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子嗣

李嗣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李存勖（885—926）的合作和冲突中度过，后者是李克用的亲生儿子，也是他的义弟。李嗣源很早就得到李克用的关注，那时他经常陪伴克用南征北战，并证明自己在军中的价值，他还在一些严峻的危机中拯救过其他义兄弟，他们都是义儿军的成员。⁽⁶⁷⁾克用跟嗣源都喜欢一些休闲运动，他们经常一起打猎。但三十岁以后，克用的亲生儿子陆续出生，他们大多是曹氏所生的，故他的感情开始集中到他的长子身上。有很多故事能够证明，这位父亲很溺爱他的长子，也经常在别人面前吹嘘他。他甚至把十一岁的存勖派到长安，觐见唐朝皇帝，后者对他奇特的外表惊叹不已。⁽⁶⁸⁾骄傲的克用以后还会寻找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优秀的儿子。尽管在随后几年里，其他儿子陆续出生，但长子作为法定继承人，马上就受到了父亲的关注，父亲可以说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⁶⁹⁾很有可能，克用对存勖越来越多的关爱引起了他很多义子的不满，但嗣源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他工作更加努力，作战更加勇猛，以此赢得义父对他的认同。

由于已经被克用正式收为义子，故在成婚之前，嗣源的少年时光大部分在晋阳的家里度过。婚后，他有了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在公务之余，他也经常回家与他们团聚。三十岁以后，嗣源肯定经常与存勖有联系，后者当时只有十几岁，正值青春年少，两人常常一起参与沙陀人的一些传统消遣活动，如掰手腕和打猎。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十分亲密，毕竟他们的年龄相差十七岁。这是晋地最繁盛的时期，而此时克用又组建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其成员大多是身壮力健的战士，那就是著名的“义儿军”。上百名能征惯战的男儿被克用收为义子，组成一支多民族作战部队，这支部队常常由克用亲自指挥，或由其他少数沙陀贵族中备受尊重的人物带领。⁽⁷⁰⁾这些人当中有些来自沙陀和汉族，而有些则是来自内亚民族，在战争中，他们骁勇善战，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可在和平时期，他们却对中央统治非常不利，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敏锐地总结道：“其（后唐）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虣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⁷¹⁾欧阳修也许在这里暗指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从珂⁽⁷²⁾，他是明宗的养子，但却清算了前任皇帝（即闵帝，明宗之子）的儿子，这不但给了心怀异志的节度使们一个叛乱的借口，还为王朝的颠覆埋下了伏笔。通过招收来自不同民族的义子以达成军事目标的做法，在五代非常流行，且不限于沙陀政权，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论述中其实也暗示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内亚民族的家庭组织更容易接纳异族人当义子，这种做法受到欧阳修等传统历史学家的大力抨击，认为这是有乖人伦，但这也正反映出中原汉人的收养方式逐渐与域外家庭接轨。在中国，收养某人作继承人是一个受到法律限制的过程，它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并清晰地界定了收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汉人家庭传统倾向于排外而非包容，这就是社会上所说的“别”，如“男女之别”、“种族之别”等，换言之，这种独特的关系实际上是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就算同属汉族，外来者要进入一个核心家庭也受到严格控制，所以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继承人，他们通常会从同姓者或同族者中选择一人收继为子，而兄弟的儿子往往是过继的理想人选。⁽⁷³⁾松散的家庭结构允许大范围招收非正式的义子，哪怕他们并非同宗同族，9至10世纪的沙陀人就是这样做的，但显然，这种做法跟汉人传统格格不入。可当时，就算是汉人节度使也开始无差别地招收义子。例如，长期统治四川地区的西川节度使，也就是后来前蜀的立国之君王建，就在那里招收了几百个义子。他比明宗大二十几岁，跟李克用算是同辈。在这种背景下，手足相残的事情经常发生是可以理解的：内亚流行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而中原汉人地区则主张父子相承，两种文化碰撞，矛盾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兄弟们希望在决策中有更大的影响力，但这种期待是不被中国传统允许的。⁽⁷⁴⁾因此，后唐的四次传承，有三次是不符合中国标准的。兄弟间的冲突同样发生在天祐五年（908）李克用薨逝之后，当时，克用的弟弟李克宁被控密谋推翻侄子存勖，以继承哥哥晋王的爵位。⁽⁷⁵⁾在南方的两个小国里，兄弟间的竞争也同样演变为暴力，一个是闽，一个是南汉，由此可见，源于北方的这种做法，已经传到了中国的另一端——南方的沿海地区。

李克用的义子们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与态度，可能当中最杰出的是李嗣昭（死于天祐十九年，922），他是河东平民，史料说他性格“谨厚”。他对义父异常孝义——在这种价值观上，沙陀跟汉族是一致的——他喜欢喝酒，但被克用“微戒”之后，就终身戒酒不喝。嗣昭尽管身材“短小”，但却“胆勇过人”。9世纪80至90年代，他就常常在克用身边，给其他义兄弟树立榜样，而此时，嗣源还在晋阳努力证明自己。嗣昭也曾经权知幽州，在那里他表现同样出色，证明他的管理能力可以媲美他的军事能力，当他要离任时，幽州百姓“号哭闭关遮留之”，以致他得乘夜离开。他最终在后唐推翻后梁的前夜，战死在镇州之役，这对新一代的义儿军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损失，因为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无私地把晋王及其领地的利益放在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⁷⁶⁾遗憾的是，他的“谨厚”并不代表大多数人。

在李克用的一百多个义子中，与高尚的李嗣昭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李存孝（死于乾宁元年，894）。⁽⁷⁷⁾他是河东北部人（代州飞狐），原名安敬思，这个姓氏在中国一般属于内亚民族。他一开始就在克用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帮助克用防守太原东部和南部地区的要害之地，并常常大获全胜。在一次生死对抗中，一位敌军将领想劝降存孝，于是跟他说：“沙陀将无穴以自处。”存孝以幽默的回答对敌将的蔑视之语作出尖锐的回应：“我沙陀之求穴者，待尔肉以食军，可令肥者出斗！”事实上，他这种对敌傲慢的态度，极大鼓舞了手下的官兵，于是沙陀军队最终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⁷⁸⁾但后来，他因与另一位义兄弟李存信有私人恩怨，于是背叛克用，并率军与之对抗，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存孝最终也为此付出代价。至此，他成为克用众多义子在竞争中自甘堕落、走向失败的象征。⁽⁷⁹⁾

基本上说，存孝与存信的矛盾走向白热化，是因为他们都拥有超人的天赋。一代之后，嗣源与存勖——他们分别是克用的义子与亲生儿子——也为相同的原因发生冲突，这说明到了10世纪20年代中叶，当这个政权从征服转向统治的时候，这种大规模招收义子的行为，会成为它最严重的威胁。一般来说，义儿军是私人恩怨的温床，而随着军中那些男儿年纪渐长，情况会更趋恶化。问题的核心在于，克用收养的这一百多个义子，分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几十年间，他不断招收义子，相对于他的长子，当初那些年轻人在年龄上更加接近克用。因此，他们既不认为存勖是他们的同辈，也不认同他作为皇帝的权威。嗣源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他仅仅比克用小十一岁，却比存勖大十七岁，那个年轻人的傲慢自大与权力意识，足以让嗣源如坐针毡。又再过一代人之后，明宗年轻时收养的从珂，比他自己的继承人从厚几乎大了三十岁，这又一次导致无耻的政变。在整个后唐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总是不断重演，这主要是因为一种外来的家庭组织模式被带到了中国，而这种模式跟本地传统格格不入。

在后唐王朝的形成时期，也就是从天祐五年（908）克用薨逝，到同光元年（923）王朝建立，存勖与嗣源表面上是兄友弟恭的，但敌对的气氛已经开始发酵，暗涌早已形成。有些事情本身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一方的处理和另一方的反应，都会加重兄弟之间的猜疑。例如，嗣源的军事才华让他拥有锐利的目光，能够识别并提拔军中的骁勇之士，从而让他的军队变得所向无敌。天祐十年（913）在对燕作战时，嗣源俘虏了刘守光英勇的裨将元行钦，并立即收他为义子，以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勖很快就知道了行钦的能力，于是安排他到自己的侍卫亲军中服役，并给他赐名李绍荣，以此来霸占这员猛将。⁽⁸⁰⁾存勖是有心从嗣源军中吸收有军事才能的人为己所用的，故此事可以看作两人早期为争夺猛将而进行的竞争，而他们所争夺的，正是王朝里最重要的资源。存勖后来又想把嗣源的另一副手高行周要去，为了消除晋王对嗣源的疑虑，高行周于天祐十二年（915）通过密使提醒存勖说：“代州（指李嗣源，其时为代州刺史）养壮士，亦为大王矣。行周事代州，亦犹事大王也。”⁽⁸¹⁾但这种再三的保证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存勖开始疯狂地招收义子，以编织自己的网络，提防被他视为对手的嗣源。如此激烈地争夺一名武将，突出了沙陀人对招兵买马的严肃态度，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揭示了义子对义父那种应有的忠诚。尽管很多义子都是在晋或者后来后唐的旗号下作战，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如非全部——还是会首先向身为高级将领的义父尽忠，尽管这仅仅是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

兄弟俩的紧张关系在同光元年（923）秋天再次浮现，那是在后梁灭亡后，唐朝廷款待降将的一场酒宴上。后梁崇元殿被选为设宴之地，宴席中，曾经身居高位的后梁降将可谓如芒在背，每个人都表现得惶恐不安。宴席中，存勖指着那帮降将向最后一场战役的主要领导者李嗣源祝酒，并用挑衅的目光看着他说：“此皆前日之劲敌，今侍吾饮，乃卿功也。”这番话马上吓得在场的降将心胆俱裂，尽管他们曾经都是出色的将领，但此时却不得不以失败者的姿态匍匐在胜利者面前，存勖的话让他们察觉到他对义兄的嫉妒，也感到他对他们并不信任。这群勇猛的武将立即伏倒在地，惊恐不已，一直等到存勖自己化解这种严肃的气氛，并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吾与总管戏尔，卿无畏也。”⁽⁸²⁾存勖的轻浮并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效果。此外，这件轶事还能说明，两兄弟的竞争愈趋激烈，他们之间的裂痕也愈见明显，这种影响不但身及嗣源，还可能延伸到跟嗣源有关系的任何人身上。霍彦威是出席了开封宴会的军官中的一名，他在后梁降将中资历甚高，后来成了嗣源的下属，在对付庄宗的策划中，他又成了嗣源的盟友。正是这次宴会让他开始对庄宗产生不满的。没多久，两位义兄弟之间的差异就演变为流言蜚语，当中包括一些预言家所说的话，他们惯于巧言令色，让在位者自我膨胀，并最终陷他们于危险之地。

天祐十九年（922）前后，李嗣源的一位朋友要测试一下预言家周玄豹——一位善于面相者，他安排嗣源坐在其他人中间，而让另一个人坐在主位上。玄豹轻易地认出了嗣源，之后他透露这位优秀的将军日后将“贵不可言”，暗示他将来有可能成为人主。众所周知，几个世纪之前，一位相士曾用“贵子”来形容唐太宗，当时他只有四岁，还是个孩子，这引起了他人的怀疑，最终迫使他后来以危及王朝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兄弟，当时，唐王朝才建立不到十年。⁽⁸³⁾这番吹捧显然很让明宗受用，他即位后曾想让此人出仕当官，在对政局更为敏感的辅臣的劝说之下，才放弃了这个念头。嗣源有异心的流言很快就传入宫中，庄宗立即培植亲信，随时窥伺嗣源。他过度的反应让原已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最终导致双方在同光四年（926）初彻底决裂。⁽⁸⁴⁾迷信和造谣是五代政治中两个致命的因素，而后唐的建立者庄宗更是特别容易受到这类恶作剧的影响。他的继任者明宗，尽管在任职地方时曾经饱受政治谣言的影射和困扰，但对这种毁谤人格的政治手段还是不能免疫：在他统治的过程中，没有根据的谣言就曾有一次彻底动摇整个朝廷，并在全国上下引起无尽的叛乱。

克用诸子的竞争会延续到下一代，而这次竞争的双方都是嗣源的家人。他即位后还存活的长子李从荣⁽⁸⁵⁾，后来被封为秦王，乃夏氏所生。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其为人轻隽而鹰视”，这让他吸引了很多文学之士来追随他。尽管他年纪轻轻，但行事已颇具皇家气象：“每入朝，以数百骑先后，张弓挟矢，驰走道上，见者皆震慑。”⁽⁸⁶⁾他后来成为河南尹，负责京师地区的行政工作。从荣在上朝的时候，享受与宰相“分班而居右”的特权，此外，他还在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由此可见，他在宫中深得荣宠。⁽⁸⁷⁾渐渐地，安重诲等资深大臣开始对从荣的傲慢与专横感到无法忍受，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同，明宗的弱点正是他的家人。他会放纵和保护他们，这是其他人不能做到的。与此同时，明宗又没有把两个已成年的儿子立为太子。对于从荣，他不吝把一切可有的荣誉与头衔都赐给他，但却总是没有立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在这过程中，他没有给朝中大臣清晰的指示，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心意，而最终，他到死都没有指定继承人。明宗之所以没有在立嗣的问题上作出最后的决定，是因为他要保持沙陀人仅余的一点政治传统，亦即他们在继位问题上的不确定性。明宗不立长子为太子的另一个原因，有可能是他也像其他人一样，知道从荣的缺点所在，希望激励他在个人行为上有所改进。最终，不立太子并没有让从荣变好，反而让他更感受挫，并以对抗的方式走上一条致命的不归之路。几百年后，早期的满洲人也是害怕如果立了太子，会让继承人变得傲慢自大，于是创造了一套秘密建储的制度。⁽⁸⁸⁾他们肯定是参考了后唐的历史，当中，那位长子把继承权看作与生俱来的权利，却没有动力去改善自己的个人行为。

李从厚是明宗的第三个儿子，也是他驾崩之后唯一存活的成年子嗣，他在个人特征上刚好与从荣相反。《新五代史》对他这样描写道：“为人形质丰厚，寡言好礼，明宗以其貌类己，特爱之。”⁽⁸⁹⁾《旧五代史》确定，他的母亲是昭懿皇后夏氏。从厚出生在晋阳，显然跟其他兄弟一样，接受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汉文教育，他年纪轻轻就爱读《春秋》，且能“略通大义”。相反，他的哥哥从荣则钟情于唯美的诗词歌赋。从厚出生时明宗已接近四十八岁，老来得子让他对从厚更加溺爱，可能更甚于对他的长子。当孩子们在十几岁步入弱冠之年时，明宗就坚持让他们开始处理朝政，以获取丰富的政治经验，故此，他在天成二年（927）就任命从厚当河南尹，接着是天成三年（928）为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节度使，天成四年（929）移镇河东，长兴元年（930）改授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节度使，长兴二年（931）移镇邺都（今河北大名）——这些都是国内最重要的战略辖区。这些职位成功地让儿子们远离宫廷，不至于娇生惯养，也为深处宫中的皇帝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户。从厚也曾经担任过宫廷侍卫亲军的领导，即判六军诸卫事。长子从荣可能拥有更多显赫的头衔，而次子从厚的任职范围则更大，也许是在继承顺序上处于低位，他的个人安全也没有哥哥重要。有材料指出，两兄弟之间的矛盾非同一般，脾气不好的哥哥尤其心怀嫉妒，他们的矛盾早为皇帝的核心大臣所熟知，而皇帝本人或许也知道，尽管没有实质的证据证明明宗想如某些大臣所愿，打破中国传统，废掉长子而立次子为继承人。⁽⁹⁰⁾从厚被任命在京城以外多个地方任职，这说明皇子必须居住在京城里这一唐朝的传统规矩已经消失。这个规矩后来还可以见诸清朝，其目的在于让皇位的潜在竞争者被严密监控。⁽⁹¹⁾

可悲的是，从厚作为明宗去世时唯一一个存活且已成年的儿子，缺少他父亲的政治悟性。与皇帝真正的长子——早逝的从璟相比，从厚确实大有不如。从璟除了跟其他儿子一样拥有卓著的功勋外，还有一系列非凡的个人品质，如谦逊、守礼等，此外，他的政治道德感远超他的兄弟，甚至他的父亲。庄宗很器重从璟，任命他为侍卫金枪指挥使，不久之后，同光四年（926）春，现任皇帝和即将成为皇帝的嗣源彻底决裂，一位是他的叔叔，一位是他的父亲。在他们僵持的一个多月里，从璟有很多机会逃离京城，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庄宗身边。但最后他还是死在皇帝的亲信元行钦手上，以作为对他父亲叛乱的报复。实际上，从璟把对皇帝的忠放在对父亲的孝之上，他宁愿光荣而死，也不要忍辱偷生。当是时，阴谋叛乱就如家常便饭，故从璟所展示的这种道德意志，让史学家欧阳修赞叹不已：“从璟之于庄宗，知所从而得其死矣。哀哉！”⁽⁹²⁾我想没多少人能够否认，如果从璟能活下来继承他父亲的话，后唐肯定能够走得更远，因为他去世时可能已经三十多岁，不像他两个弟弟，只有二十出头，一个品性高傲自大，一个在政治上幼稚无知。由于皇室的生育能力问题，明宗的家庭悲剧在其统治之初就存在着各种不可预见的可能性。

有一些史料断定，明宗有很多年幼的儿子，其中就包括李从益。在这些材料中，李从益被认为是明宗的第五个儿子，在明宗去世时，他还是个孩子，乃其他宫人所生，而由王淑妃抚养成人。⁽⁹³⁾孩子的乳母司衣王氏与明宗暴躁的儿子从荣有苟且之事，从荣利用王氏当线人，刺探他父亲在宫中的日常动静。长兴四年（933）从荣事败，此事也被曝光，几乎连累王淑妃被逐出宫。后来，母子两人活了下来，后晋灭亡后被契丹俘虏，当过一段时间的傀儡，最终均为后汉高祖刘知远所杀，这也导致明宗从此绝后。另一个在一些史料中被认为是明宗儿子的是李从璨（卒于天成四年，929），⁽⁹⁴⁾但他更像是侄子。史料说他“性倜傥，轻财好施”，因而惹恼了朝中重臣安重诲。朝廷最终处决了从璨，因为他在父亲离开京城时，睡上了会节园的御榻，按照中国传统，此乃大不敬之罪。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认为从璨是明宗的侄子，而非儿子。⁽⁹⁵⁾在明宗时代，从璨从来没像亲生儿子从荣、从厚那样，获得很多头衔与虚荣。更重要的是，明宗竟然没作任何辩护，就屈从于大臣们的压力，处死自己年轻的儿子，这跟他在其他亲属犯罪时的表现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这位年轻人确实是皇位的潜在继承人的话，大臣们对于死刑的判决就不会那么坚持，而明宗也应该为自己的儿子提供更有力的保护。可悲的是，这个侄子当时还不到十六岁，确实太年轻了。因为一个无知的恶作剧，就判处一个少年死刑，明宗在心中可能更加痛苦。

从许多方面来说，明宗最有实力的儿子是他的养子李从珂，他本家姓王，母亲魏氏在景福二年（892）的镇州之役中被未来的君王虏劫而来。⁽⁹⁶⁾从珂当时只有九岁，而嗣源也只是接近三十，他们年龄的差距跟李克用招收嗣源为义子时很相似。从珂长大后身高七尺有余，成为一名骁勇的战将和军事家。年轻的从珂还有其他一些可取之处，例如“谨信寡言，骁勇善战”，这让养父对他尤其钟爱。⁽⁹⁷⁾早期，他有一个昵称叫“阿三”。一位现代学者提到，李从珂“虽为汉人，然长于沙陀戎马之中，……其气质盖已同于胡人矣”，认为他已经有了沙陀的文化认同。⁽⁹⁸⁾在同光元年（923）后唐建立之前，他就已经战绩彪炳，并好几次在战场上拯救庄宗于危难之中，以至庄宗感叹说：“阿三不徒与我同年，其敢战亦类我。”⁽⁹⁹⁾这一评价说明二人有非常亲密的“兄弟”关系，他们小时候一起在晋阳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从珂跟庄宗的私人关系很好，但在政治上他还是忠诚于自己的养父，亦即后来的明宗。同光四年（926），他在促成明宗即位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力抗政府派出的镇压军队，使明宗免于惨败。之后，明宗赐予他同平章事的头衔，并让他担任河中（治今山西永济）这一战略要地的节度使。几年之后，从珂被一名地方将领逐出河中，按照军法，逃离藩镇乃是大罪，朝廷大臣冯道和安重诲都要求将他依法处死。明宗坚决反对，最终只同意把他最喜爱的养子软禁家中。安重诲死后，从珂立即得到皇帝的宽恕，并恢复所有职位。事实上，当家人的利益与军法发生冲突时，明宗很愿意舍弃后者，他的父爱让法治受到损害。在明宗的最后几年里，从珂的地位不断上升，然而他并不能成为继承人。明宗驾崩时，其亲生儿子——年仅二十岁的闵帝继位，对此，从珂只能无奈接受。此时他已年近半百，五个月之后，依然难消对新皇帝的恨意，坚信自己才是天命所归。很多年以前，一个相士曾告诉他：“真北方天王相也，位当天子。”⁽¹⁰⁰⁾这一则预言促使野心勃勃的从珂与新继位的闵帝发生冲突，最终，从珂称帝，是为废帝。

后唐统治有很多方面不符合历史传统，其中一点就是四个皇帝中有三个——庄宗、明宗和废帝——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仅仅是同姓而已。而讽刺的是，真正依照中国传统合法继承帝位的闵帝，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就宣告败亡了。中国皇帝的合法性来自皇室的血统，帝位只能由有血缘关系的男性来继承，这一规律是不会被打破的，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篡位者一般都会为新的王朝改一个新的名字的原因。就历史标准而言，后唐是非常另类的：一个统治家族里，竟然有三个不同的血统。但政治拟制（political fiction）是沙陀统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代一开始，晋王李克用，以及后来的李存勖就对唐朝的统治忠心不二，所以他们不像北中国其他地方，采用后梁的年号，在公元907年唐朝陨落之后，到公元923年后唐正式建立这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沿用唐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天祐”，实际上，这是一个不符合正统的虚拟（fictional）年号。沿用一个虚拟的年号看起来有点自欺欺人，但它成功剥掉了后梁正统的外衣，并允许沙陀人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个他们认为非法的政权进行无情的打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传统在天成元年（926）再次被打破，庄宗的义兄李嗣源在即位后，并没有宣布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嗣源自己的养子从珂在清泰元年（934）杀掉养父的亲生儿子从厚之后，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对于中国本土固有的政治传统，沙陀统治者并非愚昧，亦非傲慢。事实上，正如下一章所示，明宗确实让相关大臣讨论了合适的做法，但最终他选择便宜行事，就是说，他假装认为姓氏比血缘更加重要，希望用这种积极的做法，来掩盖他参与家庭纷争的丑行。嗣源十三岁就被李国昌收养，后来又成为李克用的义子，他是把克用看作自己的父亲，也认为自己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这与其他人到中年才被招为义子的人大不一样——对那些人来说，当义子仅仅是改个名而已。因此，庄宗那些著名的成年义子们，在明宗即位几个月之后，就纷纷上章请求改回原来的名字，而李克用的义子只有一个人这么做。显然，老人家跟大多数义子的关系都很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