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尚书·尧典》与中国天文学体系的确立

中国最早的天文学文献是《尚书·尧典》中的有关段落，记载了帝尧时代的天文学观测和历法状况。帝尧时代大约距今4000年前，这时中华文明的历史即将进入国家阶段——夏王朝。上述大汶口符号文字出现的时代的天文学状况，中国古文献中没有确切记载。

一、《尚书·尧典》的记载

《尧典》中有关天文学的记载集中在这一段：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这段记载所反映的天文学状况已经具备了后世历法体系和宇宙观的基本形态，标志着中国文明独有的天文学体系已经诞生。天文观测和历法的制定由统治者安排专门的职官掌握，以崇敬的态度观测天象，根据日月星辰制定历法，向人民授时以顺天时之变。历法采用阴阳合历，以闰月调整月份与季节的对应，分一年为四季，把赤道附近的星的昏中与季节对应起来，观测四季的中星。有了中星观测就一定有了正南、正北方位的概念，因此无疑有了将空间划分为四方的观念。《尧典》还记述了观测四仲中星分别在嵎夷曰旸古、南交、西曰昧谷、朔方曰幽都，这四个地方分别在东方、南方、西方和北方。本来观测昏旦中星只要选择一个南方开阔的位置便可以在任何季节观测，但是《尧典》的记载却表明当时四个季节的中星要在不同方位的位置观测，因此当时四方与四时对应的观念无疑也已经形成。应该说，到这个时代，中国天文学中的宇宙观与历法已经基本成型，走上了正轨。

二、关于《尧典》之前的记忆

中国天文学是如何走上《尧典》所记载的形态的，文献无明确记载。《史记·历书》说：“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认为神农以前的历史无从可考，从黄帝开始建立了历法体系。可以看出，《史记·历书》这一段记载本身已很模糊，即使这样，司马迁还是用了“盖”字以表示其不确定性。在司马迁的观念中，中国能够说清楚的历史是从黄帝开始，黄帝已经通过天文观测建立了历法，黄帝到帝尧之间还有少皡和颛顼；但是从黄帝到颛顼天文学的发展就一直伴随着“民”和“神”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那时的天文学更多地承载着沟通神人的宗教功能。而到了帝尧时代，天文学不再是宗教的一部分，通过天文观测建立起符合天时的历法，以这样的方式“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从而达到“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的目的，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功能真正确立起来，同时中国后世无神论的宗天、敬天的宇宙观也由此形成。

司马贞索隐引《系本》及《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认为历法始创于黄帝之时，日、月、星、律吕、甲子、算数六项是同时完成的，至于具体如何形成的也是语焉不详。可以说，这套历法体系和宇宙观的建立过程已经延伸到中华民族的记忆之外。

如前所述，按照古文献的记载，可以将起源时期的天文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太昊到黄帝之间，黄帝到帝尧之间，帝尧之后。太昊或伏羲在黄帝之前，是第一位带领部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首领。太昊的天文学观测已经没有记载了。黄帝是系统的历法和礼制的创立者，黄帝到帝尧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天文学状况还剩下一些模糊的推测。到了帝尧时文献明确记载当时有了四时、四正方位等时空观念，有了一年366天、以闰月正四时的阴阳合历，中国的宇宙观和天文历法的基本形态已经具备。对于已经习惯于这种宇宙观的人们来说，要推测这种宇宙观的形成过程、甚至推测其形成之前的观念，就像一个成年人要回忆起婴儿期的记忆一样，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庄子》所感叹的：“今已为物也，欲复归根，不亦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