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反映两次淞沪抗战的电视片中，常能看到这样一个镜头：一大群难民慌慌张张地涌过一个路口，一个巡捕模样的人手持一根长长的棍子，在一侧驱赶、威压着他们，而路边则可以见到有一两扇半开半合的大铁门。

相应的旁白是：中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华界地区遭到日军狂轰滥炸，大批难民逃亡租界求生，在通过租界入口时遭到巡捕的阻挡和弹压……

2002年前后，笔者兼任《史林》杂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责任编辑，其间，前辈同人郑祖安先生的论文《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让笔者加深了对这一场景的认识。此文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四周几十个路口上的铁门为切入口，研究了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大批华界难民避难租界的前因后果，以及租界当局的应对举措。郑氏认为，租界当局从最初的开放接纳，到后来的长时间关闭铁门，拒难民于界外，实因内部容量饱和所迫，但总体上，仍对无数的难民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作用。这篇论文后来易名为《铁门悲欢——“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相继收入马长林主编的《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苑英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十年论文选》（2006年印），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苑英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精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需要指出的是，此文虽然对铁门研究具有开创之功，但对其形成和终结的过程，却几未涉及。

“铁门”这个关键词在笔者的脑海里得以进一步地强化，则是十余年后的2014年年初，当时笔者决定撰写一篇有关上海法租界铁门后来状况的长篇论文——《铁门续曲（1937年11月—1946年1月）——以上海南市华法交界处为主线的考察》，以便参加同年5月27日、28日在上海三山会馆举办的“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东亚学院合办）。该文充分利用了报纸、期刊和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对“八一三”事变爆发至抗战胜利之初法华交界处的三十多道铁门，在战时城市管理和民众生活中的隔离作用与消极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解释，颇受与会者关注。后来又以《都市“柏林墙” ——战时上海南市华法交界处铁门研究》之名，刊发在周武主编的《上海学》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其时，笔者正协同法国上海史权威人物、里昂第二大学教授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先生主持法国国立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Agency）项目“战争塑造上海”（Wars made Shanghai,1840—1952），笔者遂决定将上海租界的铁门问题作为自己的突破口。某一天，安克强教授不经意的一句话——“这些铁门是怎样形成的？”——开启了我第二阶段的研究过程，即探讨上海法租界边界铁门的形成脉络，特别是它与战争、治安、交通、商业、华界等的关联。2015年一整年，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通过缩微胶卷阅读机，查阅了大量的法文档案，在法汉电子词典相助下，终于把它的“来龙”大致弄清楚了。由此写成的又一篇长篇论文——《上海华法交界处东部37道铁门的形成及后果（1925—1932年）》，后来参加了2016年6月10日、11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法租界与上海城市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协办），并刊发在马军、蒋杰主编的《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3月版）里。

把法租界的边界铁门搞清楚了，很自然地会引发笔者对公共租界铁门的兴趣。于是在此之后，笔者又按照同样的程序，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了许多原公共租界档案，这样便又写成了《上海公共租界边界铁门的形成（1927—1929）》一文，刊载于张剑、江文君主编的《现代中国与世界》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

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笔者奔赴日本东京访学，其间又抽暇写成了第四、第五篇长文，即《“一·二八”事变时的两租界铁门》和《“八一三”事变时的两租界铁门》，重点考察了在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在两场激烈的中日交战中，两租界铁门是如何面对战火和汹涌而来的数十万难民的？两文后来合并刊于马军、段炼主编《上海史研究3编》（学林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

这5篇论文经修订后，即构成了本书主体部分的5章。

或许有人会问，“对门或者铁门、铁栅栏这些物件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是关注战乱背景，这样的切入点是不是也太小了？”近年来，面对若干对上海史研究“碎片化趋势”的议论，笔者常常答之：“人身体上的任何碎屑都含有23对染色体，包含着所有的遗传信息。”言外之意是，即便是这些“小问题”“小东西”，里面其实也隐藏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对其进行一番细致的解剖，或许能挖掘出近代上海发展的若干规律和特征。换言之，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租界、华界，市政、交通，这一类的叙事话语下，铁门具有特殊的价值，它是揭示民国上海城市变迁的一个入口，甚至是一把钥匙。

自1924年齐卢战争和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对租界的安全形势日益担忧。为了防止败兵、宵小窜入，尤其是阻止日益壮大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有可能冲击、接收租界，从1925年末起，法租界当局开始陆续在从南市十六铺到斜桥的华法交界处各路口修筑大型铁门——通常在路中设三四个长方形钢骨水泥柱框，其间是涂以灰漆的大铁栅门，两旁则各有小铁栅门，2.9米高，上有三角形铁刺。这种铁门有军警驻守，昼开夜闭（遇特殊情况时，白天亦会关闭），与原有的铁丝网、沙袋等障碍物相配套，对市民的自由交通构成了颇多阻碍。随着1927年初北伐军进抵上海，修筑工程日益加紧。

稍后，公共租界当局亦如法炮制，建立起了连成一线的木桩和铁丝网，并在各路口设置铁门，派出中西巡捕、印度“阿三”前来严密戒备。铁门从沪西直至闸北、虹口构成一线。如果这几十道铁门一起关闭，两租界可以立刻成为名副其实的“围城”，外面进不去，里面也出不来，如铁桶一般。面对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中国地方当局曾屡屡交涉抗议，各方民间人士亦就铁门给市民生活造成的“莫大之痛苦”频繁陈说厉害，但两租界当局始终我行我素，不为所动，一闻风吹草动便中断交通，几成家常便饭。

租界铁门，从开始建造到1946年初最后拆除，前后持续了整整20年。其间，它们的打开与关闭、全开和半合、需检查证照到完全自由通过，等等，都对上海城市——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承平时代如此，“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期间，更是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两租界当局鉴于租界地面有限，为了抵挡来自南市和闸北的百万难民潮，几乎关闭了所有铁门。一时间，铁门几乎成了“生与死”“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一道阴阳界。

资料是研究之本，位于上海市金陵东路外滩的上海市档案馆——离当年的法租界新开河铁门不远——是笔者收集资料的主要地点，那里藏有丰富的原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相关机构的档案。其计算机检索系统更是颇为便利，通过“铁门”“铁栅”“栅栏”“栅门”“戒严”“铁丝网”等关键词的输入，带有上述关键词的档案名称便能在电脑屏幕上显现出来，有的可以用鼠标点击打开，直接阅读全文；有的则须按提示的档案号调阅缩微胶卷，使用相应的阅读机阅读；还有的则须调阅档案实物。由此便能挖掘到许多与当年的铁门相关的原始档案，甚至是铁门的分布图和制造铁门的图纸。

研究近代上海史最基本的报刊资料，中文是《申报》，西文是The North-China Herald（《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法文上海日报》），利用“青苹果”“爱如生”等系统和网上资源，藉关键词输入检索，几乎能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此种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搜检期刊和图书资料，在该室的读者电脑上，可直接查阅晚清、民国的海量文献和图片，其中涉及铁门的不胜枚举。

此外，笔者所服务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一个藏书达20余万册的图书资料室，所藏的原公共租界和原法租界的年报和公报，亦能为本研究提供最直接的史料。

对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的笔者来说，上海史研究的取材还有一个实地考察的部分。为了研究上海法租界铁门的形成过程，笔者曾两次从徐家汇路、肇周路出发，向北、再向东，左手“法租界”，右手南市的“华界”，入西藏南路，再转淮海东路、人民路，一路步行至十六铺、东门路外滩，好在这一带的道路走向8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所以三十多道铁门虽然早已不存，但路口犹在。当年为何在此设立铁门，宽度如何？直观便能理解。至于探寻原公共租界北侧、面对闸北的铁门，则没有那么容易了，有些地段当年就犬牙交错，材料的指向亦不够清晰，今天更是因市政建设，物是人非，好在苏州河上的几座桥梁提供了重要的坐标。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关注的铁门均位于公共马路，主要体现的是政府政策，与设在社区、私人场所的铁门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人类私有观念、私有制的产物。虽然在成因上，前者可能是后者的放大，但在动机和社会后果上还是有很大不同，这一点请容后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