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备书经典版序言
《萨摩亚人的成年》是70年前由一位24岁的女性写成的关于生活在一个遥远地方的十多岁少女的小册子。它一直伴随着我们，向我们传递了许许多多有关20世纪的重大争论的信息，并且激发了更多的争辩和讨论。当《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出版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只是科罗拉多州牧场上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1930年代，她在大学里读到了这本书。而我则是1960年代在大学里读到了它。现在，有了这个新的版本，我的女儿甚至我的孙女儿都可能会去读它。
我怀着深深的敬意重读了这本书。像米德一样，我一直对文化如何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健康怀着浓厚的兴趣。我也愉快地学习过心理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那个曾被称作“文化与人格”的领域。像米德一样，我坚信优秀的文化会使人们变得更好，我一直感到为文化的积极变迁而努力工作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愉悦所在。在我的讲演中，我经常会引用米德美妙的句子，“我们永不怀疑，那屈指可数的思想深刻而意志坚定的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当然，我也和她一样，对十多岁的少女们很感兴趣。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米德指出了1920年代美国女孩所面临的一些压力。1990年代，在《苏醒的奥菲利亚》（Reviving Ophelia）一书中，我做了非常相似的工作。米德对20世纪早期妇女在婚前必须保持童贞所受的压力进行了抨击。她认为，在萨摩亚，年轻妇女是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伴侣并能够自愿地尝试性生活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我也对社会始终从性的方面来界定年轻妇女而带给她们的压力进行了抨击。无论美国女孩们想要什么或需要什么，当她们进入中学时，就身不由己地开始了性活动。米德和我的信念一样，在一个理想的文化中，性的决定应该是一种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米德的著作，连同她对南太平洋上一个小岛生活的生动描绘和对美国十多岁的青少年文化的批判，曾经是当时的畅销书。此后，米德再也没有走出公众的视野。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这样评论过他不知疲倦地投身正义运动的妻子，“上帝，请赐予艾莉诺疲劳吧！”同样的评价也可以用于米德，她曾经对一位办公室人员说，“我精疲力竭了——为我安排一场讲演吧。”米德写了30本书，在流行和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超过一千篇，同时她还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种学馆的馆长。一度，她还赢得了“世界祖母”的称号。
凭着一双适用的鞋子和一根步行手杖，米德的讲演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我也四处旅行，并且发表过许许多多的讲演，如果我提及（而且也确实常常提及）玛格丽特·米德，人们都会告诉我，“我听过她的讲演，她来过我们这个小城。”但是，无论米德怎样出名或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事实上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她在自己执掌教席直至去世的哥伦比亚大学，却一直只是一位副教授。
当我还是加州伯克利大学一名修读文化人类学的学生的时候，我就读过米德的著作。1960年代，每一个大学生都为她的著作深深痴迷。她的写作和教学点爆了人们对人类学的兴趣。她的理想主义和对社会行为的兴趣启动了我们的革命性的敏锐。她对变迁意义的痴迷已经深深影响了鲍伯·迪伦的歌曲“这个时代一直在变”所代表的那个岁月。
米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花儿”嬉皮士（flower child），她热衷于和平、公正、性自由以及冒险。她不知疲倦地为促进社会变迁而工作，在世界各地的讲演中，米德都强调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更美好的文化，它能够培育出更为幸福、更少侵犯性、情感上更为坚定的人。在她的定义中，一种理想的文化应该是那种能够为每一个人的才能找到用武之地的文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完美的有关理想文化的定义。
当我第一次读到《萨摩亚人的成年》的时候，我被米德对姑娘们和女性生活的关注以及对日常家庭生活的兴趣深深地打动了。她对姑娘们的谈话和游戏非常好奇，对她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也兴趣盎然。那时，我肯定还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女性的问题。但是，当我读了这本献给塔乌岛上姑娘们的著作后，我发现自己为有人相信姑娘们是有趣的和重要的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从《萨摩亚人的成年》的阅读中，我汲取了许多毕生受用的思想——诸如两性差异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性别特征是文化塑造的；青春期不必充满压力，而青春期姑娘们的生活是值得尊敬和关注的。2000年，当我再一次拜读这本著作的时候，距米德写作它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距我自己的第一次阅读也已有35年了，给我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仍是米德敏锐的观察力，她对那个小岛上的居民的深切关怀，对自己工作的狂热。当然，她对那些姑娘们的关注也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米德感到骄傲的是她没有成为一个枯燥而贫瘠的学院派学者。在1961年的《序言》中，米德写道，“我能够强调的是，这是第一部没有借助使外行不解、使同行迷惑的所谓学术手段的帮助而写成的有关人类学田野研究的著作。”她为那些需要她的普通人写作，并且用一种简洁而引人瞩目的非学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当她写作的时候，米德将读者想象为自己的祖母，一位充满智慧的学校教师。她力图使自己的写作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
米德欣赏坚定的观点。对萨摩亚人，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居高临下和种族中心主义之感。她有一张和一位萨摩亚妇女挽手拍摄的照片，光着脚，蓬乱的卷发，洋溢着开朗和愉悦的脸庞，足以表现出她是多么地热爱自己的“研究对象”。
米德的萨摩亚研究充分利用了许多不同学科的知识。她具有心理学的背景，同时也非常注重家庭动力学研究。那些外表上显而易见的生物学特征，诸如天资聪明和性情柔和，在她对发展的概念化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米德也为人类发展所具有的可塑性而争辩。文化在萨摩亚姑娘的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令米德最感兴趣的是她所说的“天赋与文化模式之间的交互影响”。
《萨摩亚人的成年》影响了先天与后天（nature vs. nurture）这个自20世纪之初延续至今的争论。这个争论已经有了许多现代形式，诸如晚近有关性别和生物学在精神健康中的作用等方面的争论。当下，生物决定论者非常强大，而且变得越来越强。但是这一潮流可能再度逆转。如果米德还在世，她一定乐意站在这个争论的风口浪尖。她有一整套丰富而复杂的有关塑造人类的多重因素的看法，今天，我们这些社会活跃分子能够充分利用她的充满智慧和同情心的那些论断。
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关于孤立和紧张对于核心家庭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的看法，左右了我们的第一代家庭治疗学家。那些性自由的早期倡导者，诸如哈维洛克·埃里斯和伯特兰·拉塞尔，对这本书都爱不释手。当然，米德关于性试验的观点在1960年代的性解放时期非常流行。她有关青春期的理论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之中。人们因这一著作撰写了成百上千的著述，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米德成了女权主义者的至爱亲朋和诅咒对象，成了社会工程学拥戴者们的旗手，成了她研究的土著人民强有力的辩护者，即使这些人有时也会激烈地批判她的著述。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米德的书呢？米德所描写的萨摩亚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连米德这样的社会变迁专家也不能预测，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那些社会将以何种速度消亡。但是，米德前往萨摩亚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研究萨摩亚人，她是希望由此来理解所有人类种族。她利用自己在萨摩亚的工作验证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文化是如何塑造个人的？生物学在人类行为方面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再也没有比这更有趣的问题了。
在这样一个专门化的时代，米德是一架不同声音的混成器，是将一个个分散开来的小点连接起来的节点。她大胆、胸怀开阔，并且生逢其时。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她的思想切中时弊，并且引起了共鸣。她对青少年们所遇到的问题的分析丝毫也不落伍。从根本上说，米德相信，美国的青少年们所遇到的问题是选择过多、压力过重，而对生和死这样的现实世界的现象又接触过少。她确信应该教孩子们如何去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她确信重要的是告诉孩子们具备作出选择的决心。她的结论是，青春期不必是一个充满压力和紧张的时代，成长的过程应该比我们在美国遭遇的一切更自由、更轻松，而这样的结论在一个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依然会成为争论的焦点。
那些过了几十年后才事后聪明的老于世故的科学家们可能会指责米德的工作。毕竟，她是一位当哈丁总统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就只身远航到萨摩亚的人类学家。但是，她所验证并且激发了其他人验证的那些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她所设想的充满了宽容、公正、快乐、个人自由和全民愉悦笑容的美好社会，正是我们所曾有的最美好的设想。她坚信我们能够改变人类，尽管在动荡的20世纪之后要再做到这一点确实十分艰难，但这一信念仍然在激发我们大多数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就其意义而言，《萨摩亚人的成年》是一部完全能够和乔治亚·艾琪芙（Georgia O'Keeffe）的油画、艾莉诺·罗斯福的政治激进主义、玛丽·奥利弗的诗歌、林樱（Maya Ying Lin）的越战纪念碑，以及安·弗兰克的日记相媲美的作品。这本关于青春期少女的小书在一个特殊的时空中抓住了一个永恒的瞬间，并因此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文化产物之一。20世纪的美国再也不可能拥有一个比米德更为优秀的祖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