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心智宰制了身体，还是身体宰制了心智，一直以来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哲学家们也加入了争议的大军，各自占据了这一个或另一个立场，他们或自称是唯心主义者，或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他们各自拿出了数以千万计的论证，然而问题似乎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依然在困扰着人类。个体心理学或许能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一点有用的帮助，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之中我们将直接面对心智与身体之间活跃的互动。在这里我们要诊治某一个病人，诊治他的心智和身体，如果我们的治疗方案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我们将无法帮助他。我们的理论明确地立足于实践，而且理论也必须明确地经受住实践的检测。能否得到正确的观点，对我们构成了一个最强大的挑战。
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解决了这一问题当中的许多麻烦。该问题不再是一个平面的“非此即彼”命题。我们看到心智和身体都是生命的表达：它们都从属于整个的生命。这样我们就把这两者理解为建立在整体基础上的互动关系。人的生命是以一种运动方式存在的，对于人来说仅仅发育他的身体是不够的。植物是一种根植的生命：它停留在一个地方不能移动。因此假如发现一株植物有自己的心智，或者至少说，植物拥有我们能够理解的任何官能的心智，都将是非常令人讶异的事情。即便一株植物能够预见或者投射某些前因后果，这种机能对它来说也是毫无用处的。假定一株植物拥有思想能力：“有个人走过来了。一分钟之后，他会踩到我头上来，我会在他的脚下丧生吗？”诸如此类的思想能力对这株植物有什么好处？它依然不能挪动地方。
可是，一切有运动能力的生物都能够预见或者判断自己运动的方向，这个事实就决定了此类生物必然拥有心智或者灵魂。
“知觉，当然你必定是有的，
否则你就不会有行动。”
这种预判运动方向的能力，就是心智的核心工作要务。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立刻就可以理解心智是怎样支配身体的—它给身体的行动设置了目标。仅仅是从这一刻到下一刻发布漫无目的的行动指令是远远不够的：人的种种奋进行动必须朝向一个目标。既然心智的职能是给运动的方向设置一个定点，那么它就在人的生命之中占据了一个支配性的地位。
与此同时，身体也影响着心智，因为被移动的毕竟是身体。心智要想移动身体，必须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心智与身体所具有的可能性保持同步一致，并且与身体能够被训练、被开发的可能性也保持同步一致。举例来说，心智希望身体到月球上去活动，这个愿望必定落空，除非开发了必要的科学技术能够突破身体所受的限制。
人类在运动方面的复杂和频繁程度，是其他任何物种都无法比拟的。不光是运动的种类繁杂多样—只需看看人手能从事多少种复杂的操作活动，就可见一斑了—而且人类还有能力通过他们的运动改变其周围的环境。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最大限度地开发人们心智所具有的预见能力，也有理由要求人们在充分考虑自己的整个生存状况、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努力奋进之时，必须毫不含糊地显明自己的奋斗意图。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可能会表现出很多种局部特性的活动，这些活动分别指向了若干局部的目标。但在这种种局部特性活动的背后，往往隐藏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统摄一切的活动。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指向了一种安全感—我们感到克服了生活中的所有困难，最终可以保持着和周围整个世界的正常关系，从容又安然。带着这样的意图，所有的运动和表达都必须放在一起进行协调考察，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心智受到一种强大力量的推动向前发展，仿佛要达成某个理想的终极目标。身体也是如此，也在努力地奔向一个整体，向着胚胎形成之前就已有的理想目标奋进。比如说，一个人的皮肤上出现了破损，那么他整个身体就都动员起来努力使这个损伤愈合，恢复到原先的整体。不过，在发挥潜能的运动之中，身体并不是孤军奋战，心智常常会为之助战。通常情况下，人为的身体活动、训练，以及卫生学，它们的价值都得到了验证，它们都是身体在朝着自己的终极目标奋进时来自心智的帮助。
从生命诞生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生命结束，成长和发展的伙伴关系就始终持续着，从未中断。身体和心智也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密切合作着。心智就像一台发动机，带动着它在身体里发现的所有潜能向前运动，帮助身体到达安全地带，并且征服所有的困难。在身体的每一个活动之中，每一个表现，每一个症候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来自心智意图的影响。一个人在活动的时候，他的活动之中必定隐含着意义。他会转动他的眼睛，动用他的舌头，抽动他的面部肌肉。他的面容上有表情、有意义。意义是如何传递到面容上的呢？这个过程依靠的就是心智。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考察心理学，或者说心智科学到底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心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个人表达出来的所有语言里的意义，从而发现能够实现他的目标的键钥，并且将他的目标与其他人的目标进行比对。
在追求安全感这一最终目标的过程中，心智总是要面对着若干回避不了的任务，那就是要将该目标变得具体，要想到“达到这个特别的方位点才能安全，而要达到这个方位点就只能沿着那个特别的方向行进”。理所当然地，在这个地方犯错误的机会出现了，不过，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事先设定好方向，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行动。
比如，我在举起我的手之前，在我的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运动的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头脑所选择的方向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之所以选择了这个方向，只是因为头脑错误地以为该方向是最有利的。所以说，所有的心理错误都是运动方向的选择错误。求安全这一目的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共同的，只不过有些人把安全的方向弄错了，并且他们在付出具体行动的时候误入了歧途。
假如我们在考察当事人的一个行为表现或者症状的时候难以断定其背后的含义，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此对象的大体轮廓还原为一个纯粹的活动。
我们就拿偷窃行为举例。偷窃就是把属于别人的所有物占为己有。我们来分析一下此种行为的目标：其目标就是让自己摆脱贫困，并且在占有物增多的时候他才会感到更安全。因此，该活动的关键出发点就是一种贫穷感、短缺感。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发现这个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他倍感赤贫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最后我们就能发现：此人是否选择了正常的道路去改变他所处的种种环境条件，从而摆脱心里的那种赤贫感。此人是否将他的活动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或者，此人是否在选择寻求安全感的方法上犯下了错误。我们无需批评他的最后目标，但是我们却能够注意到，他在将他的目标具体化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人类给自己的环境所带来的变化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心智对身体发动的所有行动指令的结果。我们的劳动都是在我们心智的激发催动下形成的。我们身体的发育也受到了心智的引导和帮助。总而言之，我们不可能找到一句不含有心智意图的表达之词。
然而，过度强调心智的作用也绝不可取。在我们迎战困难的征途上，身体的健康状态是必需条件。心智司职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身体免受疾患、病痛、死亡、伤害、事故，以及生理机能失灵的损害。我们的诸多能力—感知快乐和痛苦的能力、发挥想象力的能力、辨识周围情况是好是坏的能力，其目的都在于此。诸般感知，命令身体进入状态，以各种明确的应对方式分别应付各种情形。想象和辨识是预判的两种方式，它们的作用还不仅于此：它们能够激发起若干感应，以配合身体所要采取的行动。通过如此方式，一个人的各种感觉就能背负起表达意义的任务，而这样的意义恰恰就是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以及他为自己的奋斗所设置的目标的意义。
虽然感知活动左右着身体，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感知活动并不依赖于身体：感知总是首先依赖于人所设定的目标，依赖于由此目标而形成的生活习性。
单单是生活习性还不足以支配一个人，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如果没得到其他力量的进一步推动，那就不会造成病症。假如要付诸行动，生活态度就一定要在感知获得方面得到强化。个体心理学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经我们的观察发现，感知活动与生活习性并不互相矛盾。只要设立了目标，感知活动便总能够调整自身，使自己与当下的境况相适应。因此我们已经不再只局限于生理学或生物学的领域，感知内容的增加不能够用化学理论去解释，更不能用化学检验手段去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之中，我们必须预先估计到生理学的反应，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心理目标。焦虑怎样影响了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并不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我们所要追寻的是焦虑的源头和目标。
经由这样的考察之路，我们就再也不能认为焦虑是产生自性压抑了，或者说是难产所带来的后遗症结果。这种解释是不得要领的。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习惯了被母亲陪伴、帮助和关爱的孩子来说，也会表现出焦虑，且不论焦虑来源于何处，这焦虑事实上是控制他母亲的非常有效的武器。对于愤怒情绪的生理描写是不能令我们满意的，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控制一个人或一种局势的手段。那种认为身体或精神的表达都来源于遗传的物质主义观点在我们看来可以接受，然而我们的关注点还是指向了物质因素在努力追取一个确定目标过程中的表现。而这个似乎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心理学方法。
从每一个个体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感知的成长和发育所遵循的方向对于达到他的人生目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感知能发展到何种程度，也是受到了其人生目标的制约。他的焦虑或勇气，他的欢乐或悲哀，无不与他的生活习性相一致：它们在力量和支配程度上的比例不多不少地符合我们的估计。假如有一个人追求的是这样的目标—在悲惨程度上胜过所有人，那么以这样的方式所取得的优越感是不可能让他快乐或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的，他只有在狼狈、尴尬的处境下才会高兴。我们注意到，感知是根据一个人的需要出现或消失的。当一个患有陌生环境恐惧症的病人待在家里，或者对另一个人发号施令的时候，他是不会有焦虑感的。而对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而言，但凡满足不了他那种征服者的强大控制欲的生活情形都是受他排斥的。
情绪基调差不多是和生活习性一样固定的。比方说，一个胆小的人永远是胆小的人，哪怕他在和更弱小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显得锋芒毕露，或者在有别人保护他的时候，他摆出了勇敢无畏的样子。他会在自家大门上安装三把锁，用狼狗、防盗器来加强安全防卫，但是嘴上却坚持说自己无所畏惧。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焦虑感，但是他采取的种种繁琐措施已经足够表明他性格中的懦弱特点。
两性和情爱的领域也提供了相似的证据。每当一个人盼望接近他的性目标之时，性别的归属感就会出现。他集中精力进行遴选，把那些跟他的目标发生冲突的任务，以及与他的目标不能相容的兴趣排除出去，于是就唤醒了这些感知和功能。而这些感知和功能的缺乏，诸如阳痿、早泄、性变态、性冷淡的症状都是由于没有排斥那些不适当的任务以及兴趣而发生的。像这类畸形的现象都是由一种设置错误的优胜目标或者错误的生活习性所引起的。我们在这些病例中总能看到一种倾向：期待从别人那里得到体贴照顾，而不是自己去体贴照顾别人，因此是一种缺乏社会情感的表现，是在勇气和乐观行动方面的失败。
我的一个病人，是他父母的第二个孩子，就非常严重地患有一种摆脱不掉的负罪感。他的父亲和长兄都非常看重诚实的品质。该患者七岁的时候告诉学校老师他自己独立完成了一份家庭作业，然而事实上是他的哥哥给他代劳的。于是这孩子把他的负罪感隐瞒了三年之久。到最后他去找了老师承认了自己糟糕的舞弊行为。老师只是一笑了之。他泪眼汪汪地去找了父亲，第二次承认了错误。这一次他受到的待遇要好一些了。父亲对他说真话的品德感到骄傲，他表扬又安慰了儿子。尽管父亲原谅了他的错误，可是这孩子的思想包袱持续压迫着他。我们不能不说，这孩子一心想要证明他完美无瑕和谨慎高尚的品德，乃至于他为了这样一件小事反反复复地痛苦自责。他家庭里的高标准道德氛围给他施加了追求完美卓越、超过他人的压力。他感到在学习成绩和社交能力方面自己不及长兄，就想着在一个被人忽视的边缘领域里表现得突出一点，从而获取优越感。
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又被其他不良习惯引起的自责困扰着。他手淫，而且无法彻底戒除考试作弊的恶习。每逢考试，他的负罪感就越来越重。随着压力的与日俱增，他开始集中记录这类缺点毛病。因为他的敏感意识，他比他的长兄心理负担重得多；并且这样一来，他所有的失败举动都有现成的借口来使他自己达到心理平衡。大学学业结束之时，他计划以技术工作为职业，然而他强烈的负罪感发作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他整日地祈祷上帝原谅他，没有一点时间用于工作。
再到后来他的情况非常不好，不得不送进精神病院治疗，而且医生们普遍认为他的病无法治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情稍有好转，离开了病院，出院前他提出，如果病情反复，希望病院能再度收留他。他换了一门专业，开始研究艺术史。考试时间又快到了，在一个公共假日，他走进了一家教堂，大庭广众之下他扑倒在地大声哭喊：“我是个最大的罪人！”这一次他又成功地吸引了大家对他的敏感意识的关注。
在精神病院里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回到了家。有一天中午他赤身裸体地去用餐。他的身材非常健美，在这一点上他不输给他的长兄或者其他人。
他的负罪感是一种手段，使他显得比其他人更诚实，他由此也争取到了一种优越感。不过，他的努力方向却是生活之中无用的一面。他逃避考试、逃避职业工作，释放出的信号是懦弱，是高度的无能感，他的整个神经症表现为有意识地排斥所有他害怕失败的行动。从他在教堂倒地忏悔的言行之中，和他裸身走进餐厅的耸人听闻的举动之中，很明显可以看出他用低劣的手段追求优越感的进取之心。他的生活习性要求他这样做，他的心智所诱导出的这些认知和他的生活习性是十分相配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见，一个人在四岁或五岁阶段开始打造他统一的心智，构建心智与身体的关系。他接受了遗传的物质因素，以及来自周边环境的印象，将这些物质因素和印象全都调整后用于对优胜感的追求。从五岁之后，他的个性就结晶成形了。他所赋予生活的意义，所追寻的目标，他的生活风格，他的情感倾向全都固定下来了。当然这些到后来都有可能发生改变，但是改变的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他从在幼年时代结晶形成的错误中摆脱出来。由于他之前所获得的印象与他对生活的解释都是关联一致的，那么现在他如果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他所获取的新印象就必须与他对生活的新解释关联一致。
一个人总是通过自己的器官与外部环境接触，从外部环境接受各种信息。因此，只要我们观察一个人怎样训练他的身体，就可以知道他准备从他的周边环境吸收什么样的信息，他又会怎样运用他的经验。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人视听的方式，了解什么样的事情能吸引他的注意，我们对他的了解就足够多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立场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器官是如何被训练的，以及人在遴选外界信息的时候如何使用它们。立场总是被意义决定的。
现在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心理学增加一条定义。心理学是关于个人对于他身体所接受的信息的态度的学问。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不同的人的心智引起的差别是何其巨大。一个人的身体假如很不适应外界环境，那么它在完成环境所提出的要求之时，就会被心智当作是一种负担。由于这个原因，那些有生理缺陷的孩子比起普通孩子在智力开发上将遇到更大的障碍。用他们的心智去影响、驱动或者主宰自己的身体往卓越的方向努力是更为困难的。如果想要稳妥地达到同样的目标，他们的心智就必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精神的集中程度也必须高于常人。于是他们的心智负担加重，他们本人也会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是自私自利。如果一个孩子长期被生理缺陷和运动能力不足的问题所困扰，他就没有可能关注他自己以外的空间，他也没有时间或自由去关注他人，其结果就是他长大成人之后，社会情感程度很低，合作能力很差。
生理缺陷会制造很多障碍，而这些障碍绝不是难以逃避的宿命。如果一个人心智积极活动于自己的职分，努力训练自己去克服重重障碍，那么这个人取得的成功就很有可能不亚于那些没有先天性负担的人。
事实上，有生理缺陷的孩子尽管在生活之中遇到很多麻烦，但比起那些各项先天指标正常的孩子，他们的成就往往更为出色。障碍是帮助人走得更远的刺激动力。
比如，有一个男孩因视力很弱不得不承受异常的压力。他在看东西的时候非常费劲，他必须对这个可视的世界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于是他特别关注明亮鲜艳的色彩和外形。久而久之，他在这个可视的世界累积下了大把丰富的经验，远远超过了那些无需挣扎就能轻松视物，或者不用集中精力就能轻易辨识事物差别的孩子。这样看来，生理缺陷反倒能够成为一个很大优势的来源，关键只在于心智是否发现了克服困难的正确途径。
在著名的画家和诗人当中，承受弱视之苦的人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缺陷被训练良好的心智彻底征服了，最后它们的拥有者利用他们的眼睛实现了更多的意图，这是那些视力正常的同行不能企及的。同样的补偿效应也发生在左撇子孩子（而且这样的孩子一开始并没有被人发现他们是左撇子）身上，这种案例也许更容易让我们看得清楚。左撇子孩子在家的时候，或者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他们都被要求训练他们笨拙的右手，于是他们在写字、画画、手工方面表现得非常低能。但我们可以想象，一旦他们的心智被训练得克服了这些困难，一开始笨拙的右手就往往能够开发出程度很高的艺术才能。事情的发展确实就是如此的，没有一点夸张。在很多案例中，左撇子孩子在书写方面表现得比普通孩子更优秀，在制图绘画方面比普通孩子天赋更为突出，在手工制作方面技能更为娴熟。在探索新方法、开发兴趣点、训练和练习方面，他们把不利条件转化成了有利条件。
一个孩子，只有当他渴望为群体作出奉献的时候，只有当他的兴趣点不再只局限于他自身的时候，他才能成功地从自己的缺陷那里得到补偿。如果孩子们总是想着摆脱眼前的麻烦，他们就会持续地处于落后状态。要想保持住自己的毅力勇气，只有一个可能：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努力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必须认识到，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取得的成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给他们造成的种种困难和障碍。
这其实是孩子们的偏好和关注点的方向问题。假如他们的奋斗方向是外在于他们自身的一个对象，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调整自己、训练自己以达成该目标。这个时候的困难对他们而言，就是他们的征途上等待着被攻克的要塞。如果反过来，他们偏向于强调自己的短板，或者在与这些短板抗争的时候没有别的想法，只想早点脱离这些短板了事，那么他们就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左撇子孩子如果顾虑重重，一心期盼自己的右手不要那么笨拙，甚至期盼他右手的笨拙不要被人看出来，那么这只笨拙的右手就永远不可能训练成一只灵巧的右手。想要变得灵巧，只能在实践活动中反复练习；相比于目前存在的笨拙状态带给人的挫折感，激励孩子成功的言行必须给人留下更深刻的感受。如果一个孩子动员起他的所有力量来克服他遇到的困难，那么在他本身之外，他的行动必定已经有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建立在对现实关怀的基础上，对他人关怀的基础上，以及对合作关怀的基础上。
我调查过一些患有肾功能欠缺病症人的家庭，调查结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遗传病案例，对这种病例的应对方法或许能为我们所用。来自这种家庭的孩子很多都患有遗尿症状。该生理缺陷是真实存在的，它可以表现为肾虚、膀胱病或者脊柱裂，而腰神经部分相应的疾病往往可以从该区域皮肤上的瘢痕或胎记上判断出来。但是遗尿这一症状却难以从器官缺陷上找到足够的原因。孩子的生理器官并不能强行地支配他，而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支配生理器官。比如，一些孩子在夜里会尿床，但在白天却不会尿在身上。有的时候，当环境发生了改变，或者父母态度转变了，尿床现象就突然消失了。只要孩子不再将生理缺陷作为一个错误的理由，遗尿是可以克服的，除非孩子的意志过于薄弱。
然而，太多患有遗尿症的孩子受到的刺激使得他们不但不能克服遗尿，反而让遗尿症状顽固地继续存在。一个聪明的母亲能够给孩子恰当的训练，但是如果母亲不够高明的话，那种多余的病症就会持续发作。往往在那些患有肾脏病症或者膀胱病症人的家庭里，一切跟泌尿有关的问题都被过于夸大了。母亲们往往错误地采用严厉的举措想要制止遗尿。假如孩子注意到大人们是多么看重治愈遗尿这件事情，他是很有可能抗拒的。而且这样一来反而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表达自己反抗这项教育的对立情绪。如果一个孩子抗拒父母带给他的治疗行动，他就总是会以他的方式向父母最大的软肋发起进攻。
德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对罪犯的家庭出身作过调查，他发现，来自那些积极抑制犯罪行为的家庭的罪犯所占的比例之大，实在是令人惊讶，他们很多来自法官、警察或者是监狱看守的家庭。往往是教师的孩子表现出顽固的落后。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发现确实如此，我还发现医生的孩子容易患有神经过敏症，宗教牧师的孩子中容易产生不良少年，这两者的比例都高得惊人。同样地，如果父母过于强调治愈遗尿的重要性，一条非常清晰明确的途径就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能够借助这条途径展示他们自己的意志。
遗尿病例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板，此样板揭示了平时我们做的梦是怎样唤起我们的情感来配合我们意图中的行动。尿床的孩子常常梦见自己已经起床，走进了厕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可以心安理得地尿湿床垫了。尿床的心理意图通常来说是吸引关注，让别的意图都来服从自己，并使得它们在黑夜中的反应变得跟在白天时候一样。有的时候要跟其他的意图相对抗，遗尿的习惯就是对敌人的宣战。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遗尿都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孩子在用他的膀胱说话，而不是用他的嘴发言。生理缺陷对他而言就是表达自己观点意见的工具手段。
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意志的孩子往往长期处于一种紧张之下。通常而言他们属于被宠坏了的一类人，但是在家里他们又失去了唯一的中心地位。家里添了弟弟妹妹，很有可能他们觉得吸引母亲不加分散的注意力变得更加困难了。于是，遗尿就成了一种与母亲保持松散接触关系的行动方式，哪怕这种方式非常令人不快。它实际上在宣布：“我没有你想的成长得那么快，我还需要被照顾。”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或者如果有别的生理缺陷，他们还会选择其他方式。
比如，他们会通过制造声响来建立一种联系，其操作方法是整夜不停地大叫。有的孩子还会梦游，做噩梦，从床上掉下来，或者喊渴，要水喝。这种种表达的心理背景都是相似的，至于出现什么症状则一部分取决于器官状况，一部分取决于外部环境对他的态度。
这些案例非常清楚地显明了心智对于身体所施加的重大影响。在所有的可能性之中，心智不单单是影响某个身体症状的选择，它还能宰制和决定整个身体的成长发育。目前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假说是正确的，而且论证的操作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论据却足够充分。如果一个男孩生性胆小，他胆小的特性一定会投射到他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他不会在意自己的身体发育，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根本想不到他的身体会有哪种可能的成长。后来的结果必然是，他不可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训练自己的肌肉，外界的一切信息，就是那些很平常地敦促他运动肌肉的信息，都会遭到他的一概排斥。别的孩子都会从容地接受这种信息的提示，对训练肌肉表现出高度的兴趣，他们会在健身运动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这个男孩因为兴趣受阻，就远远落后于他人。
从这样的考察之中，我们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身体的整个形态与发育都受到了心智的影响，并且会投射出心智的种种错误或缺陷。我们经常能看到身体的表现分明就是头脑错误的直接结果—克服困难的正确道路没有被发现，身体就出现了这种表现。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内分泌腺在人生的头四年或五年之内是可以受到影响的。有缺陷的腺体对行动的指导无法产生强制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它们又受到整个外部环境持续不断的影响，受到孩子刻意接受的信息方向的影响，受到心智在这种偏好情状之下的创造性活动的影响。
另一条证据或许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更熟悉，它指向的是瞬间的反应，而不是身体的固定状况。
在某种程度上，每一种情绪都会在身体上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来。个体的人都会通过某种外部可见的形式表现他的情绪，或者表现在他的姿容或态度上，或者表现在他的脸上，或者表现在他瑟瑟发抖的双腿和膝盖上。相应的变化也会体现在身体器官上。
比如，一个人突然涨红了脸或者脸色变得惨白，他的血液循环势必受到影响。处于愤怒、焦虑、悲伤或者任何其他的情绪之下，身体都会言说，而每一个人的身体所说的言语又各自不同。比如有人身处害怕的场景下，他会颤抖，而另一个人会吓得毛发倒竖，第三个人则会心跳加速。还有其他人会出现冷汗淋漓、窒息、嗓音沙哑，或者全身瘫软、不能行走等症状。有的时候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比如没有了食欲、恶心呕吐等等。
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的膀胱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身上受到影响的则是性器官。很多孩子在参加考试的时候，感到性器官受到了刺激。众所周知，犯罪分子在作案之后，常常会去妓院或者去他们的情人那里寻欢作乐。在科学领域中，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性和焦虑是彼此相伴的，而另有一些心理学家则认为这两者之间毫无相干。他们的观点都是依附在个人的经验之上，所以有的人认为有联系，有的人认为没有联系。
所有的这些反应行为都是属于因人而异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遗传因素使然，而这种形式的身体语言又往往能给我们提供些许暗示，告诉我们家族史有哪些缺陷或特别之处。家庭的其他成员有可能会作出极其相似的身体反应。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心智是如何利用他的情绪来激活身体的反应的。情绪和情绪在身体上的反应告诉我们心智在它判断为有利的情况下是如何作出正面的反应的，不利的情况下又是如何作出反制性质的反应的。
例如，一个人在脾气爆发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尽快地克服自己的不完美之处。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去打击、指责或者攻击另一个人。这种愤怒的情绪反过来会影响他的器官：它们被全体调动起来投入行动，或者他对它们施加了额外的压力。有些人在愤怒的时候会同时感到胃疼，或者脸涨得通红。他们的血液循环发生了改变，于是头痛症状就发作了。我们发现产生偏头痛或习惯性头痛的原因很多时候竟然是突如其来的愤怒或羞辱。而对于某些人则是愤怒的情绪导致三叉神经疼痛，或者是癫痫性质的痉挛。
影响身体的因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深入研究过，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到一个完美的说明。精神的紧张状态既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也会影响非自主神经系统。但凡出现紧张之处，自主神经系统马上就会作出反应，比如拍桌子、咬嘴唇、撕碎纸片等等。当一个人神经紧绷的时候，他会采取某种行动。咬铅笔或雪茄能给他打开释放紧张情绪的出口。这些行动向我们显明这个人处于某种高压下。当他被一群陌生人包围的时候，他是涨红了脸，还是身体发抖或者抽搐都是一回事，这些反应都是精神紧张的结果。在自主神经系统的作用之下，这种紧张感传达给了全身，于是，随着每一个情绪活动，整个身体都处在紧张状态中。
然而，这种紧张却并不是在每一个关节点上都表现得那么清楚，我们所讲的种种症状都只能局限在结果能够被观察到的关节点上。假如我们观察得更细致一点，我们将会发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参与进了情绪的表达，我们还会发现，这些身体部位的表达都是心智和身体运动的结果。探究心智对于身体和身体对于心智的互动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两者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整体的一部分。
从以上的证据中，我们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一个人的生活习性和相应的情感配置对于他的身体发育能施加持续的影响。如果说，孩子在他很早的年龄阶段就固化了他的生活习性这个结论没错的话，那么只要我们考察得足够详细，就一定能发现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必然会有与之相应的身体语言。在一个勇敢的人身上，会显示出他的生活态度对他体格的影响。他的身体的成长会异于常人，肌肉组织会更强壮，体态更稳健。人生态度对于身体发育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或许部分地促进了更发达的肌肉组织。勇敢的人在面容表情上是与众不同的，到最后，整个的外部形态也是大不相同的，就连骨骼构建都很有可能受到影响。
在今天这个时代，想要否认意识对大脑具有影响作用是不可能的。病理学表明，一个人的左半脑如果受到损伤，就失去了读写能力，但是他可以通过训练脑子的其他部分来恢复这两项能力。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中风病人已经没有机会修复其大脑的受损部分，然而大脑的完好部分却发挥了补偿作用，恢复了其受损部分本来承担的功能，于是大脑的整体功能再次恢复。这样的事实在帮助人们认识个体心理学在教育领域应用的种种可能性方面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心智能将此种影响施加于大脑，如果大脑仅仅只是心智的工具—而且是它最重要的工具，但仍然只是工具—我们就能找到开发并改善这件工具的方法。没有哪个人别无选择地只能终身维持他生下来时候的大脑水准：总有方法完善大脑使之更好地适应人们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的心智把追求的目标瞄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比方说，不去开发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这样的心智就不能对大脑的发育施以良性的影响。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发现很多缺少合作能力的孩子走到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时，他们就表现出智力开发不足的问题，以及理解能力不足的问题。
因为一个成人的整个气质都会显露出他在四五岁时候建立起来的生活习性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这个人的统觉方式带来的结果，以及他赋予生活的意义，所以我们能发现这个人所遭受的合作能力障碍，也能够帮助他纠正治疗他的错误。在个体心理学当中我们已经向着这门科学迈出了最早的步武。
有很多学者指出心智表达和身体表达之间存在着恒定关系。但似乎并没有人尝试着去揭示这两者之间的桥梁。
比如，克雷奇默描述了我们如何通过人的身体类型去发现与之相对应的某种精神类型。他因此区分出在人类之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几大类型。
比如说，身材矮小、圆脸、短鼻子，有肥胖倾向的一类人，裘力斯·凯撒曾经这样说起过他们：
“我要那些身体长得胖胖的、
头发梳得光光的、
夜里睡得好好的人在我的左右。”
克雷奇默把这种体型的人跟某种具体的精神特质联系到了一起，但是他的文章并没有阐明这种联系的理由依据何在。依照我们的研究经验，具有如此体型的人外表上是看不出他患有生理缺陷的，他们的身体很好地适应了我们的文化。从生理上而言，他们和其他人都是同等程度地自我感觉良好。他们对自己的体格有相当的自信。假如他们要跟别人动手格斗，他们毫不紧张，他们觉得自己完全能胜任格斗。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别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也没有必要跟生活进行一场殊死决斗，仿佛生活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有一派心理学把他们称作是外向型人格，但是也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性格是外向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没有给他们制造什么麻烦。
在克雷奇默作出区分的类型中，有一类是与这种胖人完全相反的，他们患有精神分裂，表现幼稚，体型特征是异乎寻常的瘦长,大鼻子,椭圆的脸形。他认为这种人很保守，偏好自我反省。凯撒也讲到过这种类型的人：
“那个凯歇斯有一张消瘦憔悴的脸，他用心思太多，这种人是危险的。”
有这种生理缺陷的孩子或许在长大成人以后会变得更为自私自利，思想更悲观，性格更“内向”。也许他们更习惯于向别人求助，如果他们觉得别人对自己照顾不周，他们就会痛苦不堪，甚至到了怀疑人生的程度。然而我们又可以发现大量的混合类型，这一点也是克雷奇默所承认的，矮胖类型的人也可能发育出促成精神分裂的神智特征。这很好理解：假如环境以另一种方式给这些矮胖的人施以重压，让他们变得懦弱，失去勇气。如果我们采用成体系的挫折手段，任何孩子都可能被改造得像个精神分裂者。
如果我们的阅历足够丰富，我们可以将一个人所有的局部表现集中起来考察，从而了解他的合作能力的高低。人们一向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寻找合作能力的迹象。合作的迫切需要一直压迫着我们。为了让我们自己更好地适应这个纷乱的生活，我们发现了不少线索，然而这样的发现只是凭借直觉完成的，还很缺乏科学性。同样地，我们还可以看到，面对着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变革，人们的心智已经普遍认识到自我调整的必要性，而且他们也的确在努力达成这样的自我调整。然而人们付出的努力只要是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那么错误就很难避免。
通常人们都不大会喜欢身形特征过于夸张的人、样貌丑陋的人或驼背的人。人们不知不觉地就将这些人判定为不适合合作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的判断很有可能依据的是以往的经历。怎样提高与那些身形有缺陷的人的合作程度，还没有找到良好的方法，这些人的缺陷因此就被过度夸大了，他们因此成为大众偏见的牺牲品。
让我们把到目前为止得出的要点归纳一下。四五岁的孩子实现了其精神追求方向的统一，并在他的心智和身体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根本关系。于是一种稳定的生活习性形成了，该生活习性也伴随有配套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孩子的成长发育包含有程度或高或低的合作，依据这种合作的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并理解这个人。在所有的失败案例中，合作能力低下是最普遍的共性。
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心理学作出更进一步的界定：它是一门理解合作能力欠缺的科学。既然心智是一个整体，同样的生活习性渗透于心智的全部活动之中，一个人的全部情绪和思想一定是与他的生活习性相一致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情绪很明显地与他本人的诉求背道而驰，并给他自己带来了麻烦，那么仅仅试图去改变他的情绪是徒劳无效的。这些情绪是这个人生活习性的恰如其分的表达，如果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性，这些情绪就会彻底消失不见了。
在这里，个体心理学给我们的教育前景和治疗前景提供了一条十分特殊的线索。我们的任务不该是直接治疗一个症状或者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寻找病人犯下的种种错误：有的错误发生在病人整个的生活习性之中，有的错误发生在心智对其生活经历的解释之中，有的错误发生在心智赋予生活的意义之中，还有的错误发生在心智对于从身体和外部环境接受得来的信息而采取的回应行动之中。这就是心理学的真正任务。如果我们用针刺一个小孩，观察他（下意识反应）能跳多高，注意他的笑声有多大，这样的做法是很不适当的。而这些行为在今天的心理学家们那里是司空见惯的。它们也确实能够呈现出个体心理学的些许事实，然而它们只能够为一种固化的、特别的生活习性提供依据罢了。
生活习性才是心理学的正确研究主题和调查研究对象，选择了其他研究主题的学派主要从事的其实是生理学或生物学。比如那些研究刺激和反应的学者，那些试图追踪创伤或令人震惊的经历对个人所发生的影响的学者，还有那些研究遗传能力并观测这些能力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学者，他们都证明了我前面结论的正确性。
在个体心理学之中，我们考虑的是心灵自身，考虑的是统一了的心智，我们检验的是个体的人赋予世界和他们自己的意义，我们还检验他们的目标，他们所奋斗的方向，以及他们处理生活中的问题的方式。为了理解心理差异，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使用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检验合作能力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