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杨奇传略（5）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20日，饶彰风、杨奇一行，经过十多小时的航行，终于到达了解放后的祖国南大门——广州。他们舍舟登岸，赶赴爱群大厦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报到。

宣传部长肖向荣、副部长李凡夫亲切地会见了他们，饶彰风当即汇报了《华商报》停刊及六十多名工作人员绕道东江游击区回广州的情况，请示新的任务。肖部长十分高兴，连连表示南下大军中搞新闻的干部不多，“你们从香港回来，好极了，全靠你们啦！”这时，华南分局已决定任命饶彰风为统战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社长，杨奇为副社长，曾彦修为总编辑。肖向荣嘱咐：“要尽快出报。南京、上海等地，解放军进城一两天，便出报了。”

当时，广州有条光复路俗称“报纸街”，不仅集中了《越华报》等几家民营报馆，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日报》社也设在光复中路48号。在这间阴暗潮湿的四层报馆，饶彰风、杨奇与从延安来的宣传干部曾彦修，以及从东北和晋察冀来的曾艾荻、吴楚碰面了。接下来，饶彰风传达了肖向荣的意见，并表示自己的主要精力将放在华南分局统战部，《南方日报》创办的事就要委托由南下的老大哥同香港和广东游击区来的同志组成的班子来实现了。几人当下决定：尽快出报。在印刷厂未有扩充之前，由自己排拼版面，委托《越华报》的卷筒机代印。

这天下午，原《华商报》的杜埃、华嘉、姚黎民、刘日波、洪文开、麦慕平等骨干也前来报到了，这家旧报社顿时充满了活力。可是杨奇实在没有时间寒暄，这是他到广州工作的第一天，千头万绪有待安顿。作为新上任的副社长，杨奇首先跟原《中央日报》印刷厂的工人见了面。这些朴实的劳动者，刚刚从天字码头将国民党没来得及抢运到海南岛去的全部铅字和平板机抢运回来。杨奇对他们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并且希望工人们恢复铸字，补充字盘，力争在22日晚把《南方日报》创刊号排拼出来。

10月23日，当《南方日报》的创刊号带着印刷机的温热印出来时，杨奇捧起八大版，如饥似渴地先睹为快。尽管他是筹备创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清楚整个版面的意图和每一项采编布置，可是面对一张如此高度浓缩、值得载入史册的新闻纸，还是忍不住心动神驰。《广州市军管会成立，叶剑英、赖传珠分任正副主任》《南方大学即将招生》《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已于20日开始播音》……还有《南方日报》的发刊词：《新的中国，新的广东》，这是总编辑曾彦修的手笔。发刊词是报社同人的宣言：“本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华南人民意志的传达者，除了中国人民和华南人民的利益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利益。”

当杨奇为亲手催生第三份报纸而日夜忙碌的时候，妻子陈梦云也完成了《华商报》的善后工作，带着女儿从香港来到广州，被分配在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工作，他们正式在广州安下了家。

《南方日报》创刊之后，华南分局不断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组织架构和干部任用方面都再三斟酌、调整。11月间，由于工作需要，曾彦修、杜埃、华嘉、吴楚先后调出，经华南分局批准，杨奇兼任总编辑。1950年3月间，华南分局决定将此时己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曾彦修重新派回报社兼任社长。在报社内部，广东干部与南下干部团结合作，并肩战斗。杨奇与曾彦修、赵冬垠、曾艾荻等相处得非常融洽。尤其是杨奇与曾彦修之间，从来都是互相支持，精诚合作。

1950年4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闻界第一次盛会。杨奇代表南方日报社出席。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副署长范长江、徐迈进都作了重要报告。会议主题是：改进报纸工作，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杨奇从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是，一方面新中国的报业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另一方面现有报纸的内容和形式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党的要求比，还有相当距离。胡乔木在讲话中指出，主要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一、联系实际；二、联系群众；三、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新闻总署也作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这自然就成为南方日报社全面改进工作的准绳。

杨奇回到广州后，立即向全社传达。在沙面复兴路42号的南方日报社新址内，刮起了一股重视群众工作的热风。编辑部把社会服务组改为读者来信组，由老共产党员、著名作家黄秋耘负责。一时间，广大读者来信来访量激增，比报社推行这一改进之前翻了四五番，鲜活的群众呼声体现到报道和版面上，不时有诸如《广州市粪溺管理处负责人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广东省工业厅钢铁机械第一分厂浪费国家资财》的报道见报，明显地提高了这份华南分局机关报的威信。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报纸绝对不可能办得到的。杨奇深感自己迎来了报人生涯的新生。

在此阶段，杨奇不仅是《南方日报》的副社长，同时还兼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也亲身参与到了重大的新闻批评报道当中。

《人民日报》1951年8月16日第二版，署名“本报特约记者杨奇”的稿件刊于头条位置，文长2400字，涉及广州市卫生局在1950年8月至1951年4月间建设有机肥料厂失败，引致国家财产巨大损失的事件。这是杨奇与《南方日报》记者施汉荣一起，到工地和有关方面深入调查之后各自执笔写的文章，施汉荣的“记者调查”则迟一天刊登在《南方日报》上。报道以详实的数据等一手材料，抽丝剥茧地揭出了该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草率决策、盲目施工、滥用资金等严重问题，引发了社会的严重关注。有关涉事负责人曾经去信南方日报社作了辩解，但报社义正词严地予以答复，并按党中央关于在报上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保护提供材料的人。这宗直接涉及广州市高层领导决策的事件，终于在见报一年多以后，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在中共广州市委举行的扩大会议彻底解决了，负有领导责任的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在《南方日报》上作了深刻的书面检讨。杨奇与他所领导的《南方日报》一道，完成了一次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闻实践，让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舆论监督上的真情实例。而朱光副市长，也显示了共产党人坦荡的襟怀，他对杨奇和报社记者没有任何不满表现，直至此后调离广州，双方的关系都一如既往。

一场开始于1952年的“三反”运动，也给杨奇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经历。因运用私人借款、将《南方日报》创办初期从香港订购的新闻纸运到广州经营，在未经复查和申诉的情况之下，杨奇就被定为“大老虎”，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三反”运动结束不久，朱光市长以及广州市检察署检察长郑北辰等人，都关注着杨奇的境况和去向，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杨奇却选择了“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留在南方日报继续工作，接受熟悉我的几百双眼睛监督”。

桌子从社长室搬到报社地库旁边的印刷厂办公室，杨奇当了工厂秘书，一切从零开始。当时位于新基路的南方日报新社址正在兴建，杨奇被分配在新印刷车间，参与安装他经手从香港购买的司各脱超高速轮转机的工程。广州通用机器厂派到报社干活的七八个工人，成了他的师傅和伙伴。他发觉自己这个曾经当过报刊总编、社长的人，在工业领域远远不如一位工人来得“自由”。杨奇如同以往任何一次进入到未知的工作领域时一样，虚心地学习着，从帮忙擦拭锈迹、递送工具开始，仿佛又回到学徒的岁月。不论职位高低，也不论拿笔杆还是握手锤，他都干得尽职尽责。印报设备安装得十分顺利，六十天内全部完成，并且一次试车成功。当《南方日报》从高速轮转机里如瀑布般源源泻出时，杨奇的兴奋与喜悦不亚于在罗浮山上第一次使用平板印刷机。

可是在杨奇的内心深处，离开党组织始终是最大的痛苦，他用自己的实际表现一步步重新靠近组织。由于工作出色，杨奇的行政职务不断提升，从印刷厂部先后调到编报组、新闻部，随后又调任报社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终于到了1958年6月13日，杨奇在报社党支部全体共产党员一致举手通过的情况下，被党组织重新接纳为党员。重新入党后，向组织委员方亢缴交党费时，杨奇捧上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他被开除党籍后的六年零三个月当中、每月发工资时攒下一元钱集纳成的“特别党费”，令人动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再次调查复议杨奇的专案，寻找到关键当事人予以澄清，最后认定：杨奇在解放初期，经组织同意，运用私人借款经营纸张生意，以解决《南方日报》社的实际困难，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杨奇当年把较多利润归到其兄名下的错误是一种侵占行为。但“‘三反’运动中，华南分局纪委把杨的错误定为‘挪用公款，私做纸张生意，贪污国家财产’，定性不够准确，给予杨开除党籍的处分也偏重。经报省委常委会批准，将1952年华南分局给予杨奇同志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并按时恢复党员权利，延续其自1941年至1958年6月重新入党前这段党龄”。

至此，杨奇曾经一度失落的六年零三个月党龄，终告完全恢复了。

【特写】南北二人亲如兄弟

曾彦修，是《南方日报》创刊时的总编辑，他与任副社长的杨奇，一个是从延安南下的干部，一个是从香港回来的报人，一个主管编辑部，一个主管经营管理，却从来没有什么矛盾，亲如兄弟。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工作，在同一幢宿舍居住，在同一张桌子吃饭，什么事情都能商量着解决。

曾彦修早在1937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南下时，原定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但第一书记叶剑英考虑到广东的新闻干部没有办党报的经验，要他先做一个时期《南方日报》总编辑。方方也对他说：“杨奇的办事能力很强，你抓文字，他抓行政，这一摊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南方日报》创刊不久，在宣传上即遇到一个难题。那时由于财政十分困难，物资匮乏，财经委员会决定华南地区全部暂停对所有职工发放年终“双薪”，并且要在报纸上发表消息。从报社这方面考虑，如果单发这一消息，很可能引起群众不满，曾彦修同杨奇、杜埃等人都为此事作难。后来，杨奇提议曾彦修写一篇社论解释一下，曾彦修立即表示同意，于是赶写了一篇《同甘共苦，渡过艰难》配合消息发表。事后知道，很多国营企业就是根据这篇社论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的。

另一件事，是香港一批爱国同胞代表第一次于解放后回广州参观，沿用过去通常的称谓，叫做“香港侨胞回国参观团”。曾彦修看到原稿后说：“这样叫法不行。香港同是中国的领土，怎能叫做‘回国’呢！香港居民也是‘同胞’，怎能叫做‘华侨’呢！”他与杨奇等人商量，一致同意改称“香港同胞回穗参观团”。同时与新华社和其他新闻单位联系，建议统一步调。跟着，由杨奇与华南分局统战部联系，并将此事报告了北京。正是从此开始，全国才不再使用“香港侨胞”这一称呼的。

曾彦修离开广东后，曾经写过一篇长文，题为《广东“地方主义”与海外奇谈》。他根据自己在华南分局工作和出席会议的了解，认为方方、古大存等都是党的老干部，“广东根本没有什么‘地方主义’，根本不存在排斥外来干部、南下干部、大军干部的情绪和行为。要说有，简直是海外奇谈，纯粹的无中生有”。他还以《南方日报》为例说：“我不懂办报，杨奇是老行家，什么大小报都办过，可是我的名次在杨奇之上，我们合作亲如兄弟……”

到了“三反”运动后期，曾彦修奉命从土改前线返回报社，当晚开支部大会，本来要他就杨奇被打成“大老虎”一事讲话，但曾彦修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流泪。因为他对杨奇的历史很了解，根本不相信杨奇会是“大老虎”。待到运动过去，曾彦修就曾经向叶剑英、方方两位领导建议，主张让杨奇官复原职，再任南方日报社副社长。

后来，曾彦修回到北京工作，杨奇则去了香港，两人天各一方，却没有影响互相的肯定与惦念。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南方日报》为纪念创刊40周年而组织座谈会，邀请曾彦修，他认真地问：“杨奇能不能从香港请假回来参加？他如果来，我一定去；如他不能回来，我便不去了，因为创刊时主要领导工作的十分之九是他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