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特征，怎样认识这些新情况、新挑战、新特征，怎样推进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经济工作的大逻辑。新常态下，广东经济增速放缓，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步下降，过去以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驱动的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广东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和创新力上要有更多、更深的探索和实践，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全面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内涵与特征

1．国际新常态的来由与内涵

“新常态”一词首先出现于2002年的西方媒体上。从2002年开始，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的运行状态与过去有极大不同，即当时已经出现了所谓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一些西方媒体将这种情况称为新常态。直至2010年此情况也没有变好，原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首席执行官）埃里安在《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中指出，新常态是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特征。此后，西方媒体和理论界常使用这个概念，他们对在新常态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特征概括为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的低回报。2014年，埃里安进一步阐释，新常态主要指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过后陷入长期疲弱、失业率高企的泥沼。他认为，造成这一个情况的原因是杠杆率超高，已经到了危机。由于它是一个基于长周期的变化，必须采取超常的政策。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其基本表现为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

2．中国新常态的来由与内涵

国内“新常态”一词，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首次明确提出的，之后其内涵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时候首次使用这个概念，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理解新常态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新阶段，从此以后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特征都不同了。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阐述了中国“新常态”3个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4年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9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成因、发展方向，明确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在认识新常态上，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其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是一个客观状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其二，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研判是基于中国经济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主要就中国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和发展环境正面临深刻变化而言。其中强调了中央对新常态的看法，澄清了新常态背后所代表的涵义，讲话的针对性也非常强烈。就是通过讲话告诉各级干部，新常态不是“标签”，也不是“赶时髦”，更不是“政治口号”，完全不能成为“为官不为”和“不思进取”的理由。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不好的背景下，面临的增速放缓、要调整结构、要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一种客观现实。在我们看来，它既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积累的一些问题，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历史规律。

比如，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但从世界各国经济历史来看，德国、日本都经历过出口快速增长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从它们的实践看，当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就会出现拐点，增速要降下来。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2002年超过5%,2010年超过10%, 2014年达到12.3%。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今后再要维持出口高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例是不大可能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动力要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来。

3．中国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新常态”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原有的“旧”发展常态逐步转变为“新”发展常态的一个过程，即传统的高速增长向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转变的过程，是典型的过渡期。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调整，发展要素转变，增长动力调整，对人民观和发展观的新认识等一系列特征，而最终要达到一个可持续、包容的增长模式。其基本特征是：

（1）速度换挡：中高速发展。

从经济增长的速度看，新常态经济是阶段性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态势。曾经的高速偏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众多内生和外生因素变化而变得不可持续，同时也导致了诸多经济、社会、环境等矛盾。如环境承载力达到上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技术竞争遇到瓶颈，国家贸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低端制造业规模性转移和国外中高端制造业回归，经济政策逐渐趋于僵化，投资拉动经济效果边际递减，过剩产能的作用开始显现，国际经济环境复苏缓慢等。这些约束因素已经将中国GDP增速从10%以上拉低至7%左右，并趋于稳定。

按照经济学原理，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在面临主要经济要素约束及短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

①从劳动投入考察，劳动力再配置的效应有所减弱。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开始减速，低投入、低成本、高效益的改革基本完成，但是伴随高成本、高风险的市场改革仍处于改革深水区，也难以推动潜在增长率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年龄构成看，2012年中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6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连续五年净减少。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已经逐步放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是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储蓄率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时也难以大幅提高。

②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考察，资源环境承载难以支撑高速增长的旧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土地、矿产、能源、水等资源的大量消耗，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导致资源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根据统计，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人均耕地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2/3的湖泊存在富营养化的问题，资源环境超载现象非常严重和普遍。中国经济正处在向后工业化阶梯迈进的过渡、转型阶段，经济增长阻力倒逼经济增长方式更切实地转向环保、节约、绿色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效率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开始高过增长效益问题，新常态经济正是这样一种阶段性增长趋缓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向完全的绿色经济迈进的动态集约化经济。

③从总量和基数考察，总量和基数变大后“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不可能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此外，资源环境“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2）结构调整：结构优化。

新常态经济是结构平衡导向的市场化、调整型经济。中国旧常态经济的过快发展没能依靠市场化同步完成结构的转型，经济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地区平衡、城乡平衡、国企私企平衡和产业结构平衡等问题都被置于比较次要的位置，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突出矛盾，到了不得不改的发展阶段。新常态经济的结构调整内在诉求是根本性的，既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有人口结构的调整。新常态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是世界第四次产业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中国内地转移，造成中国高能耗、高投入和高污染型产业快速增长，并引起产能过剩、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失衡等问题。而世界第四次产业转移，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下引导的部分高端制造业回流。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在促进三次产业占比合理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促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强国转变，而且需要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带动更多劳动人口就业。人口结构是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构成情况。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中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2016年末，总人口138271万人，60周岁及以上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见图2-1），占总人口的10.8%。不仅使得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推升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用工成本，而且造成养老负担较重、养老金缺口增大。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将拖累经济发展速度。

（3）动力转换：创新驱动。

新常态经济是科研创新指向的信息化、革新型经济。新常态经济是在以往经济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新动能是维持新常态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产业发展放缓，传统动力减弱，但支持经济基本面的新兴经济、创新创业型经济、信息技术经济、服务业经济开始表现出稳定增长的动能，也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动能。创新也将覆盖传统产业，但速度显然要慢于起步于垄断环境或空白市场中的许多创新经济业态。在新常态经济中，技术革新成为维持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关键关口，各种企业创立的科研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就是最好手段，技术创新的委托外包服务需求也开始出现。与实业革新相伴的，是对约束经济动力提升的老旧制度的革新，包括金融制度、生育制度、户籍制度、利率制度、审批制度、短期经济政策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要素的粗放型投入所驱动，当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投资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有利于消除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即要素报酬递减等因素的制约。新常态下，与现有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主要源于经济改革后的内部动力，要改变以投资和进出口为主要动力的增长驱动，而实现以创新发展及依靠内在需求为主的动力驱动模式，确保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

（4）发展观的更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观和发展观的新认识、新概括，赋予了人民立场新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首要课题就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重社会公平，寻找能够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国家发展成果的途径方向，是国富促进民富的必然前提。国家的发展强盛最终还要归于每一个国民的富裕进步，百姓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劳动能力和国民素质提高，都需要以人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为基础，必要的社会保险为保障，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及高效率的教育体制为配套，完善的国家收入分配体制为支撑。新常态经济的福利化过程也是解决中国已经存在多年的基尼系数过高问题的过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自2001年至2016年一直处于国际警戒线水平之上，介于0.454～0.491之间（见表2-1）。

新常态经济要实现百姓福祉，必然从更多层面增加政府开支用于民生保障，并继续通过财税收入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总之，新常态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速下行到中高速的水平，而其背后隐藏的各种风险正是阻碍我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结所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是说现状便是新常态。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真实描述，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探索中国新常态阶段发展的难题，比如新常态下经济的阶段性表征，采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可判断出新常态的发展与以往“高增长”下的发展必然存在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路径，认识新常态发展特点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其蕴含的进取精神。新常态正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一种综合动态优化过程，即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指的是多重因素变化的综合优化过程。它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性组合，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个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放缓，政策部门不能慌乱，地方政府不能失了方寸，市场波动会给投资者带来恐慌，这时候就更需要政策部门和干部队伍保持清醒和稳定，要保持正确地作为。下一步要真正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首先就需要各级掌握政策资源的干部从思想上能够跟得上中央的步伐，吃透当前面临的形势，才有可能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之下做出建设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