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童年
1938年10月16日，我生于天津王庄子一户有铁门的大宅门，听我四姑妈说，我刚生下来时脸只有烧饼大。
同年天津发大水，全家爬上房躲避，刚出生的我皱着眉，看着洪水，似乎能感受到天灾时的悲凉。我父亲没上房，在屋里架了三张八仙桌睡在上面抽鸦片烟，我母亲就是根据那一闪一闪的烟灯亮光来判断父亲的安危，她很担心他会自杀。那是因为他刚从显赫的军阀高位电报局局长中将的位置上下野，还受到了我祖父的批评、奚落。接着，他的爱妾及儿子被祖父赶走。这一系列的不快，只有我母亲知道，因为她曾看到父亲站在窗前流泪。她担心父亲想不开，不时地盯着屋顶处那一闪一闪的鸦片烟灯。
父亲最终是糖尿病转尿毒症去世的，临终前始终不讲话，是母亲让他留下遗言，他终于说：“让孩子们念书。”后来母亲始终坚持一定让我考大学。我对父亲没有直接印象，只记得一年夏天我去父亲养病的屋子，一掀门帘子，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谁呀”，我便吓回来了。后来听四姑妈说父亲是吴佩孚领导下的八大处长，当年在武汉做电报局局长。（也许是她借助自己的想象编的故事，因为我从未从母亲的回忆中听到过类似的事情。）一次吴大帅非常赏识他，想再升他为电话局局长，当时这是很有地位和挣钱的差事了。这天夜里，吴大帅请父亲到大帅府密谈，父亲来了，副官便领他到书房等候。时间一分分过去，已超过了约定的时间，父亲问副官怎么大帅还没有来，副官说大帅正在和姨太太们吃饭，请稍候。此时花厅方向传来嬉笑声。父亲马上怒火中烧，因他不知是为升官的事，以为是平常公事，便让副官转告，“丁润芝来了，有事明天说吧！”拂袖而去。不久大帅席散，问丁处长来了吗？副官添油加醋一说，大帅大为不快，不想自己不准时赴约，反怪父亲傲慢，便取消提升迁父亲为电话局局长的决定。父亲知道后，一气背上长了一颗毒痈，差点危及生命，多亏母亲细心安排治疗照顾，才躲过一劫。此后母亲一直将此事作为一个处事的教训，不停地教导我们：不能逞一时之英雄而误大事。由此有一句名言母亲总挂在嘴上：“谁知哪片云彩有雨啊！”就是说，求雨的人，云彩过来，都要有耐心，始终要保持恭谦的心态，不知哪片云会下雨给你，要下雨才能救活庄稼，打了粮食才能活命。逞一时英雄，错过时机便会带来不能补救的损失。从此这便成了家训。
母亲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是邓颖超的同学。她出生于天津最大绸缎庄老板的家庭，又是长女，负责家中一切事务总管。嫁给父亲时已28岁，因是洋学生，深得祖父赏识，进入了丁家，又是丁家总管，可见母亲的人品与能力。父亲在湖北武汉任上，母亲曾去武汉居住，但由于父亲每每参加官场应酬都要带女眷出席，母亲见都是花枝招展的姨太太，而自己是唯一新式的女洋学堂的出身做派，非常不习惯，看不起那些官僚的作风，便不愿参加。于是带着我大哥回天津老家，由着父亲娶姨奶奶、应酬。
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战败，父亲与同僚和吴佩孚一起返回天津做寓公。当时日本、军阀曾拉拢吴系军阀合作，吴不从，被害。从此，父亲便深居简出。只留一名贴身护兵，再不与外界联络。而母亲相继生了我的梧哥、奎姐和我，奎姐因病去世。父亲逝世后，祖父、母亲与梧哥和我四人相依为命。一场大火烧光了祖父的产业——福兴斋赁货铺的货厂，本来还算殷实、还算富足的家庭一落千丈。
随着儿子和妻子的去世，本来自信心满满的祖父一下子失落无常。记得丁家大院每到冬天，从屋顶给院外的穷人舍馒头，夏天舍药，我都仍有记忆。祖母的葬礼，何其辉煌。记得和尚、道士七七四十九张八仙桌念经超度，我曾纳闷法师是怎么爬上七层高桌的呢？院中彩棚不见天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我曾为我的孝服不整齐而烦恼，我大嫂总是过来为我整理，或把她整齐的麻披与我交换，让我高兴。我有印象，大哥结婚，又是祖父长孙，何其隆重。夏天买一车西瓜，堆在北屋下。祖父抽鸦片，一股香味飘出北屋，祖母在炕上坐着，我们用小土豆与祖母“做生意”，换她身后布袋中的银元。
风水先生说丁家是过老太太的日子，老太太走了，家庭必然中落，大火灾难也终来临。祖父的寿材（棺材）在火中烧了一天，后来刨去一层还剩五寸板，可见这个棺材的质量，也可见这个家的财富。分家过了，祖父再没有能养活几十口之家的财力，只能带着他的女儿（我的姑母）、儿媳（我的母亲）和我与梧哥投奔祖父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奶奶，来到天津闸口街张家大院的一间14平米的帐房小屋住着。由于儿媳无法与公公同屋，母亲便带着我与梧哥投奔到她的弟妹家（也就是我姨舅家），从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姨舅家的生活就成了我童年的记忆，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祖父因膀胱癌去世，我们才搬回天津闸口街张家大院14平米的小屋，相依为命。哥哥找到小学教师的工作，我也开始了小学的学习。
父亲留下的遗产相继当光，只留下照片和各种将军印章，构成对往日的回忆。倒是姑母不停地为我叙述着丁宅的过往：祖父丁又新随他的父亲住在南京秦淮河边，是做纸宫灯的手艺人，进天津后创业，祖父哥俩经过一番努力，建立了一间赁货铺——福兴斋。所谓赁货铺，便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租赁公司，专职为市民婚丧嫁娶的各种仪式服务，穷人是无法享受的，主要为大宅门服务。福兴斋有自己的货厂及木漆、绣缝匠人制作各种仪仗道具，同时组织社会上的游民参加典礼的表演，就像现在横店拍摄电影电视基地，举行各种仪式也就像拍戏一样。所谓出殡娶亲的仪式，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给宁国府儿媳出殡一样，是要由像祖父开的这种赁货铺完成，包括搭彩棚、打棺木等一条龙服务。
我小时记得许多叔辈等一些工匠形象，说话和行为都十分粗犷。但我父亲不愿继承父业，而要到日本留学学习电报，而后参军，最后做到了吴佩孚的电报局局长。而又听母亲说外祖父本不同意和丁家结亲，看不起祖父的职业是伺候人的职业，而主要是看中父亲是军阀。当时外祖父这样夸女婿：“一掀屁股就是道台。”外祖父的三位女婿都很了不得，大姐许配将军，二姐许配天津聚丰当当主的五儿子，是珠宝商，三姐嫁给了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可谓一个比一个有地位有钱，可见外祖父的择婿标准。
但这些所谓的荣华富贵，随着时代变迁而灰飞烟灭。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外祖父所能预料的。然而，在我心中的烙印是不能磨灭的，自我激励再造往日辉煌的内心动力不论何时似乎都不曾消失。灵魂深处的形象不会泯灭，这要从母亲身上寻找根源。生活再难，母亲的穿着从来都一丝不苟，夏天一身白，冬天一身黑。她是缠足，一直坚持自缝布袜，几十年裹好的三寸金莲不变形，而衣服是用父亲生前大量上等呢料子、绸料子改制的，始终是一身贵气。吃饭也是吃节令饭，一到什么季节必做应时饭菜给我们吃。而我的穿着全部应时而高质量，弄得不好意思穿。因为我是领助学金的学生，跃华中学的老师便质疑，你穿得这样好，怎么还申请助学金？我只得解释是拿父母旧衣服改的。母亲手巧，用缝纫机绣花、缝制衣裤，每到春节便要为过年用手工挣钱，往往累病。但一应礼遇亲戚走动，面面俱到，没有失礼处。从小教我写柳体毛笔字，带着一种贵族气质。虽然穷苦，但仍保持着乐观的个性，不卑不亢，亲戚无不敬之。
母亲不让我参加阔亲戚的庆典活动，教育我们要自己创业、有志气。一次我参加八叔女儿的婚礼，现场为大家搬汽水箱，由八姐一瓶瓶打开传给别人，剩下最后一瓶我仍递上去，八姐开后又递给别人。我两手空空，无奈地望着，站在一旁的姑母看着不公便大喊：“给星子一瓶啊！”八姐才恍悟，我感到一阵尴尬和难过。当晚回家，由于宴会上被冷落而没吃好饭，在炉子上烤馒头垫饥，母亲教导我以后不要去这种场合：“要儿自养，要财自挣，要有骨气！”
母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也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人。母亲曾找会算命的瞎六伯为我算算未来的命运，瞎六伯说我命好得很，能挣100万，还说我是驿马星，到处奔跑一刻也不停。我母亲在姨家寄住并不开心，寄望着我和哥哥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光耀门楣。
我的少年时期，由于有母亲的呵护，没有受委屈，虽然寄人篱下的处境让我压抑，却反而给我争气的动力。但我天性顽劣，就是没有好好读书。上小学时遇到不负责任的老师，只顾利用补课向母亲要钱，而考上耀华中学后也是因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荒废了学业。记得从小学到初中，每当我早晨离开家去学校时，母亲总是追出喊一句话：“好好念书。”我答应着，似乎心中却总是幻想着别的事，我从未专心听课，考试成绩可想而知。总有许多课业以外的事吸引着我，像参加红领巾话剧团演出节目，为演出自创剧本《铁道游击队》、《中队的荣誉》（苏联），踢足球……上课不用心，渴望上台演出，至今我还记得站在舞台上紧张得张不开嘴说话的情境。幻想着长大后做一个企业家、银行家，或者当个京剧演员。放了学便经常与同学合伙凑钱去电影院或剧场看戏。有时候走到半道便停下来看小摊上的吹糖人；看卖大雁肉老板挥刀斩雁，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头，却非常灵活；看增兴德回民饺子馆的伙计用一木板把羊肉馅拨到饺子皮里，双手一合，便掷到滚开的大锅里；看烤白薯是挂在铁钩子上，顺到烤炉中的。天津南市是“三不管”，洋的、土的应有尽有，让我流连忘返，到家天都黑了。我记不得在家有温习过功课的时候，好像老师也没有留什么作业，总之是混日子。成绩不好，又不听母亲话，有一次还赌气撕自己的衬衣，哥哥用通炉子的铁条好好教训了我。不过第二天，他便来向我道歉，还请我去吃锅贴，我生气不去，他把两角钱放在我的手里，竟自与大哥（我隔母的大哥）一块出去吃饭了。总之那时候的我似乎就是玩，很有趣地混日子，每天倒是充实而不感无聊，总在幻想中。
母亲终不是父亲，没有严格管教我，我倒是有自尊，知道自己对不起母亲。考不上好高中，16岁便去天津钢铁厂当钢铁工人，白云石车间破碎白云石，一天下来满身粉尘，鼻子里都是白灰，母亲看到我这样不禁落泪了，说，这孩子如果这样下去就毁了。便让表姐托关系，为我进北京找工作。
母亲这是学孟母择邻啊，她让我进北京，就是要我离开天津南市工人居住的环境，让我进入医学院，那个充满知识气息的环境，提高自己的内心追求。而不是混迹在社会底层，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现在想起来，进京让我打开了视野，并解放了我心底要改变命运的动力。
记得决定去北京后，我自己去派出所办了转户的手续。第二天早晨，母亲坐在舅舅家堂屋的一张条凳上，一句话没说，只是闷头抽烟。倒是舅舅，当我把擦鼻涕的纸掷在地上时，舅舅说这可不行，出去混事，随地掷废纸，别人会说你没规矩。我马上捡起来，掷在簸箕里。我走出家门时，母亲没有说话，也没有过眼神交流。
因为北京很近，并没有电影中很常见的告别场面，只记得天蒙蒙亮，下着小雨。坐有轨电车来到天津东站上火车，至今我还记得凌晨路灯没灭，天津劝业场的夜景，马路湿漉漉的，泛着光，偶尔有一两个人在雨中小跑。这是我第一次告别家乡出门，不知如何表示，倒是舅舅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向我挥手，我才感到告别了，从此踏上独自掌握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