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为先睹为快的读者，拿到马军教授的书稿《铁门内外——对上海两租界一项公共防卫措施的研究（1925—1946年）》，我首先萌生的好奇心就是，上海的外国租界自1845年起就有了，为什么在前80年租界并没有建立铁门？也就是铁门因何而建？

租界的铁门兴建于国内战争（如齐卢战争）和民族主义思潮（如“五卅”运动、北伐战争）高涨之时。租界当局担忧安全形势，为防止军人窜入，尤其是阻止日益壮大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可能的冲击，而开建铁门。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从南市、沪西直至闸北、虹口，租界几十道铁门一起关闭，两租界可以立刻成为名副其实的“围城”，外面进不去，里面也出不来，如铁桶一般。

面对任意设立和闭合铁门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上海地方当局曾屡屡交涉抗议，各方民间人士亦就铁门给市民生活造成的“莫大之痛苦”频繁陈说厉害，国民党地方当局还曾号召上海市民进行抗争。但两租界当局始终我行我素，不为所动，一闻风吹草动便中断交通，几成家常便饭。

为什么要研究租界的铁门呢？

马军给出了研究的初衷：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租界、华界、市政、交通，这些叙事话语下，铁门具有特殊的价值，它是揭示民国上海城市变迁的一个入口，甚至是一把钥匙。

马军将租界铁门史划分为4个阶段。从1925年开始建造到1946年初最后拆除，租界的铁门前后持续了整整20年。其间，铁门的打开与关闭、全开或半合、需检查证照到自由通过等，都对上海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承平时代如此，“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期间，更是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两租界当局鉴于租界地面有限，为了抵挡百万难民潮，几乎关闭了所有铁门。一时间，铁门几乎成了“生与死”“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一道阴阳界。

如作者所言：铁门廿载，在上海近现代城市史上无疑留下了多重的记忆。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它无疑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自私自利、肆意妄为、侵犯中国主权的重要象征。这种情况不仅上海使然，汉口、天津等地租界亦是如此。

然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铁门既然竖立在华洋交界处了，它自身也成了“不自觉的工具”；铁门在拱卫租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界内的民众。就在铁门环闭的孤岛里，躲避日伪新闻检查的“洋旗报”继续着抗日救亡的论调，李克农、潘汉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得以栖居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搜集情报，筹募物资以坚持抗战。谢晋元的孤军营天天出操，天天升旗，在胶州路坚持了50个月。我们当然也能看到，向国际社会勇敢揭露侵略者暴行的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倒在了南京西路南汇路口；法官郁华大义凛然，拒不向日伪低头，成为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军统女特工郑苹如在西伯利亚皮货行谋刺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未遂，而遗憾终身。铁门内外的悲欢离合，家国情仇，历史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马军的铁门研究，可谓是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的成功案例。书稿考辩细致，资料爬梳用力颇深，他不仅搜罗档案文献、报刊杂志、时人记载，还赴日本、法国等寻觅，中文、英文、法文资料详实。诸如究竟有多少扇铁门，铁门的位置、开合，华洋人士围绕铁门的攻防。我们在书中还能读到《上海一日》所载的发生在铁门内外的刻骨铭心的故事。如此别出心裁地从铁门看历史，体现了作者的史才、史识与匠心独具。

马军教授是当下非常活跃的历史学者，他敏锐、勤奋，涉猎广泛。我最为感佩的，倒不是马军近年来不断推出的丰富的论著，而是专注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史学遗产。近年来，他较为全面地整理了该所历来的学术成果，将前辈们的撰稿、译稿、草稿等整理出版，将几近湮没的学界凡人轶事传播光大，以弘扬本单位的史学传统。在今天急功近利的时代，一个中年学者潜心多年，毫无功利心地默默奉献，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期待正当盛年的马军教授，取得更多的成果。

2020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