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都是生活在意义的场域里。

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并不是纯粹（客观）的事情，通常我们总是以事情对我们所展现的意义去经历这些事情。即便在意义的源头，我们的经历也必须通过人类的意图来加以修饰。“树木”的意思是“树木与人类的关系”，“石块”的意思是“石头可以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要素”。如果有人试图逃避意义，而置身于单纯的环境之下，那么他将会非常不幸：他将被所有其他人孤立：他的行动无论是对于他自己还是对于任何其他人都是没有作用的；简而言之，他所有的行动都会变得没有意义。

没有哪个人能够逃避意义。我们在经历现实的时候必须借助于我们付诸现实的意义，不是在现实本身之中，而是已经被解释为某种意义的现实。因此，如果我们联想到这样的意义或多或少是未被完成的、不完整的，甚至想到意义不可能在总体上是完全准确的，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意义的场域就是错误的场域。

假如我们问一个人：“什么是生活的意义？”

他也许难以作出回答。因为绝大多数人不愿意费尽心力去考量这个问题或者构想答案。确实，这个问题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老年人也一样—常常会失声大叫：“什么才是生活的目的？生活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们要说，他们只有在遭受了挫败之后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切都顺风顺水，没有任何艰难的考验摆在他们的面前，这样的疑问永远不会被提出来。每一个人正是在他自己的行动中不可避免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作出回答。

假如我们既能听其言，又能观其行，我们就会发现，他有他个人的“生活的意义”，他一切的观点、态度、活动、声色、举止、抱负、习惯和性格特点都是与该意义相配合的。他的表现就像是对生活的某种解说的回应。在他的全部行动中，一定贯穿了一条含蓄的线索，该线索综合总结了这个世界和他本人；一定有这样的一条定论：“我就是这么一回事，世界万物是那么一回事。”这就是他赋予自己的意义，也是他赋予生活的意义。

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意义被赋予生活，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很有可能每一种意义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错误。没有人拥有绝对的生活意义，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为人所用的意义都不是绝对错误的，所有意义都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变种。在这些变种之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哪些对问题回答得好一些，哪些回答得差一些，哪些变种里的错误小，哪些变种里的错误大。我们还能够发现相对较好的意义共性何在，相对较差的意义缺失在何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种科学的“生活意义”，得出一种对真实意义的普遍衡量尺度，也得出一种能够使我们在人类所有的事务上应对现实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自己，“真实”的意思是对于人类的真实，对于人类的意图和目的的真实。除此之外，并没有别样的真理。即便存在着别样的真理，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无从了解它，因此它是没有意义的。

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三种主要纽带，这三种纽带是他必须予以考虑的。也就是这三种纽带构成了他的现实世界。他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也就存在于这些纽带的方向之中。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持续不断地向他发问，而他给出的答案将会向我们显示出他对于生活意义的个人观念。

第一种纽带就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贫瘠的星球—地球的表面上，而不是在别处。我们必须在这样的限制之下、在我们所居住的家园给我们设置的诸种条件之下谋求发展。不管是在灵魂深处还是肉身之上，我们都一样要谋求发展，这样我们才能维持我们在大地上的个人生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障人类这个生物种族的子嗣绵延不绝。而这样一个问题考问着每一个人，使其索求答案，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回避。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动都是对人类生活处境的独特回答：这些回答显示了我们脑海里所认为的必然之物、适宜之事、可能之状，以及心仪之想。每一个回答无不受制于这样一个事实的条件，即：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是寄居在这个星球上的生物。

假如我们考虑到人身自有的短处，以及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环境的不安全性，我们就能发现，为了我们自己生活的缘故，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把各种回答归为一统，使得它们具有远见卓识和条理分明的特点。就好比我们现在面临一道数学题目，就要想办法找到解决之道。我们当然不能靠着随机抽取的方法或者连蒙带猜去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求解，动用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权能。

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答案，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然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找到一个近似的答案。我们只要努力，总能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而且这样的答案必然与这样一个事实直接匹配，即：我们被紧紧地维系在这个星球—地球的表面上，紧紧地维系着我们的处境所带给我们的一切便利和不便。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纽带。我们并不是人类这个族群的唯一成员，我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人，我们生活在与他们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的短处和他的局限使得他在孤单的状态下没有可能实现他自己的目的。

假如他总是孤独一人，还总想着凭一己之力去解决他所遇见的困难，他的结局就只能是自取灭亡。他总是和别人处于联系的状态中，他之所以和别人发生着联系是因为他自己的短处、不足和局限。为了实现他自己的幸福，也为了成全人类的福祉，团结就是跨出的最大一步。

因此，对生活问题的每一种回答必须考虑到这一条纽带，那就是它必须是本着这样一个事实的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联系的群体之中，倘若我们孤身一人就一定会走向灭亡。既然我们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情感就必须与这一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意图和目标相适应—该意图和目标就是：在这个我们所寄居的星球上，与我们的同伴携手合作来维持我们的个人生活，也是维持人类的生活。

接下来是维系我们的第三条纽带：人类分为两种性别。个人生活和共同生活的保持都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人类因为有两种性别的存在而得以繁衍，要保存个体的生命以及共同的生命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爱情和婚姻的问题都隶属于这第三条纽带。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可以逃避回答这个问题。当一个人面对此问题的时候，无论他怎样做，都是他的回答。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的方案：人们的行动无一不显示出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唯一可解的答案在他们心目中所形成的观念。因此，这三条纽带设置了三个问题：如何寻找一项职业，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所设置的种种限制之下存活下去；如何在我们的伙伴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达成合作，并能够分享合作带来的益处；如何适应人类分为两性的事实，以及人类这个种族的持存和发展都依赖于我们有爱的生活这一事实。

个体心理学发现，生活中没有哪一个问题不能归类到这三大主要问题之中：职业问题、社交问题和两性问题。每一个人对这三大问题的反应都准确无误地显示了他自己对生活意义的深层次的感知。举个例子，我们假定有这么一个人，他的情感生活是不完整的，他在职业上不作任何努力，又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并且觉得与周边的人相处充满了麻烦，从他在生活中所遭受的诸多局限与约束来看，我们就能推断他会觉得活在世上真是一件困难而又危险的事，在生活中他享受不到什么机遇，却只是一味地遭遇挫败。他那狭隘的行动领域可以被解读成这样一个判断：“生活的意义就是—保护我自己不受伤害，把我自己紧紧包裹起来，安全地逃避一切社会交往。”反过来，我们再假定有这样一个人，他的情感生活是甜蜜的，和配偶在很多事情上都能达成亲密的合作，他在工作上建树很多，成就不凡，他的朋友很多，人脉极其宽广丰富。对这样一个人我们可以推断，他会把生活理解成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充满了各种机遇，不会出现无以挽回损失的挫败。他对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满怀了正面应对的勇气，我们可以把该勇气解读为这样的一种判断：“生活的意义就是—热情地关怀我的伙伴，成为整体中的一个成员，将我的享有之物奉献给人类的福祉。”

在这里，所有错误的“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和所有正确的“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都在我们面前昭然若揭了。一切的失败人士—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心理变态者以及妓女—之所以活得失败就因为他们缺少那种同气连枝的感觉，也缺少社交兴趣。他们在对职业、友谊和两性问题的处理中，完全不具备通过协作去解决问题的自信。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私人的意义：没有人能从达成他们的成就目标之中获得益处，他们的兴趣局限于他们个人本身。他们的成功目标建立在一种纯粹假想的个人优越感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成功也只对他们自己才有意义。曾经有杀人犯承认过，在他们手中握有一瓶毒药的时候他们就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感觉，但是很显然，他们所确认的重要性也只是对他们自己而言；对于我们而言，掌握一瓶毒药好像并不能赋予他们超越于众的价值。实际上，私人的意义根本就是没有意义。意义只有在群体交流之中才可能存在：假如一个单词的含义只对一个人有效，那么该单词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行动同样如此，它们的意义就是它们在其他人眼中的意义。每一个人都在努力让自己出人头地，但是人们往往会犯这样一个错误：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出人头地的整个意义必须被包含于他们对他人生活的贡献之中。

接下来讲一则关于某个小型教派教主的轶事。有一天，这位教主把她的信众叫到一块，宣称下个星期三就是世界末日。信众们大为惊恐，纷纷变卖他们的财产，抛下了所有的世俗牵挂。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中等候预期中灾难的降临。星期三过去了，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星期四这天他们聚拢在一起请教主给出解释。他们说：“请您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多糟糕，我们抛弃了所有的财产。我们遇见一个人就跟他说周三是世界末日，他们听了这话只顾笑话我们，但我们没有气短，反反复复说这个消息是我们从一位非常可靠的权威先知那里听来的。现在星期三过去了，我们还是好好地生活在世界上。”

那位女先知说：“我的星期三不是你们理解的星期三。”也就是说，她是在用私人的话语意义来应付挑战，保护自己的权威。然而私人的意义从来都是经不起检验的。

一切真正的“生活意义”都是有标准的，其标准就是：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即是说，都是其他所有人共同理解的意义，以及所有其他人都认可为合理的意义。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一个良方应该同样能够为他人扫清道路，因为在这个良方里面我们总会看到共同的问题是怎样以一种成功的方式得以解决的。甚至是天才也可以用“有用性”的尺度来定义—一种顶级的“有用性”，只有当众人认定某个人对他们具有不凡的意义之时，我们才把这个人称作是天才。这样一种人生的意义因此就可以表达为“生活意义就是向全体作出贡献”。

我们在这里不谈论那些口头说说的动机。我们不听人们怎么说，而只看实际做出的成就。一个圆满地解决了人生问题的人，他行动起来就好像他充分地、本能地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对他人发生兴趣，对合作发生兴趣。他对自己的伙伴所怀有的兴趣似乎引导着他所做的一切；在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采用与人类共同福利相一致的手段去克服困难。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新的观点，他们很可能怀疑我们所给予生活的意义是否真的是贡献，真的是对他人发生兴趣，真的是对合作发生兴趣。他们会问：“如此会将个人置于何地？如果他总是考虑着其他人，总是以他们的利益为重，难道他自己的利益就不会受损？至少对于某些个体来说，是不必这么做的，如果他们还想着正常地自我发展，他们就应该考虑他们自己。难道我们之中没有人需要首先学会保全我们自己的利益，强化我们自己的个性？”我认为，这个看法大错特错，它所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

假如一个人希望在他所赋予生活的意义上作出一番奉献的事业，并且假如他的情感全都指向了这一目标，他必定会以最饱满的状态投身于这项事业。他会为了该目标调整自己，他会训练自己的社会情感，他也会从实践当中获取技能。目标一旦确定，训练机制就随之启动。于是，他就开始为了解决人生三大问题积极准备，并培养自己的能力。

让我们举一个爱情和婚姻的例子。假如我们钟情于自己的伙伴，假如我们努力要让对方过上愉快而富足的生活，我们理所当然会竭尽所能，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无需建立起一个为之奋斗的奉献事业目标，只要在真空中开发个性，我们就只会让自己变得泛滥无归，令人生厌。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条线索中得出这条启示：不断的奉献才是真正的人生意义。今天，我们认真环顾一下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看到了什么？一切留存至今的东西无一不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开垦过的土地，我们看到了铁路和建筑物，我们还看到了他们在生活经验领域的种种交流成果，这些交流成果体现为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以及事关我们人类生存状况的诸多技术。凡此种种，哪一样不是为了人类福祉而作出贡献的人所留下的杰作？其他的人又怎么样了呢？那些从来不参与协作的人，那些给予生活另一种意义的人，那些只会问“生活能给我什么”的人，他们又怎么样了呢？他们在自己的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光是他们的肉身消亡了，他们的整个生命都是贫瘠的。

 

仿佛我们的大地母亲对他们开口说话，她说的是：“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配拥有生命。你制定的目标，你作出的奋斗，你所珍视的价值，还有你的精神和灵魂都没有未来。你走得远远的吧！没有谁需要你。你这样的人就该被淘汰，彻底
消失！”

至于那些将协作、贡献之外的意义赋予生活的人，最后的判词就是：“你是无用之人。没有人需要你。你走吧！”在我们当代的文化现象之中，确实能发现不少不尽如人意之事。但凡我们发现有偏颇之处就应当去改变它，但这种改变应当能够更好地推进人类的福祉。

一直以来，懂得这一事理的不乏其人，他们明白生命之意义在于关怀众生的利益，他们也总是能够开发社会的兴趣和对他人的关爱。在所有的宗教之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对人类救赎的关怀。回顾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运动中的人们都是在努力提升社会福利，而宗教正是这种为众生谋福利的最伟大的表现形式之一。可惜的是，宗教常常被人误解，如果不能对寻常的宗教任务加以更为仔细深入的考察，很难看出除了它们表面上在做的事情之外，宗教还能做些什么。个体心理学走的是科学之路，采用了一种科学的技术手段，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相信，这已经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也许科学帮助人们提升对周边伙伴的关怀，以及对全人类福祉的关怀，这样就能比其他运动，比如政治或宗教运动更接近我们的目标。我们从不一样的视角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目标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他人谋取更大的利益。

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好像是我们事业里的守护神或索命精灵，既如此，弄明白这些意义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是如何彼此不同，当它们被严重的错误所干扰的时候又是怎样得以纠正的，这个工作的意义就再重要不过了。这是心理学的职分所在：把对意义的理解运用于谋求人类的福祉，并且努力去影响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命运，这与生理学或生物学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小孩子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能发现他在黑暗中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哪怕是襁褓中的婴儿也会使劲地辨识自己有多大的力量，辨识他在周围的整个生活环境下拥有哪些东西。等孩子长到五周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处理各种问题和做事的风格就达成了一个统一的、固定的认识。对于他能从这个世界获得什么，能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最深入、最持久的概念。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通过一个固定的统觉图式（scheme of apperception）来观看世界：每一件事情在经历之前都已经得到了解释，而且这种解释总是与我们所赋予生活的原初意义相匹配。纵然这种意义错得夸张离谱，纵然我们解决问题和做事情的方式不断给我们带来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该意义也不是能够轻易消除的。如果发现被赋予生命的意义出了错，那么纠错方法就只能是反思造成错误解释的具体状况，辨识错误并修改统觉图式。会不会有
这样的可能：错误的方式所造成的后果逼迫当事人修正他赋予生活的意义，并且独立地成功做到了这种改变。或许存在这样的特例，但是一定非常罕见。

尽管如此，一个人如果不是面临着某种来自社会的压力，或者说，如果他没有认识到他所沿用的旧有的方式已经将他置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是决不会主动作出调整的。在多数情况下，旧方法至多只能经由这样一种人协助修正：他们在意义的理解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经过联合会诊，能发现原始错误，并且帮助提出一个更为合适的意义。

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童年时代的境况能够有怎样不同的解读方式。童年时代的不愉快经历能够被解释出截然相反的意义。

假如一个人在童年时期留下诸多不愉快的记忆，他可能不愿意谈及这些记忆，除非它们能给自己的未来提供某种有益的良方。他会这么想：“我们应当努力消灭这种不幸的现象，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更好的环境。”第二种人会认为：“生活太不公平。怎么别的人都过得那么快活？既然世界这么无情地对我，我凭什么要友好地对待世界？”有些做父母的人讲到他们的孩子的时候就是这般语气：“我小时候受了那么多苦，我挺过来了。凭什么他们就不需要过苦日子？”第三种人会说：“我小时候那么苦，我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被原谅。”在这三种人的行为之中，他们各自对生活意义的解读都是非常清晰的；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除非他们改变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也正是在这里，个体心理学突破了决定论的窠臼。从来没有哪一种现成的经验可以作为成败的因由，我们经验到的冲击—即所谓的“精神创伤”（trauma）—并不会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伤害，相反，我们是从这种体验中提取有利于我们意图的元素。在将意义赋予我们的经验的时候，我们是自己说了算的，甚而可以说，在我们将某些特别的经验作为观照我们未来生活的基础的时候，总会受到某个错误的干扰。意义并不是由外部情状所决定的，而是我们在给外部情状赋予了意义之后，这些意义左右了我们的行动方向和选择。

童年时代的某些情状会经常让人们提炼出错误的意义，而且错误得非常严重，绝大多数的挫败都是孩子们处在这些情状之下发生的。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那些身体器官有残缺的孩子，或者在婴幼儿阶段就遭受某种疾病或虚弱症状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负担很重，对他们来说，要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是非常困难的事，除非他们的身旁有一个人能够经常性地开导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自身引开，更多地去关怀他人，不然他们的主要精力只会局限在自己的感觉之中。久而久之，他们会因为自己比不上周边的人而沮丧泄气。在我们当下的文明世界里，甚至这些孩子还会由于伙伴们的同情、嘲笑或回避而强化他们的自卑感。就是这样的外部环境养成了他们孤僻内向的性格，使他们感到无望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同时还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羞辱自己。

我猜测，我大概是研究生理有缺陷，或者内分泌紊乱的孩子所面临的困扰的第一人。这个学科领域已经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展，但是其发展方向我却实在难以苟同。从一开始我就致力于寻找克服这些症结的方法，而不是把责任简单地归咎于遗传上的缺陷或者身体条件了事。没有哪一种生理缺陷会必然形成错误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从未发现过两个具有同样内分泌问题的儿童有同样的不良反应。相反，我们倒是常常能看到小朋友们克服这些困难，并且通过克服困难还开发出了不同寻常的、非常有用的才能。

如此看来，个体心理学并不会为主张优生选择的观点摇旗呐喊。大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为我们的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物，刚开始都是有生理缺陷的，他们的健康状况往往欠佳，不少人还英年早逝。恰恰主要就是这批人跟各种困难—身体内部的困难，以及外部环境的困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成全了进步和新的贡献。斗争使他们成为强者，也帮助他们走得更远。仅从体质来看我们还难以判断他们智力发展的优劣。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生理缺陷或者有内分泌问题的小孩没有接受过正确方向的引导，他们的困难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他们都只知道关注自己。我们之所以能从幼年时期因生理缺陷而背负了重重压力的孩子们那里发现这么多失败的案例，其原因正在于此。

第二种经常造成人们给生活赋予错误意义的情状就是对孩子过分溺爱。被宠坏了的孩子习惯了别人把他的意愿当作法令一样对待。他没有经任何努力就得到了他本不配拥有的荣宠，于是他就心安理得地觉得，他所受到的荣宠是他生下来就该得到的。结果怎样呢？当这个孩子某天来到一个不再以他为关注中心的环境里，当其他人都不再把考虑他的感受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目的的时候，他就会惊惶不知所措了：他感到他的世界辜负了他。他习惯了一味地索取，而不知道付出。他从没有学过应对问题的方法。周围的人一直以来对他那么顺从，于是他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不知道他是可以为自己做事的。他的兴趣就只是专注于自己一个人，竟然一点都不了解团队协作的益处和必要性。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向别人求助。他好像觉得自己还能重新赢得荣宠的地位，他还能迫使别人认识到他是一个特殊人物，他想要什么就该奉献给他，他时时刻刻想的只是事情自动地好转。

这些从小骄纵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很可能成为我们生活共同体之中最危险的分子。他们之中有的人会出于善意提出强烈的抗议，有的人还会变得十分“乖巧”以期获得为所欲为的机会。但是他们作为普通的个人，在我们的寻常事务问题上会拒绝协作。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反抗行为表现得更加公开：一旦他们发现，他们习以为常的奉迎讨好和低眉顺眼消失不见时，他们就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他们感到社会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于是想尽办法去报复他人。假如社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敌意（这几乎是不用怀疑的必然结果），他们就会把这种敌对的态度当作他们的人身受到虐待的新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惩罚不能起到作用的原因所在。他们认准了一个看法，“所有人都跟我过不去。”被宠坏的孩子不管是持续地闹情绪还是公开地对抗，不管他们是听任弱点支配自己，还是用暴力施行报复，他们实际上都是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发现有一种人在不同的时候这两种方法都要尝试。而他们的目标却是固定不变的。他们觉得，“生活的意义，首要的就在于被大家当作最重要的人，我要得到我想要的一切”。于是只要他们持续不断地把这种意义赋予生活，不管他们采用何种方法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容易出现意义错误的情状是发生在被忽视的孩子们身上。这样的孩子从来不知道爱和团队协作是怎么回事。他所阐释的人生意义没有包括这些友谊的力量。我们能够想到，当这样的人面临生活的困难时，他会高估困难而低估在他人的帮助和善意之下自己战胜困难的能力。此前他发觉社会对他是冷漠的，于是在他的想象中社会永远向他展示冷漠无情的一面。尤其严重的是，他无法看到自己能够做出有利于他人的举动来赢得人们的喜爱和尊敬。因此他就怀疑他人也不信任自己。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经验能够代替淡漠的感情，母亲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引导她的孩子体验一种信任感，对另一个人的绝对信赖：接下去她就会把这种信任感的范围加以拓宽放大，最后把孩子的整个环境都容纳其中。如果这项任务—也就是赢得孩子的兴趣、喜爱和协作精神的任务—失败，那就意味着发展孩子的社会关怀和小伙伴们之间的亲密感觉将会变得极其困难。每一个人都具有关怀他人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需要培养和训练的，不然其发展就会夭折。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典型的纯粹被忽视、被讨厌、被嫌弃的孩子，我们就应该能观察到这孩子对于团结协作的存在是完全没有认知的。他孤僻怕生，没有能力与其他人沟通，对于能够帮助他与人们和谐共存的事物是彻底淡漠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个人肯定是不能长久的。孩子都经历过婴幼儿的阶段，这样一个事实证明了他曾经受到过某种照顾和关怀。

因此我们其实从未接触过纯粹的被人忽视的孩子：我们所接触的只是所受关照比常人少的孩子，或者在某些方面受到的关注程度少，而不是在其他方面都被忽视。简而言之，我们只能说被忽视的孩子是这样一种孩子，他尚未找到一个他能够完全信赖的他者。生活中竟有这么多的失败者，他们是孤儿或私生子出身，并且，我们还把孤儿和私生子从整体上划归为被忽视的儿童，这对于我们的文明世界不啻于一种非常悲哀的评判。

这样的三种情况—生理缺陷、骄纵溺爱、被忽视—都是对个人赋予生活的错误意义所提出的很大质疑。这几种情况下的问题儿童如果愿意修正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那是一定需要外人帮助的。他们必须在别人的帮助下掌握一种更好的方法或手段。如果我们留神关注他们的举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他们有一种真正的关怀，并且在这个方向上接受过专业训练—我们将能看出他们在自己所做的全部事情中所理解的意义。做梦、想象其实是有很大用处的：一个人的人格在做梦状态和清醒状态下的表现是一样的，但是在梦中，来自社会要求的压力明显要减轻很多，防卫监护和隐瞒机制的保护功能也大为削弱，这时候的人格会暴露得更为彻底。

我们能给予这些问题孩子的最大帮助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该儿童的回忆，迅速了解他对他自己，以及对生活赋予的意义。每一个记忆片段，不管通过他的叙说显得多么琐碎杂乱，在他看来都是值得记取的。之所以值得记取，是因为该记忆片段与生活的关联正符合他所想象的构图。这些记忆片段告诉他：“这就是你想要的”，或“这是你必须避开的”，再或者“生活竟然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再次重申，经验本身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记忆偏偏选择了这段经历保存下来，而是因为该经验将当事人赋予生活的意义明确化了，于是每一段记忆就都成了一件纪念物。

对于揭示个体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的持久度，还原此人初次固化其生活态度的具体环境，儿童时代的早期记忆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早期记忆之所以有这么显著的重要意义，原因有二。

其一：当事者最基本的评判依据和他的生活情状都包含在这种记忆里，这也是他第一次综合的亮相，是他个人或完整或不完整的符号，以及他对自己所提出的要求。

其二：这些记忆是他主体世界开始的地方，是他为自己制作自传的起点。因此，在这种记忆之中，我们时常能发现他所感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不足与他理想中认定的强大与安全的目的之间的比对。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意图来说，个体回忆者回忆出来的事件是否真的是他能想起来的第一个事件，甚至，是不是对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的回忆都是无关紧要的。回忆的重要性仅仅就在于它们是“被看作”，在于对它们的解释以及它们对于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关联。

我们举几个关于早期记忆的案例，来看看它们形成了怎样固定的“生活意义”。“咖啡壶从桌上掉下来，烫伤了我。”生活竟然是这个样子！一个小女孩的自传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她的脑海里一直被一种无助感和过高估计的生活中的危险和困难缠绕着，看到这些，我们无需惊讶。假如她在心底里责怪人们没有足够地关爱她，我们也无需惊讶。某人曾经非常粗心地把一个小孩子暴露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地方！

另一则早期记忆也呈现出了类似的世界图景：“在我三岁那年，我记得我从童车里面掉落了下来。”伴随着这则早期记忆的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梦，“世界末日正在来临，我从半夜中醒来，发现天空被大火照得明亮而通红。星星在纷纷地坠落，地球跟另一颗行星相撞。就在撞击之前的短短一刻，我被惊醒了。”有人问这位学生是不是特别害怕什么事情，他回答说：

“我害怕我这一生无所作为。”

很显然他的这则早期记忆和反复出现的梦境就相当于他人生之中的挫败，证明了他心底里畏惧失败和灾难。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被带来问诊，他的症状是遗尿，并且和他母亲冲突不断，他是这样诉说自己的早期记忆的：“妈妈以为我走失了，她慌得六神无主，跑到大街上拼命呼喊我的名字。其实整个那段时间我都是藏在家中的橱柜里。”从这则记忆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判断：“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用制造麻烦的方法来引起他人的注意。要获得安全感，使用欺诈之术是必须的。别人尽管冷落我吧，但我也可以愚弄他们。”他的遗尿其实是一种手段，能够有效地帮助他成为别人关注和操劳的焦点，经过他的生活意义的解读，他的母亲为他所表现出来的焦虑和不安越发证明他是对的。而在前一则案例中，那位男孩早早地获得一种印象：外部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只有其他人都在为他担心的时候，他才是安全的。也只有通过如此方式他才感到踏实：在他有所需求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保护他。

一位三十五岁的妇女口述的早期回忆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三岁，我走到地窖里去。黑暗中我踩在楼梯上，正在这时候，比我稍大一点的表兄打开了门，从我背后跟了过来。我非常害怕他。”从这则记忆我们可以推断她极有可能不习惯跟其他孩子玩耍，在跟异性相处时她尤其不安。我们猜测她是个独生孩子，结果证明猜对了，并且她三十五岁的年纪还是未婚。

下面这句早期回忆的话语表现出了发育程度较高的社会情感：“我记得我妈妈让我推婴儿车，妹妹就睡在车里面。”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大概能发现这样的暗示：只有在和更弱的人在一起才有放松感，或许他对母亲还有些许的依赖感。当一个婴儿刚刚降生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获得年长一点的孩子们的合作照顾，如果做长辈的能激发孩子们对新生儿的爱心，允许他们分担照顾婴幼儿的责任，这样的举措从来都是让孩子获得协作能力的最佳途径。如果孩子们习得了协作的能力，他们就不会把父母对婴儿的关注视为自己存在地位的降低。

仅仅是想要和众人在一起的强烈愿望，还不能被解读为关爱他人的证明。有一次我们问及一个女孩的早期记忆，她是这样说的：“我那时和我的姐姐以及另外两个女孩一起玩。”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孩子自小被教育要合群，但是当她说到自己最大的恐惧时，我们对她的努力方向又获得了新的认知，她是这样说的：“我非常害怕被撇下，只剩我一个人。”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缺乏独立性的信号。

一旦发现并理解了某人赋予生活的意义，我们就等于掌握了此人整个人格的键钥。人们常喜欢说一个人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成立，只是因为不曾掌握针对这种状况的正确键钥。如前所见，如果不能发现错误的起源，任何辩论或治疗都是不会有效的。纠治错误只有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培养更具合作精神、更有勇气的生活态度。团结合作是我们用来阻止神经质倾向进一步加剧的唯一防护手段。

因此，针对孩子们在团结合作方面的训练和鼓励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孩子在和同龄伙伴们共同玩耍或执行共同的任务时，应当许可他找到适合他自己的道路。对团结合作的任何破坏行为都会引起最为严重的后果。比如，被骄纵溺爱的孩子只知道关注自己，对他人缺少关爱的缺点将会被他一起带进学校。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对功课感兴趣，除非他认为他有能力赢得老师的好感，他也只会在认为事情对他有利的时候，才倾听别人的话。当他一天天长大，接近成年之时，他在社交方面的缺失所包含的隐患会越发明显地暴露出来。他最早的错误发生的时候，就没有培养自己的责任心和独立性，那么此时他必须痛苦地面对这样的事实：他的心智发育远欠成熟，根本经受不起生活中的任何一桩考验。

我们现在还不能把这些错误的责任全都归到孩子的头上：我们只能在孩子开始意识到后果的时候，帮助他改正错误。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地理课堂的孩子，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他在这门课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呢？同样地，一个从来没有受过合作训练的孩子，当他面临着只有在合作能力方面训练有素的人方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怎能指望他拿出一份正确的答案呢？其实生活中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无不以合作能力为前提，每一项任务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之内得以完成，也必须行进在推动我们全人类的福祉的道路上才能完成。一个人，只有当他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他才能够满怀勇气去应对生活中的困难，也才能够在与困难的战斗中胜券在握。

如果教师、家长和心理学家们都认识到，被赋予的生活的意义很可能是错误的，既然孩子们不可能自行犯下同样的错误，我们就有充分的把握说，曾经缺乏社会关怀的孩子能够逐渐培养出一种更好的感知能力—感知自己的才干，感知未来生活的机会。当他们遇到困难障碍之时，他们不会停止努力，不会找一条省事的途径寻求退缩，不会临阵逃避，不会把责任推诿给别人，不会向别人索取温柔的对待和特殊的关照，不会动不动就感到被羞辱冒犯，或想着报复他人，他们不会问：“生活有什么用？生活能给我什么？”他们会说：

“我们要自己成全自己的生活，

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有能力过好生活。

我们是自己的行动的主人。

如果要采取新的行动，

如果要抛弃旧的事物，

那么这样的任务非我们自己莫属。”

假如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生活，即以一个独立的个人、与他人合作的方式，我们将看到人类社会的进步前景将是无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