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明清新育成和欧美输入的作物

明代中期继续在长江流域的开发，在湖广地区取得很大的成就。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尽管如此，由于人口的增长和自然灾荒频繁，许多地方“人稠地狭”，饥荒不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和寻求更好的植物享受，一些学者致力于救荒植物的搜寻；另一方面，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活动，促进了世界各地栽培作物的交流和传播，尤其是美洲作物的外传。在此形势下，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不断设法将原产美洲大陆的高产作物如番薯、玉米引进；清以降，特别是经康乾将近七八十年的相对稳定局面后，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都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也日益突出。在严重的土地兼并下，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沦为流民或游民。加上当时不恰当的人口政策，使得人口迅速增长从而加深了土地紧张的局面。

缺少土地的广大贫苦农民为寻找活路，被迫背井离乡，流亡迁徙。主要流向人口稀少、封建势力相对薄弱的边疆草原和广大山区开垦荒地。新引进新植物对土地开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此前缺乏高产的山地和高寒区作物，这期间新进来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栽培作物，极大地改变了这种局面，使山地和草原、海岛土地的承载能力显著提升。这反过来又使人口不断增多。

因此，从美洲引入的植物，对中国的粮食和蔬果的生产影响非常巨大。大到土地开发、人口增长，小到地方饮食特色的形成，处处都能看出其影响的印记。从纵的方面又显示作物种类传承变化的影响，横的方面又显示了世界各地物质文化的交融。

一、新培育或记述的作物种类

明初，朱橚组织人编写的《救荒本草》中记述了不少新的经济植物，有些后来成为栽培的作物，如苦瓜、文冠果（Xanthoceras sorbifolium 图1-5）等。他的做法有不少人仿效，对中国栽培植物的开发有促进作用。

进入明代以后，大白菜育种又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优良品种难以胜数，成为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栽培的蔬菜。与此同时，油菜也发展成为中国一类重要的油料作物。这期间还涌现出一种很好的木本油料植物，即油茶（Camellia oleifera），它原产中国南方福建、江西和湖南、广西等省山区，其种子榨出来的油是优质的食用油。

二、美洲传入的重要作物

明清期间，中国从南洋（东南亚）引入众多美洲作物，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华南沿海居民称南洋为“番”，故从那儿引进的作物经常带“番”字，其中包括番薯、番麦（玉米）、番豆（花生）、西番菊（向日葵）、番茄、番椒、番木瓜（Carica papaya）、番荔枝（Annona squamosa）等等。美国人类学家劳费尔认为：“伟大的美洲的植物迁移，欲确定其步骤时，中国人的记载是最重要的，因没有别的国家保存着农业上的事件和革新的记载，比中国更丰富更确切的。”

从明朝晚期开始，中国人口大量增加，各地普遍存在人口过多，耕地不足的问题。采集救荒植物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食物不足的问题。而传统的农作物的育种又没有新的突破。形势迫使人们着手寻求能更有效利用土地的高产作物。明晚期两种重要的粮食作物番薯和玉米引进中国。大约在清前期的时候，另一种粮菜兼用作物马铃薯又引进中国。这三种作物具有抗寒、耐旱，高产、有较强的抗病虫害能力而在中国迅速推广，对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万历年间，福建华侨陈振龙从菲律宾引入番薯，在福州附近栽培成功。经引种者和地方官金学曾的推广，番薯很快在福建普遍种植，较好地缓解了当地的粮食短缺状况。闽南人为表彰福建巡抚金学曾推广种植番薯之功，一度曾将番薯称作“金薯”。

随后福建人又将番薯引种到外省种植，经过不长时间的引种后，甘薯高产、易种、能有效利用旱地不和稻麦争田，少病虫害，可口富于营养的优点充分体现。这很快引起一些朝中大员的注意。权臣、农学专家徐光启曾不遗余力宣扬种植番薯的种种好处。经过许多人的不懈努力，番薯很快在华东南推广开来。不久又解决了在北方引种时，薯种的越冬问题，番薯的种植面积迅速增长，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20世纪中叶，番薯成为中国产量居第四位的粮食作物，在世界粮食生产中总产占第7位。2002年，中国番薯总产量1.2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85.9%。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马铃薯种植同样发展迅速。2009年，全球马铃薯产量近3.3亿吨，而中国当年栽培面积508万顷，产量7328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22%。

玉米原产美洲墨西哥、秘鲁一带。它传入中国比番薯还要早一些。16世纪中叶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广东福建是引种玉米较早的地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中开始出现玉米图。它引入后，发展很快。清代著名学者吴其濬指出：“玉黍蜀一种，于古无征，今遍种矣。”《云南志》曰：“御麦；陕、蜀、黔、湖皆曰包谷，山氓恃以为命。”同时指出：“《本草纲目》始入谷部，川陕两湖凡山田皆种之，俗呼包谷。山农之粮，视为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秆干以供炊，无弃物”。这些记述表明，玉米在清代的时候已经是一种举足轻重的粮食作物。

实际上，玉米传进中国后，由于它的适应山区等水热条件较差的土地种植，并且高产，因此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的省份种植了玉米。在清中期，随着当时人口迅速增长，它在中国北方和中西部山区的种植面积扩展很快。如今中国是世界上玉米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在栽培面积和产量上仅次于美国。20世纪中叶起，它在中国是一种重要性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粮食作物。到2011年，中国玉米总产量为1.9175亿吨，超过了小麦，位居谷物生产的第二位。

番薯和马铃薯以及后来引进的蕉芋和木薯，对中国的淀粉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好地改善了中国的副食供应情况。花生和向日葵从明中晚期传入中国后，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它们的果实还常被用作休闲小吃。另外，烟草的引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美洲输入的蔬菜作物很多，其中在蔬菜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包括结球甘蓝、球茎甘蓝（苤蓝）、花椰菜、番茄（西红柿 图1-6）和辣椒。它们在丰富国人的生活享受和改善营养状况方面，成效显著。其中番茄和辣椒对国人的饮食影响巨大，前者是中国普遍栽培的蔬菜作物，无论生食、凉拌、炒食都深受国人喜爱，后者是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调料和蔬菜作物之一。那一时期，引入的新水果种类繁多，包括菠萝、番荔枝、番木瓜、西番莲（Passiflora caerulea）、鳄梨（Persea americana）和欧美输入的西洋苹果。其中西洋苹果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果树，菠萝则成为中国主要的热带水果之一。

三、引进作物玉米等对人口和环境的影响

前面提到，明末的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严重问题。在清初的时候，康熙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制定了“圣世滋丁，永不加赋”，其子雍正又进一步制定了“摊丁入亩”的税赋政策。经过康乾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的近百年后，人口迅速增多。很多农民因家乡没有土地，进入深山老林垦殖。

在山区出现大量的流动穷人，到深林以开垦荒地种植玉米、甘薯为生。这些在山地搭棚开荒的流民被称作“棚民”。他们伐木、烧荒等掠夺式垦荒昨夜，虽然短期解决了吃饭问题，造成环境破坏的后果却非常严重。

同治《宜昌府志·杂载》有：湖北宜昌地区，“入山承垦者众，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获。……迨耕种日久，肥土雨潦洗净，粪种亦不能多获者，往时人烟辏集之处，今皆荒废”。而道光《徽州府志·营建志·水利》则记载：安徽的徽州等地，“自皖民开种包芦以来，沙土倾泻溪竭，填塞河流，絕水利之源。”（卷四之二）。清晚期方志，这类的记载不少。

清代长江上游的垦荒后果非常严重。著名学者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沉痛地写道：长江“数十年来，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原因在于：“湖广无业游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长江的水患与黄河同样严重，不难看出问题的可怕。实际上，正如前人给我们留下丰富的物质遗产一样，明清以来的人口、环境问题也给我们留下沉重的历史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