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序言
有关原始民族的近代描述向我们展现了原始文化的生动画面，这些原始文化可以根据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加以分门别类。我们对原始人的创造发明、家庭经济、家庭和政治组织，以及宗教信仰和生产实践都进行了研究。通过这些资料的比较研究，通过这些告诉我们原始民族如何成长、发展的生动见闻，我们将努力重建，也能够重建每一特殊文化的历史。有些人类学家甚至希望，这种比较研究能够向我们昭示文化发展的某些趋势。相同的发展过程数度重演，以致我们最终将能发现有关文化发展过程的重要规则。
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些研究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它所描绘的风情奇妙怪诞，也因为人们对外族文化抱以特殊的心态——外族文化总是以极强的光焰映衬着我们自己的成就和行为。
但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系统描述对帮助我们洞悉个人的心态收益不大。原始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是作为经过严格确定的文化形态的表达而出现的。我们对他们的理性思维、与同胞的友谊和冲突都所知甚少。他们个体生活的个性侧面总是泯灭于对群体的文化生活的系统描述之中。这种描述是经过标准化的，像是一部法律大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像是制定确定的艺术风格的规则，而不是艺术家能够纵情地表达他的美学观念的方法；又像是一系列发明的罗列，而不是个人克服眼前的技术困难达到目标的成功之途。
然而，人格对文化的反应方式应该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这将使对外族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收益丰盛的研究领域。我们往往习惯于把构成我们文化组成部分的全部行为和那些我们自动遵循的标准当成是通见于全人类的。它们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行为之中。我们是在这种行为模式中被塑造的，以致我们必然会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普遍有效的。
礼貌、谦虚、文雅、遵守特定的道德标准是普遍的现象，但构成礼貌、谦虚、文雅和道德标准的并不是普遍的内容。了解到在许多方面标准都有所不同是富有启发性的。而了解个体将如何对这些标准作出反应则更为重要。
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体受着种种困惑的侵扰，我们习惯于把这些困惑归咎于基本的人性品质。当我们论及儿童期和青春期的困扰时，往往把这两个时期看成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无法回避的调适阶段。整个精神分析方法基本奠基于这种假设之上。
人类学家对于这些观点的正确性有所怀疑。但是，迄今为止，极少有人历尽艰辛将自己完全认同于原始人，以获得对这些问题的敏悟。所以，我感到应该感谢米德小姐，她通过彻底地认同于萨摩亚的年轻人，向我们生动而明晰地描述了那些生活在和我们迥然相异的文化中的年轻人所经历的欢乐和痛苦。她那得之不易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人类学家长期持有的猜测：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