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杨奇传略（4）

杨奇到《华商报》走马上任之日，正是为了挽救这份进步报纸而开展的“救报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香港各阶层人士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热烈响应这个运动。学生、小学教员、家庭女佣、商店职员、工厂工人……纷纷把节衣缩食省下的钱送到《华商报》。翻开1947年10月11日至11月13日的《华商报》，便可看到，一连三十四天刊登“救报运动”的读者来信以及捐款者名单和金额。消息传到海外，捐款从新加坡、仰光、马尼拉、曼谷、吉隆坡以至美国、英国飞来。香港工商界及旅港的民主人士更把救助《华商报》视为己任，李济深、蔡廷锴、冯玉祥等将军都是《华商报》的忠实读者，也纷纷解囊……而《华商报》社的编辑、记者、排印工人，甚至报童也都热情洋溢地投身其中。经过各方努力，一共募得港币十八万元，报社的经济困难缓解了。杨奇等人利用这笔款子经营了一些副业，以弥补报社的亏损。与此同时，编辑部根据广大读者提出的意见，刷新版面，使报纸从内容到形式更加社会化、群众化。结果，发行量逐月上升，广告收入也多起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的节节胜利，香港形势也日益对《华商报》有利，终于在1949年初，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局面。

遵照中央对粤港工委的指示，《华商报》是要“争取长期存在，对英不加刺激，适当而有步骤地批评”，因此它的一切经营和采编行为都要遵守相关的法律，尽可能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来工作。但是“《华商报》受到港英当局控告”的事件，令杨奇更深入地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办好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报纸这一新课题。

1949年9月5日，《华商报》刊登了一篇通讯，报道英国士兵强奸新界青山一位村妇的事件。记者访问了受害者蔡亚蓉，将她的叙述和哭诉公之于世。见报后，香港民众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严惩强奸者。哪知，这篇正义的报道，因在判案之前刊登，竟被香港政府指为“藐视法庭”，在高院开庭审讯。代表《华商报》出庭的是《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和杨子清（即杨奇），《华商报》被罚款四千港元。后来，港英法庭审讯证实，该名英兵一夜之间强奸蔡亚蓉数次的罪名成立。读者知道审判结果后，纷纷自动向报社赠款，场面十分感人。不久，赠款总数已接近被罚款的数目了，为此《华商报》公开答谢广大读者，并且派人去慰问蔡亚蓉。与此同时，杨奇在编辑部会议上接受教训：在香港办报，不仅要遵守法律，而且不能触犯法律程序。

重庆《新华日报》在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之后，香港《华商报》就成了解放区以外唯一能直接传播中共中央声音的报纸了。在解放战争期间，蒋管区人民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独裁斗争及解放区军民的反“围剿”胜利，都在《华商报》上作了翔实的记载。几乎可以说，《华商报》是一部记录解放战争全过程的“史书”。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华商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它也是通向中国共产党、通向解放区的一座桥梁。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到《华商报》来，并由报社转送到已解放的天津学习。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也一个一个地设法通过《华商报》与中共接触，洽谈军事起义、经济起义的计划。这是《华商报》在版面宣传报道之外，所承担的另一重历史使命。

1942年在东江游击区接待和保护邹韬奋、茅盾先生等逃离香港日占区的民主人士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七年之后，杨奇又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亲身投入到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行动当中。

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五人成立领导小组，并由饶彰风在《华商报》社内成立具体执行的工作班子，杨奇也负责一定的联络工作。他们分别约见有关民主人士，同时，通过亚洲贸易公司的老朋友，把香港太古轮船公司客货轮途经东北营口、华北天津等口岸的船票全部买下来，有计划地将民主人士分批秘密转送到解放区。从1948年11月开始，旅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全国知名人士，便陆续离开香港。

这当中，以护送李济深、茅盾、章乃器、朱蕴山、邓初民、彭泽民、梅龚彬一行20多人秘密离港赴营口的经过最富于戏剧性。1949年1月10日晚，李济深在半山区干德道住所宴客，觥筹交错的场面迷惑了租住在对面楼房上专门监视他的港英特工。酒过三巡，李济深离座，先到洗手间转转，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20米的地方，杨奇借用《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小轿车，已依照预定的时间来到。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邓文钊的住所。方方、连贯、饶彰风早已在那儿等候，同船北上的“民革”要员朱蕴山等人也先行到达。这时，真正的晚宴才开始，大家纵情谈论国事。在此之前的24日，杨奇则已在湾仔区傍海的六国饭店租下一个房间，分别把李济深等人的行李集中到旅馆来。晚宴上完最后一道菜了，杨奇先行告辞，回到六国饭店。结账退房后，由侍应生把行李搬到岸边，雇用小汽船准备送到海港中心的货轮上。他按照约定时间给邓文钊家挂电话，用暗语告诉饶彰风依计划把李济深等五人送到岸边。随后，他会合由周而复联络的彭泽民等三人，用小电船将他们送到维多利亚港中的一艘“阿尔丹”号远洋货轮上。次日凌晨，这艘藏有20多位著名人士的货轮便离开香港，破浪北上了。三天之后，《华商报》披露一则爆炸性消息《李济深等离港北上参加政协》，港英当局特工部门及国民党驻港特务机构才如梦初醒。

1949年9月末，全国政协通过共同纲领、国歌及国旗。国旗面积大小及五星的位置等都有详细规定，《华商报》刊登了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杨奇提议：“我们报社应该立即挂新国旗！”得到该报领导班子一致同意，遂派人到电车路横巷内一家缝纫店去订货，按尺寸大小制了一面标准的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远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干诺道中123号《华商报》社的天台上，全体人员也齐集肃立，由饶彰风主持，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这是香港升起的第一面新中国国旗。

同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三十八周年纪念日。国民党方面早就在香港大事宣传，要利用这一天来庆祝已被人民推翻了的“中华民国”的“国庆节”。他们鼓动香港同胞悬挂已被废除了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此时杨奇已是《华商报》代总编辑，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争夺群众的政治搏斗，于是在香港新闻界假座金陵酒家举行的庆祝新中国诞生的大会上慷慨陈词，讲述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并严正指出：“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只能挂新中国的国旗，决不能挂废旗。”与此同时，《华商报》还用铜版纸印制大量五星红旗，到了10月10日那天随报附送。于是，新国旗进入千家万户，在大街小巷的阳台和窗口竖起。庄严美丽的五星红旗，在“东方之珠”随处飘扬。

虽然《华商报》复刊后只出版了不到四年，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它却是首次实践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办社会主义报纸的道路。这段经历，在杨奇的思考中不断发酵，一直延续到后来他再度重返香港办报和开展统战工作的阶段，并上升到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如何办报的理论高度。

【特写】全社员工一夜撤离

最能体现杨奇的组织领导才干的，是他为创办《南方日报》作准备，及把《华商报》全体职工安全撤离香港这项工作。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统治从此宣告灭亡，人民解放军随即挥师南下。5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从香港进入闽粤赣边区，再转到江西省赣州，与叶剑英和南下大军胜利会师。

就在这时，华南分局向香港工委下达了一项任务：迅速了解广州国民党报纸和民营报纸的状况，并提交关于如何在广州创办华南分局机关报的报告，要求立即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一切准备。

杨奇从饶彰风手里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立即从三个方面进行准备，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不负上级所托。到了9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明确地通知香港工委：鉴于南下大军中新闻干部很少，决定一俟广州解放，《华商报》即行停办，全体干部职工赶赴广州，尽快出版《南方日报》。

杨奇接到饶彰风传达的华南分局指示之后，立即召开《华商报》党总支委员会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处理全体职工安全撤离香港前往广州之事。领导小组成员还作了具体分工：孙孺为组长，全面领导；麦慕平管政治思想工作；洪文开管宣传；周方旸管交通联络；莫广智管总务生活。在此之前，为了迎接南下大军接管广州，华商报、新民主出版社、有利印务公司已经分批抽调了许多职工到惠阳游击区参加东江教导营学习，因此，在香港留下来坚持工作的职工越来越少了。现在，杨奇和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既要照常出报、出书，又要准备报纸停刊，还要带领全体人员转移到广州去创办《南方日报》，任务何等艰巨！他们简直是“三头六臂”都嫌不够用。会议结束前，杨奇深沉地看着身边五位战友，郑重地说：“饶彰风讲了：哪一天知道广州解放，那一晚就编印最后一天的《华商报》；次日一早，全体职工都要离开香港。这是半点也不能含糊啊！”接着，他还叮嘱：“要避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为了保证全体职工撤离途中的安全，停刊之事必须严格保密！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找职工谈话，征询他愿不愿意回广州参加报纸工作、离港初期家庭有什么困难？当对方表示同意之后，才告诉他如何作好准备，并且请他不要告诉别人。总之，组织工作非常复杂，思想工作要很细致。”

从这一天起，他们按照分工，悄悄地分别找职工谈心，结果除了一个工人有家庭困难不能离港外，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地表示赞同：“当然好啦！”“好啊！到解放了的自由天地去！……”终于，华商报系统人人都有思想准备了，但每个人都只以为是自己和一部分人到广州去参加办报而已。暗涌在海平面以下，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水波不兴，谁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般。

10月13日，南下大军已进至广州近郊，全城解放之日屈指可数了。杨奇与孙孺、周方旸等分头通知各人收拾行装。14日，他们又一次通知上夜班的同事，把随身的行李包带回报社，以便15日早上轻装出发。与此同时，又指定苏志成、马鹤鸣、陈梦云组成后勤组，负责妥善处理《华商报》结束后的一切事宜。苏志成留守报社，马鹤鸣负责处理印刷厂的设备，陈梦云则承担每月给返穗人员的留港家属发生活费等工作。

14日下午，杨奇在铜锣湾天后庙道的住宅里，坐在临窗书桌前，铺纸执笔撰写终刊词。细碎的阳光透过绿荫洒进室内，虽然已是深秋，却和煦如春。他心情舒畅，神情凝重，下笔之处写着一行有历史意义的题目：《暂别了，亲爱的读者！》

钢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一排又一排工整的字体，讲出《华商报》同人的心声：

广大读者将不再获得每天阅读惯了的报纸了！本报同人也要告别日夕依偎惯了的母亲——一切亲爱读者的怀抱了！叫大家怎能不掀起一些离情别绪呢；然而，我们今天决不是什么“儿女私情”，也就不应有什么“离愁别恨”。本报的创刊（1941年）和复刊（1946年1月），是决定于中国人民革命形势的需求，本报现在的停刊，也是决定于当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正如创刊和复刊获得千万读者的欢迎那样，敢信本报这次发展地停刊，一定会获得千万读者的赞同，和赢得千万读者的会心微笑。……

别了，亲爱的读者！新生的祖国在召唤，我们必须回去；时代的号角在催促，我们必须前进！就是由于这个原故，本报停刊了！但这只是暂别而已。人民的声音，和平的声音，决不是帝国主义的“封锁”，或“冷战”的叫嚣所能隔绝的。亲爱的读者们！当人民主宰一切的辽阔原野已经照遍了灿烂阳光的时候，这种声音只有更加响亮，更加动人。让我们在伟大的祖国土地上相见吧，让我们在解放后的广州以新的面目与大家相见吧！

杨奇写到最后几行，心潮澎湃，眼眶润湿了。多少艰苦的历程，多少惊险的场面，像过电影一般重新出现在脑海里。他搁下笔杆，把文稿放进公事包内，便动身到报社去。

深夜，报社灯亮如昼，人们照常忙碌。大家用过夜餐，已是午夜十二时了。杨奇通知锁上报社大门，从这一刻起停止一切人员外出。然后，把《暂别了，亲爱的读者！》发到排字房。几页薄薄的纸片，仿佛一枚重磅炸弹，无声地炸开了，以强劲无比的气浪冲击着每一颗心。

“停刊了！”

“停刊了！……”

人们再也按捺不住谈论去向。

“你打算怎样？”

“我准备到广州，参加筹办《南方日报》。”

“何时出发？”

“明天。”

“怎么？我也是明天起程去广州。”

一传二，二传四……刹那间，沉默了几天的人们突然毫无遮拦地敞开了心扉。原来全体人员都回去，而且是一同出发！这个发现，宛如感情的触点，一下间迸发出火花。空气热了，更热了。大家互相握手，拍肩，甚至搂抱，欢乐与兴奋之情简直无法形容。当印报机开动之后，全体人员立即按照事先安排的通知，分成几个小组，分散离开报社。

凌晨五时，是香港这不夜城最宁静的时分。在报社附近，德辅道中银龙酒家、清华阁、大三元等几家较大的茶楼上，三三两两、五五六六地坐着《华商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正浅斟细嚼地喝早茶。旁人并不诧异，因为这些惯于熬夜的报界人士，总是凌晨的常客，只不过这天每人身旁多了个小提包，大概是即将集体郊游罢了。吃过早点，他们便默契地各自跟随指定的东江纵队交通员乘车前往新界大埔，再舍车登舟，到了大鹏湾的沙鱼涌，然后，由那儿向惠州进发。

杨奇并没有同行，他还有未了的任务。

10月15日早上，天色大明以后，《华商报》出现在报摊上。港英当局政治部办公室内如常地由杂务员派入这份报纸。九时，上班时间到了，政治部的官员看见赫然夺目的标题《暂别了，亲爱的读者！》不禁脱口而出：“噢，《华商报》停刊了！”他们立即派人到《华商报》社查问：

“你们是否停刊？”

留守在报馆内的苏志成早已胸有成竹，镇静地答道；“是的。”

“那报社的人呢？”

苏答：“早都走光了。”

杨奇当天上午十时打电话回报社，得悉以上情况，心头放下一块大石：《华商报》已顺利完成了停刊和工作人员转移的任务。

三天后，杨奇与饶彰风一起，陪同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李章达，经沙鱼涌去惠州。这时，恰好两广纵队曾生司令员等也到了那里，他们便一起乘坐大拖渡向广州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