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作为《南京条约》中的重要条款之一,广州和上海等地成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地。广州的沙面虽是英法两国的租界,但其对广州市政的影响并不如上海等地的外国租界,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广州的沙面租借面积较小(约330亩),而上海的公共租界从原先的2,000亩左右扩大到最后的48,000多亩;二是香港、上海在贸易上逐步取代了广州的位置,造成许多外国人纷纷从广州移居到这些新兴的口岸城市。这些因素使得广州和当时其他租界城市有所不同,民国初期的广州政府对城市的治理有更大的自主性。
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中,广州可以说是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规划市政建设并取得成就的大城市,孙科进行的新市制改革和20年代初的有计划的市政建设,使广州逐渐具备了现代城市的雏形。而南京较系统的城市规划工作是从1929年12月制定公布《首都计划》才开始的,该计划是在美国设计师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和古力治(Ernest P. Goodrich)的协助下完成的;而上海近代城市规划逐步形成则是从1927年上海特别市建立,成立工务局才开始的。因此,广州具有研究的独特性,这是本书选择以广州做为研究案例的重要理由。
图1-1 民国初期的广州市政厅
资料来源: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五羊城脉:1911—1949广州城市建设》,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选择广州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二个原因是,民国时期广州的城市建设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的。略举几例:
其一,1921年,担任市长的孙科根据西方的市政制度制订的《广州市暂行条例》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在北伐之后制订全国市政制度的蓝本,市政厅下设工务、教育、卫生、公安、财政、公用六局,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仿效广州。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颁布了多部城市组织法,并在全国推广,“但究其根本精神,则多因袭广州市制”,广州城市建设方法尤其是城市管理制度,成为当时很多城市借鉴的对象。
其二,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在民国时期深刻地影响着广州的城市建设。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以后,市长孙科手下掌管市政事务的六位局长,基本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这些人多数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热心市政建设,使其在施政方面融入了较多的西方城市规划思想。1927年,在上海市政府成立典礼上,上海市长黄郛称:“新的革命政府的榜样是广东,那是第一个由国民党控制,并借鉴了西方经验建立了城市政府的中国城市。”可见,当时广州在全国的影响力。
其三,城市建设专门机构的设立与日趋完善。1921年,市工务局的设立实现了近代广州最初的建筑施工管理,它是民国时期主管市政规划和建设的专门机构;1922年,广州市设立审美委员会,负责审定涉及市容美感的公共建筑设计,这是广州市最早的城市建筑物设计机构;1928年,广州市城市设计委员会成立,掌管全市规划设计事务,具体拟订城市改造的全面计划,划分全市功能分区,拟定市内外重要交通路线等等,这是广州市负责城市设计的第一个专门机构。广州在当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市政改革,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赏:“譬如广州在这两三年军事时期内,凡是游过广州市的外国人,没有一个不惊奇的。”
其四,广州的城市规划开始有序地完善和修订,并有效指导城市建设实践。1929年,市政府公布《广州市政实施计划书》和《广州市之建设计划》;1930年,由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编制的《广州工务之实施计划》,对广州市区道路建设、旧城改造与新区拓展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1932年,市政府公布了《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内容包括城市人口、道路系统、铁路站点、公用设施布局、港口选址等10个方面。在不断完善和修订城市规划的同时,这一时期广州兴起了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
图1-2 《模范之广州市》书影资料来源:李宗黄:《模范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其五,广州城市建设中出现了许多开创性的尝试。住宅建设方面,广州市政府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建设模范住宅区、拓展郊外住宅区、平民宿舍、劳工安集所、劳工住宅等各类型住宅,某种意义上的经济适用房和政府廉租房已经出现;市政设施建设方面,广州市政府十分重视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河涌疏浚、市政排水设施的完善在当时都是颇有成绩的;土地制度方面,1926年,广州市增设地政局,负责办理土地登记、测量、调查、估价、征税等业务,土地登记、土地有偿使用、土地“招拍挂”初具雏形。国民政府北伐以后,广州的市政建设成了当时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对象。“其奋斗之精神、与成绩之卓越,大有廉顽立懦、模范全国之势。”(图1-2)
选择广州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三个原因是广州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不仅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更是孙中山三次建立革命政府的地方,在广州,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打响了广州起义,之后又是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广州成为了国民党从发展到壮大的基地,也正是在广州,掀起了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1949年国民党也是从广州败退台湾。因此,民国时期的广州,其政治地位可以与当时的南京并称。事实上,国民党人对于广州城市的治理有着比其后来的首都南京更长的历史,因而广州城市规划和建设所反映的国民党政治理念也比包括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城市更显著、更具代表性。另外,民国时期的广州在全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从当时的一些统计数据来看,广州无论是在工业产值、财政收入、进出口贸易总额等方面都位居全国前列。广州也是当时整个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使得广州在政治版图上更有话语权。
综上所列举,民国时期,广州的市政建设已成为中国其他城市仿效的对象,有“模范之广州市”的美誉,因此,研究广州的市政建设具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