宗朝，没有大臣会像赵凤那么尖刻。
与冯道温声细语的说理相比，赵凤的言辞一向非常激烈，甚至带有对抗性。天成二年（927），备受尊敬的前宰相任圜被安重诲害死，尽管赵凤跟重诲是同盟，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向重诲提出尖锐的指责。有时他的职权也会延伸到军事事务上，例如他就曾经谴责重诲，并暗讽皇帝在开封之乱后宣布即将驾临魏州（今河北大名），会引起社会不稳。皇帝最终接受了赵凤的建议，取消了行程，这是文官集团的一次主要胜利。但也是同一个人，在重诲的忠心受到质疑时，不吝为他辩护，并为此作出了他任内最有激情的一次演讲。皇帝最后决定处死那位有争议的枢密使，毫无疑问，这也触发了赵凤尖锐的反应。那时候，皇帝把赵凤归为重诲“朋党”，再不搭理他这位固执己见的宰相。赵凤惹恼过很多人，包括明宗，但他那些合理的质疑与争论，往往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正是他政治天赋的标志。
明宗朝早期还有一位非常能干且坦率的文官领袖，他就是任圜。(115)尽管任圜祖籍西京长安，但他是在河东沙陀人的首府晋阳长大的，在那里，李克用跟他的父亲任茂弘发展出深厚的关系，并安排了一位沙陀宗女嫁给了任圜的弟弟任团。任茂弘的五个儿子都各有风采，而史书对任圜的描述是“为人明敏，善辩谈，见者爱其容止，及闻其论议纵横，益皆悚动”(116)。任圜在晋王手下做事，历任很多地方，包括潞州（今山西长治）和镇州，都是一些辅助性的职位。他仁勇兼备——就是说，他能把文臣与武将的文化结合到一个最佳位置——这一点给晋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光元年（923）晋王即位后，立即把任圜任命为真定尹。同光三年（925），后唐发动伐蜀战争，任圜作为王朝小人物的命运也因而得到彻底改变，他被任命为征蜀大军的统帅、庄宗长子、魏王李继笈的参军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将会目睹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郭崇韬在成都被杀，李继笈在回京路上自杀，以及庄宗在一次军事政变中遇害。同光四年（926）四月，他与摄政王李嗣源见面，汇报伐蜀的情况，当时任圜肯定会对这位未来的皇帝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因为李嗣源在新朝建立不久，就提拔他当宰相，之后又不断扩大他的职权，包括让他掌控最为重要的财政三司，可以说充分利用了他已知的大部分管理才能。当然，任圜家人与沙陀贵族之间的联系，也是他升迁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述，他的弟弟娶了一位沙陀宗女。
任圜在为明宗当宰相的一年里，可谓不得安宁，他在很多事情上与枢密使安重诲有纠纷。一开始，两人为另一个宰相人选发生争执，任圜希望由李琪出任，而安重诲则属意崔协，经过一系列交锋，任圜最终败下阵来，而他为此在皇帝面前作出的强烈奋争，招致言者的批评，认为他既是对皇帝不敬，也对自己的职位不尊重。两人甚至还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发生争执，其中包括出使四方的使臣的食券是否该出自户部，任圜坚持按照传统行事，而重诲则建议该由皇宫颁发。如果枢密使的这一改革成功，将会削弱文官在朝中的权力，任圜坚持己见，声色俱厉，据理力争，但最终还是败给重诲。宰相与枢密使的紧张关系不仅是为公，在私人问题上，他们也有摩擦：重诲喜欢任圜的一位歌妓，但任圜拒绝把她送给重诲。在输掉第二次论战之后，任圜辞去了宰相之位，结束了这个简短但重要的任期。几个月后，朱守殷在开封叛乱，任圜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由此招来同谋的指控，或者至少是同情叛逆者。此事让重诲有足够的借口对他进行政治报复，他在没有调查，也没有征得皇帝同意的情况下，处死了任圜。枢密使这种过分的行为激怒了赵凤，他号哭着为任圜辩护，并谴责安重诲，他当时激烈的言辞，一定让在场所有人难以忘怀。(117)任圜短暂的宰相任期，见证了安重诲权力的巩固，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在他的统治早期对文官领袖没有多少信心，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跟他有私交历史的人确实有点偏心。冯道在天成二年（927）拜相，标志着明宗早期对文官领袖的矛盾心理开始有所缓和，同时他也开始想改变过分依赖曾经与他出生入死之人的做法。
明宗朝最后一位著名的大臣是李愚（死于清泰二年，935），他足足比冯道年长一辈。(118)李愚的家族血统源远流长，是赵郡李氏，但他的童年是在中国东北南部的自治小国渤海度过的。他熟读儒家经典，不但登进士第，还考取了博学宏词科，这是非常难得的荣誉，之后，他在衰败的唐朝为官。后来，他又在后梁当官，随后又归顺后唐，在庄宗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翰林学士。跟任圜一样，李愚同样参与了同光三年（925）的伐蜀战争，他是受皇帝长子李继笈之请，在他手下当都统判官的。他也经常给军队的实际统帅郭崇韬提出建议。有一次，军中一位将领驻军不前，李愚向军队施以压力，迫使他们继续进攻——这一举动说明他管理军队很有一手。他独断的姿态以及机敏的本能，说明他特别适合当军人或处理一些军事问题，鉴于他乃文官出身，这已经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李愚在明宗手下累迁至兵部侍郎，并于长兴三年（932）接赵凤之任拜相。(119)皇帝经常让他起草朝廷最重要的文件，包括南郊大祀之后的“加恩制”。明宗驾崩后，他负责撰写皇帝的讣告“哀册文”。(120)在明宗朝里，李愚大部分的时间任职侍郎，他一直主张用古老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他还想说服朝廷支持颁布《唐六典》，并以之传示百司，使“各举其职”，传示贡士，使“作乡饮酒礼”——材料说他的建议受到各方批评，这说明他主张的那套古老的制度在当时不合时宜。(121)李愚还编成了《创业功臣传》三十卷，这说明他有兼通经史的才能。(122)作为宰相，他还负责编修国史。李愚性格刚介，生活节俭，他只睡在用稻草和破垫子铺成的床铺上。但他在与人交往时过分直接与固执，算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同僚。李愚跟史学家刘昫的关系特别紧张，后者是新崛起的政治明星，与宰相冯道关系非常好。
种种迹象显示，上述明宗的这些文臣都是汉人，尽管他们饱读诗书，但却得为近乎文盲的武士们管理国家。同时，他们都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位祖籍河东地区。实际上，上述四位宰相，有两位——包括赵凤——来自今天的北京或其周边地区，那里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愚蠢无能的刘守光为身处晋阳的沙陀人输出了不少血液。明宗的军事集团恰好相反，他们其实只是一个起源于狭窄的河东地区的多民族团体。但明宗手下的核心班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跟强调出身的唐朝重臣相比，他们的出身更加多元化。像任圜和李愚，他们有指挥军队的丰富经验，也懂得如何制定战略计划，这种文武双全的才能，毫无疑问是他们能够吸引皇帝注意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明宗这两位宰相都曾经亲身参与了同光三年（925）的伐蜀战争，这场战争一开始节节胜利，但后来为洛阳政府制造的麻烦却数之不尽。他们当宰相，肯定能抑制新政权再次对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野心。明宗在处理那些四川巨头的问题时，往往偏向于和谈而非军事对抗，一般认为，这是他吸取了前任庄宗皇帝因一时冲动入侵西蜀，最终招致兵败身死的经验教训后的一种本能反应，但他何尝没有受到那些从四川战场上回来的老兵的影响呢？在他统治之初是任圜，后期是李愚。明宗在位时把他们当作武器，制衡有侵略野心的枢密使安重诲。
(1)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35《明宗纪一》，第481页。在古代中国，父祖之名被称为“讳”，而作为少数民族，他们未必都有汉名，故他们的汉名很可能是明宗称帝后才被采用的。
(2)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35《明宗纪一》，第482页。
(3)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35《明宗纪一》，第491页。
(4)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8《明宗不伐》，第330页。
(5) 见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傅海波（Franke Herbert）主编：《剑桥中国史》第6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四海帝国：唐代中国》，麻州剑桥：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征服者与统治者：中古中国的社会力量》，莱顿：E.J. Brill出版社，1965年，第144页。
(6) 见陈佳华等：《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2-172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1，咸通十年二月条，第8140页。
(7) 这里的南方乃相对于沙陀人所处的位置而言，实际上还是中国北方地区。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第1200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6《康福传》、卷51《范延光传》，第577页；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第132-136页；傅乐成：《沙陀之汉化》，第319-320页；王旭送：《沙陀汉化之过程》，载《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陆威仪：《帝国之间：南北朝时代的中国》，麻州剑桥：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8) 见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第168页。
(9) 见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
(10) 见陆威仪：《帝国之间：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第158页。
(11) 见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第171-172页。
(12) 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53页；刘昫等：《旧唐书》卷19《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65页。
(13)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1《范延光传》，第577页；傅乐成：《沙陀之汉化》，第321-322页。
(14)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庄宗一》，第31页。
(15) 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第6154-6158页。
(16) 见陆威仪：《四海帝国：唐代中国》，第5-29页。
(17) 见陆威仪：《帝国之间：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第146页。
(18) 刘昫等：《旧唐书》卷196《吐蕃下》，第5257页。
(19)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庄宗上》，第39页。
(20) 见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第132页；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实际上，两位作者的观点有不同之处。陈佳华的著作认为，沙陀那速所处的射脾部后来经过融合，成为沙陀族的一部分，故沙陀那速可能是沙陀族最早的祖先；樊文礼认为，沙陀那速与沙陀金山并非一系，而沙陀金山才真正是五代沙陀族的祖先。
(21) 译者按：作者所据乃两《五代史》关于李克用家族的记述，但实际上尽忠属于沙陀部，而非朱邪部。关于此点，译者有未刊论文详细考证。见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56《种族》，第11076页。
(22) 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46，开成四年十一月条，第7942页。
(23) 见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759、786页；刘昫等：《旧唐书》卷19《懿宗纪》，第674-675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第6156-6158页。
(24)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第350页。庄宗只是派李嗣源去探视王彦章，故他杀掉王彦章，乃属越权行为，但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在后唐时期非常多见，后文提到的任圜与安重诲之死，均属此类。
(25)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庄宗上》，第31页。
(26) 见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第142-143页。
(27)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庄宗上》，第32页；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上》，第332页。
(28) 见刘昫等：《旧唐书》卷19《懿宗纪》，第681页。
(29) 今代县出土的李克用墓，墓主眉骨有明显的创伤，可为其证。见李有成：《代县李克用墓发掘报告》，载氏著：《李有成考古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88-198页。
(30) 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第6154页。
(31)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庄宗上》，第32-38页。
(32)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庄宗上》，第34页。译者按：此处所据唯《新五代史》，而据《旧·武皇纪》及《新唐书·沙陀传》，李克用在败朱玫后，没有进犯京师。而《通鉴》谓“克用逼京师”，但“焚掠”京师的，是朱玫与李昌符的“溃军”。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上》，第340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第6159-6160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十二月癸酉条，第8327-8328页。
(33) 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十二月辛亥条，第8481页。
(34) 见史怀梅（Naomi Standen）：《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35) 译者按：历史上武媚娘是并州文水（今山西吕梁市文水县东）人，非严格意义上的太原人。但并州本是太原府旧称，且改太原府后，文水也为其属，故译者未对原文做出改动。见：刘昫等：《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15页；卷39《河东道》，第1480页。
(36) 见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史》第三卷，第153、156、201、243、245页。
(37) 见袁刚：《隋炀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44、62-63、157页。
(38)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55《盖寓传》，第745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后唐太祖次妃曹氏传》，第142页。被施以宫刑者乃李顷之子李彦弼，李克用在太原之时，李顷叛归梁朝，克用大怒，对其子施以宫刑，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91《李顷传》，第1207页。
(39)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李克修传》，第148页。
(40)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55《盖寓传》，第745-746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十二月乙未条，第8480页。
(41)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9《刘守光传》，第423页。在此事中，刘仁恭通过盖寓，成功说服李克用出兵幽燕，在攻克该地区后，又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
(42)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55《盖寓传》，第746页。
(43)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正室刘氏传》、《次妃曹氏传》，第141-142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康国传》，第6243-6245页。曹姓属于昭武九姓之一，来自内亚地区；而刘姓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也属于鲜卑贵族采取的姓氏之一，更早之前西晋末年之刘渊，则属于匈奴。故出生在这一地区的刘氏和曹氏，均有可能有北方民族的血统。
(44) 见崔瑞德等：《剑桥中国史》第三卷，第243页。
(45) 见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帝制中国：900-1800》，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0页；脱脱：《辽史》卷71《淳钦皇后述律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99-1200页。
(46) 见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3《平阳公主传》，第3642-3643页。根据史料，平阳公主领导的娘子军主要成员还是男性，但由于由女性率领，所以被称为“娘子军”。但笔者认为，出于生活的需要，在军中给公主当近身随从的，应该有一部分女性，而出于军事需要，这些女性也应该受过军事训练。
(47)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唐本纪》，第38页；卷14《正室刘氏传》，第142页；卷36《李嗣昭传》，第386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第6165页。其实早在中和四年（884）的上源驿之难中，刘氏就力劝怒火中的李克用要隐忍一时之气，以大局为重，她说：“汴人谋害，自有朝廷论列。若反戈攻城，则曲在我也，人得以为辞。”后来李克用听从妻子劝说，在外交上获得非常大的胜利，他也因而受封为陇西郡王。这件事充分展示出刘氏的政治眼光。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上》，第339页；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7《晋王上源驿遇难》，第323页。
(48)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次妃曹氏传》，第142页。
(49)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6《魏国夫人陈氏传》，第673-674页。
(50) 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第6162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十月戊子条，第8476页。
(51) 因本书为后唐明宗的传记，故对于907年后，923年之前的年号，按照后唐的做法，沿用唐朝正朔，以天祐纪年。
(52) 《宋高僧传》中有关于李克用与僧人交往的记载，但如同其他沙陀领袖一样，这些记载很难判断他们有佛教信仰，而最多只能说明他们对佛法的尊崇。见赞宁：《宋高僧传》卷7《后唐定州开元寺贞辩传》、卷27《后唐五台山王子寺诚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5、692页。
(53) 见陈鳣：《续唐书》卷35《太祖皇后曹氏传》，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288页。
(54) 见陆威仪：《帝国之间：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第190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正室刘氏传》及《次妃曹氏传》，第141-143页。
(55) 译者按：大部分史料都只记载明宗的五个儿子，即从璟、从荣、从厚、从璨、从益。但《五代会要》把从璟作为第二子，故作者据此认为明宗应该还有一个儿子在他即位之前去世。但《五代会要》却没有提及从厚，因为从厚后来即位为帝，不在“诸王”之列；而从璟、从荣、从璨、从益则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子排序，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把从厚抽出来，那么从璨和从益应该分别是第五和第六子。故此，译者认为，这里缺失的长子，很有可能就是李从厚，而不存在不见于其他史料的另一个儿子。见王溥：《五代会要》卷2《诸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0页。
(56) 根据《五代会要》记载，明宗只有十五个女儿，但《旧五代史》提到，他后来还有一个小女儿嫁给了赵延寿当填房，所以他至少应该有十六个女儿。而根据史料，他存活并成为公主的女儿一共五人：永宁公主是石敬瑭的妻子，后来成为后晋的太后；兴平公主是赵延寿的妻子，在末帝时还受到册封；永安公主是赵延寿的填房，故起码有三位公主在明宗驾崩后继续活着。而另外两位，寿安公主和永乐公主都是明宗驾崩当年册封的，之后再没有见记于史，故我们并不能确定她们比明宗早死。见王溥：《五代会要》卷2《公主》，第22页；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9《后妃传·史臣曰·注》，第678-679页。
(57)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9《昭懿夏皇后传》，第676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夏皇后传》，第157页；王溥：《五代会要》卷1《皇后》，第13页。
(58)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9《昭懿夏皇后传》，第676页。
(59)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71《周玄豹传》，第946页。
(60)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8《末帝纪下》，第668页；卷49《和武显曹皇后传》，第676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曹皇后传》，第157页。
(61)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王淑妃传》，第159页。
(62) 有关魏皇后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9《宣宪魏皇后传》，第676-677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废帝本纪》，第71页；卷15《魏皇后传》，第158页。
(63)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废帝本纪》，第71页。
(64) 有关王淑妃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9《宣宪魏皇后传注》，第677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王淑妃传》，第158-160页；王溥：《五代会要》卷1《内职》，第16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六月丙辰条，第9366页。
(65) 见王溥：《五代会要》卷1，《内职》，第15-16页。
(66) 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75，同光四年四月甲午条，第8978页。
(67) 见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4《神武》，第479页。
(68)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27《庄宗纪一》，第365-366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庄宗纪下》，第41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八月戊戌条，第8474-8475页；戴仁柱、马佳：《伶人、武士、猎手：后唐庄宗李存勖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根据一份材料的记载，李克用还有其他不知名的儿子，如此，则李存勖未必是李克用的长子。但本文就行文方便，采信《旧五代史·庄宗本纪》的记载。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51《宗室列传》，第691页注。
(69) 见王溥：《五代会要》卷2《诸王》，第19页。正史和《资治通鉴》都提到克用还有一个更为年长的儿子名叫落落，他死于乾宁三年（896）的一场战斗之中。但此人的名字与家族中其他儿子的命名方式不一致，故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养子。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26《武皇纪下》，第354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三年六月条，第8489页。
(70)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6《义儿传》，第385-396页；傅乐成：《沙陀之汉化》。
(71)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6《义儿传·序》，第385页。
(72) 译者按：欧阳修所指的应该是李嗣源，或至少包括李嗣源。
(73)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7《石延熙、石延宝传·呜呼》，第187-188页。
(74) 见陆威仪：《帝国之间：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第147页；同氏著：《四海帝国：唐代中国》，第148-149页。
(75)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4《李克宁传》，第149页。
(76) 以上史实，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6《李嗣昭传》，第386-387页。
(77) 关于李存孝的事迹，可参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6《李存孝传》，第391-393页；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53《李存孝传》，第714-717页。
(78)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6《李存孝传》，第391-392页。
(79) 事实上，克用对存孝之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为了树立威信他车裂了存孝，但却为此十几天不视事，甚至在一次赌博中，一气之下杀掉毁谤他义子的康君立，后者可是早年跟他出生入死的战友。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6，《李存孝传》，第393页。
(80)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5《元行钦传》，第270页。
(81)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69，贞明元年七月条，第8794页。
(82)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6《霍彦威传》，第505页；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30《庄宗纪》，第412、417页；卷64《霍彦威传》，第852页。
(83) 见刘昫等：《旧唐书》卷2《太宗上》，第21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8《赵凤传》，第309页。
(84) 马绍宏和朱守殷均是当时被委派窥伺嗣源者，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38《张居翰传》，第408页；卷51《朱守殷传》，第573页。
(85) 译者按：如前面所提及，明宗有长子李从璟，但在本书提及李从荣时，作者也多以长子论。实际上作者是以在生者论，故译者在翻译时，除了李从璟与李从荣共同出现时，会说李从荣是次子，李从璟是长子，其他场合，则沿用作者的观点。以此类推，则李从厚是次子，同样是以在生者论。
(86)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李从荣传》，第163-164页；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51《李从荣传》，第693-695页。
(87)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李从荣传》，第163-164页。
(88) 见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末代皇帝：清代宫廷社会史》，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89)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愍帝纪》，第69-70页；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5《闵帝纪》，第613-623页。
(90) 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78，长兴三年十月壬申条，第9078-9079页。
(91) 见罗友枝：《末代皇帝：清代宫廷社会史》，第97页。
(92)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李从璟传》，第161-162页；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51《李从璟传》，692-693页；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286《忠第二》，第3226页。
(93) 见王溥：《五代会要》卷2《诸王》，第20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王淑妃传》，第158-160页。
(94) 见王溥：《五代会要》卷2，《诸王》，第20页；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51《李从璨传》，第695页。
(95)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5《李从璨传》，第167页。
(96)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6《末帝纪上》，第625-626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废帝本纪》，第71-72页。
(97)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废帝本纪》，第71页。
(98) 见傅乐成：《沙陀之汉化》。
(99)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废帝本纪》，第71页。
(100)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6《末帝纪上》，第626页。
(101) 见王溥：《五代会要》卷1《帝号》，第1、3页。
(102) 见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8-69页。
(103) 见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第93页。
(104) 有关安重诲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66《安重诲传》，第873-876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第251-257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69，贞明二年九月条，第8805页；王赓武：《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权力结构》，第144页。
(105) 有关范延光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97《范延光传》，第1285-1288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1，《范延光传》，第576-581页。
(106) 有关石敬瑭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一》，第977-989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本纪》，第77-86页。
(107)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一》，第978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本纪》，第77页。
(108) 见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第49页。
(109) 见王溥：《五代会要》卷2《公主》，第22页。
(110) 有关康义诚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66《康义诚传》，第879-880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7《康义诚传》，第296-297页。
(111)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66《康义诚传》，第879页。
(112) 关于冯道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第1655-1666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612-615页；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第21-22页。
(113)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4《序》，第611-612页。
(114) 关于赵凤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67《赵凤传》，第889-890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8，《赵凤传》，第308-310页。
(115) 关于任圜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67《任圜传》，第894-896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8《任圜传》，第305-307页。
(116)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8《任圜传》，第305页。
(117)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8《赵凤传》，第309页。
(118) 关于李愚的事迹，可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67《李愚传》，第890-894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4《李愚传》，第620-621页。
(119)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4《校勘记》第二条，第624页。
(120)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4《明宗本纪十》，第610页。
(121)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4《李愚传》，第622页。
(122)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67《李愚传》，第8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