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在北医的日子
那年我17岁，第一次来到北京。坐火车两个半小时才来到前门火车站下车。天已大亮，蓝天白云，看到高耸入云的箭楼，十分新奇。那一天1956年9月22日，三轮车把我拉到和平里二舅家住下。
第二天到北医报到，被分配到已住有三个俄文翻译的一间四人宿舍，开始了北医生化学系教学辅助人员的生活，实际就是为学生上课做器材上的准备，还要刷瓶子，养实验用的兔子、老鼠等等，学会配药，总之是一种最初级的教学服务。我终于明白，人和人之间是分等级的。
我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做技术员，可以说是最底层，比扫地的卫生员好不到哪里去，总被别人呼来唤去。周而复始地做着单调的活儿，又苦又累：刷瓶子；洗仪器；运送医疗垃圾；为教授送信；取洗好的白大褂；每天早晨一上班便要把装满蒸馏水的5000 cc大瓶，从一楼扛到六楼。记得有一次搬运大瓶的时候，不慎将大瓶打碎在地，被主管的医生呵斥“怎么搞的，这么笨手笨脚的！”那时，我感到一阵屈辱。
1958年“大跃进”失败，让知识分子下乡，我也被下放当农民两年。在北医工作，从1956年到1961年，五年时光是被驱使着，像软木塞在水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主动权。我还强烈地感受到，没有专业知识技能就只能永远被人驱使。有学问有专长的人是高高在上的，有社会地位，所以我一定要出人头地，做一个有技能、能自主的人，决不能在化验室了此一生。
现在想起来，我儿时寄人篱下、受人驱赶，母亲鼓励我一定要考大学。在北医五年，包括下乡两年，始终处在如何摆脱眼前困境的挣扎中。倒是遇到不少好心人，给我许多鼓励，如一位姓熊的教授让我搬出四人宿舍与他同住，他因为养病，一人一间房，给我布置了书桌，让我有学习的环境。
杜国光、顾霞美两位右派研究生把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元宵佳节联欢会的票给我，让我长见识并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总理。当时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盛大的活动，立即被震撼了，我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还有幸握过他的手，看到了很多社会精英。我终于意识到我一定要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只有奋争，才能拥有成功的人生。因为我没有任何背景关系，我只是一个来自天津的穷小子，我只有靠自己。
在刚进北医生活时，那些国外归来的教授对我冷漠，但老红军胡姐非常照顾我，给了我挣脱困境的动力。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北医期间仍不忘我的“爱好”，我还参加了西城区业余文娱活动，后来又参加北京市工人业余话剧团，和人艺、青艺专业顶级艺术家来往，像吴雪、白凌、刁光覃、于是之，舒绣文、朱琳、童弟、童超经常到话剧团教导我们表演的方法。因受到艺术的陶冶与人格魅力的感染，以至于后来我走上专业的艺术之路。
在北医的日子，是我接触社会、感知社会、认识自我的过程，而接触的人，都给我一种正面的鼓励。像最后与我同宿舍的，后来成为乳癌专家的胡永升大夫，成为我奋斗的表率，让我增强奋斗的信心，我十分感恩北医时期的这些不同年龄的朋友给我的激励。
在北医挣的工资省吃俭用，积攒的第一个100元钱，我寄给了母亲。听哥哥说母亲一直把这100元钱压在床垫下，不舍得用，一直到她去世时才用。每年春节我必回天津与家人团聚，此时梧哥也结婚生子，工作上也有了成绩，做了教导主任。我们终于从14平米的小屋搬到了教师宿舍，劳累一生的母亲终于有了安稳的家。虽然我每每回天津必须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但无奈中也是一种欢乐。即使早晨要去公厕，一家也是其乐融融的。当然，母亲也从来没有忘记鼓励我考大学，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自我奋斗的目标。
在北医的日子里，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业余活动，似乎都与游玩沾不上边，北京的许多古迹、许多公园我从未光顾。倒是舅舅常提醒我外出逛逛。我一到星期日便到舅舅家吃个饭，便又回学校住了。
50年代北京还是风和日丽，生活过得丰富充实而又轻松愉快。可我始终思索着自己的前途与命运。由于接触了业余话剧活动，尤其是受到了崇高而神秘的舞台艺术的感染，让我对艺术的激情燃烧起来。到刁光覃家青艺大庙排练场，看人艺、青艺实验话剧院的演员们排练，这都让我十分着迷而不能自拔，使我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专业话剧演员。
当我在实验室里大声朗诵戏剧里的大段台词时，这些医学家们以为我疯了。我沉浸在模仿名演员表演的话剧片段，在学院晚会活动中也大显身手：《风暴》戏中施洋的演讲，《胆剑篇》里越王勾践的独白，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诗》，曹操的吟诵，包括唱京剧，总之非常活跃的业余艺术实践陶冶了我开朗的性格。一改在天津的压抑与不自信、害羞等，变成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北医期间虽然下乡大炼钢铁、深翻地，和右派们一起劳动，但没有任何颓势。像右派中的细菌系主任苏醒教授，过年时刻窗花、布置房子，给人留下乐观豁达的印象。他们是中国医学界的顶级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看到优秀的人格魅力。后来我调回府右街口的北医化验室工作，又遇到胡永升，当时我下乡劳动把腰闪了，腰椎间盘突出，是胡大夫给我进行椎穿刺治疗。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碘油仍留在我体内，每每体检，还引起医生的质疑，不知道腰椎中斑斑点点的影子是何物。
胡永升，大连人，他的妻子是天津市人。由于他很好客，和他住到一起，对我影响很大，至今难忘。我们相交，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至今相见还是非常高兴。他总是亲自下厨，做大连海鲜招待我。总之，北医五年的工作、生活，可以说是解放了我潜在的力量，激发了我艺术的潜质。
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他们：鲁纯素、熊教授、简教授、张希贤教授、刘思职教授、丁教授（宁可湿衣不可乱步，在雨中仍稳步前行），右派学生杜国光、顾霞美、徐格晟。一些年青教授最支持我考电影学院，因为他们看我在实验室里朗诵马雅可夫斯基“向左！向右！”的诗句时，感到格外新奇。
院领导看我那么喜欢文艺，特批准我以调干的身份考大学，也就是说我可以拿着20多块钱的工资上大学。
1956年到1961年，我内心追求向上的动力被开启了。回想起儿时的遭遇，没有好好读书，而我有一位懂得“孟母择邻”的好母亲，对我进京学习成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已近80岁，仍怀念我的母亲，那年我离她出走北京，她已经60岁了。中国有句老话叫“母年迈，儿不远行”，但因为她思想开放、明大义，而不局限于眼前亲情小义，为儿子的前途而舍弃亲情，让人看到她的高风亮节。为大义，也是完成父亲交给她的嘱托。而梧哥挺身扛起支撑全家命运的重担，支持我离家也是出于大义，让我感动至今。这改变了我儿时的盲动，让我真正树立起个人奋斗的信念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