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百年立国”与文学经典的追寻

当沈从文走出湘西，踏入北京之时，他心怀文学梦，希冀用文学来照亮国民的魂灵，他要“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41。沈从文以湘西“代言者”身份极力为湘西正名，目的不仅仅是为湘西“解蔽”“辟谬”“理惑”，他更是为了湘西的未来发展谋思路。以往的研究往往强调沈从文小说审美主义等非功利性的一面，而对其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内在努力缺乏必要的关注。事实上，沈从文从未规避文学的社会功用性，也没有低估“作家”之于现代社会的角色及价值。对于自己而言，他曾这样设想过：“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竟长短的选手”，其出发点在于，“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 代表国家出面比赛，才真正有意义”。42

一、“想象”新传统与“五四”文学精神的延续

与其他现代知识分子一致的是，沈从文所处的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历史转型中的中国。面对着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现代知识分子以文学为武器，开启了重构中国形象的文学传统，“对中国形象的反复寻找、呈现或重构，竟演变成了一个贯穿整个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纪性’传统”43。对于这种想象，有学者将其描述为“对中国的执迷”44，这种塑造中国形象的文学实践充分表明，中国新文学充当了公共舆论的平台，它立足于中国所处的历史语境，在本土传统与外来传统的相互参照中，寻找文学的现代意识及新的文学传统。这与安德森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的看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文学发挥着通过“民族语言阅读”来对“现代民族国家”塑形的功用。45换言之，文学关于民族或国家的书写和言说缝合了现代性演进的时代主题，在民族、国家等概念的话语框架内，思想启蒙、社会革命等重大的意识形态命题才能顺利地进入宏大叙事的范畴之中，进而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性和时代性的文学隐喻体系。

就沈从文而言，他充分肯定文学的有用性：“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的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且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46由此可见，他并不想将文学禁锢于狭小的个人世界里，而是希冀发扬文学参与塑造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传统。他书写“乡土中国”里牧歌式的人事的同时，也将乡土文化的诸多问题置于动态文化结构中考量，这种注入了历史、文化与时代内涵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深厚的现实情怀。《大小阮》中的小阮，《菜园》中的青年夫妇，《除夕》中的雷卿，还有《刽子手》中的那对教师夫妇，都有着与平常人不一样的“外突”意识，他们不愿意沉沦，不愿意为自身之外的人或事所役。然而，他们最终的命运都是被强大力量所扼杀，当政者以他们悲剧性的命运来恐吓百姓。在这里，沈从文对其革命情怀是赞扬的，对他们的死也极为惋惜。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或盲目地添加“希望”的隐喻，这自然与主流的话语保持了距离。在沈从文的著述中，他并未表示过有参加革命的热望或决心，当然也没有明确的阶级身份与政治信仰，但是，他却始终关切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倾心于国人人性及人格的培育与提升，用他的话来说即是：“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47

随着西方的现代性入侵，传统的中国形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正面临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促使中国文学对现代中国进行重新想象和设计。如何将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文明轨道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现代知识分子以巨大的热情去重塑中国形象。这种自我形象的设计和表达始终与古典的“中国形象”和发达的“西方形象”密切相关。两者构成的价值坐标控制着中国新文学对于中国的想象。认同危机驱动了现代知识分子摈弃过时而失效的传统中国形象，重新寻找新的符合历史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形象，“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范畴，近代以后的中国认同都建立在对以文化认同为基本内核的传统中国认同的超越之上”48。

这种对中国形象的找寻是基于一种被召唤的现代性诉求。认同涉及个人和社会共同体的关系，是个人对一定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对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的肯定评价和主动践行。因此，认同是人的自由的表现，是一个主体对自我的追问和建构，即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族群的界定与认同受特定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经由“知识化”传播，通过共同称号、族源历史，并以某些体制、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来强调内部的一体性、阶序性。在此基础上，国家认同是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一个固定的政治认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家的身份资格。认同的方式是在同一范畴内增强或夸大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同时增强或夸大不同范畴间的差异，即在不同文化范畴或群体间产生了一种“增强效应”。49近代的民族危机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很好地诠释了“冲击—反应”下中国人开启自我身份寻找和主体表述的现代意识。在强大的危机面前，国人除了自存的本能反应外，还有自我身份亟待确认的迫切体认：我曾经是谁？我现在是谁？他们是谁？他们将我指认为谁？我想成为谁？等等。这些疑问的提出是由闯入自我生活世界的“他者”造成的，因此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很容易整合在一起，它们要在破碎的现实中重整自我记忆，在双重镜像中重构自我的角色定位。在中西不等位的比照中，西方价值所呈现的现代性品质容易获得中国人的主动认同，而在对民族性的本质化理解中则表现出认同性焦虑。寻求身份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正是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格。对于身份认同出现危机的人来说，不仅难以确证自我存在，也无法获得被共同体保护的资格。所以身份的确认是自我意识强化的前提和基础。葛兆光在阐释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时指出：“在中国、在中国的知识界、在几乎每一个中国士人心里，都不是非此即彼的民族主义或世界主义。尽管我们说西方的冲击在中国激起了民族存亡的忧患和民族主义热情，不过，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背后，偏偏又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世界主义背景。”50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在追索现代自我的过程中，民族自强，国家自立是其最为直接的价值诉求。面对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国家意识的提升和文化认同的找寻联系起来。长期以来的“夷夏之辨”一步步升华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传统的家族观念、天下观念、地方意识也逐渐为国家意识让步。

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解体，国人的观念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取代了封建“朝廷”成为知识分子着力书写和建构的对象，也成为他们动员社会、 积聚文化认同的目标。于是，一种新型的思想体系——“国家—国民”开始形成。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关系，而成为一个新的、凝聚人心的身份认同符号。如前所述，国家不仅是经济实体、政治结构、社会组织，而且是一个“虚构性”的共同体。对此，有西方学者认为：“每一个有制度的运作再造出的社会共同体都是虚构的，其基础在于把个人之存在置于集体表述之经络之中；在于体认到一个集合的名称。”51长期以来，中国人、华人或与中国文化有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用中外不同语言共同书写了杜维明所谓的“文化中国”52。对于国家的认同，人们往往通过包括象征、叙述、言说等文化标记来表述，这些与众不同的文化标记融入置身于其中的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黏合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信仰。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是其与众不同的文化标记的一种话语表征。近代中国在时局上的不断挫败，导致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始终与停滞、落后、保守等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这种西方的中国想象却为先觉者对抗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借此建构他们本土的中国想象。这样一来，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资源就具有了解放性的意义。

一般而论，道家思想之于沈从文的影响要超过儒家等其他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不认同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那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姿态。他赞许儒家“有所为”的精神，认为只有持守了这种观念，“民族永远不会灭亡”。针对 “儒家最美丽的认真为公精神，在读书人中且有日趋萎缩之势”，他主张重拾失落的民族精神，“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 53。正是这种信念，让作家在书写恬淡自然的姿态中不至于沉沦，也使其生命诗学观更具庄严性和现代性。

如前所述，沈从文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文学改良社会、文学淘洗人心的观念贯穿沈从文创作的始终。然而，在现代性的框架里，新旧的分立让很多知识分子无法真正融通两者之间的关系，立于一端而持守非此即彼的观念，使得在其偏激的“反传统”中难以赓续文化传统。沈从文较好地融通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之间的紧张，并试图将其“综合”化处理，在湘西人抽象而普遍的德性与现代视野的参与的双向观照中，沈从文游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彰显出独特的文学想象的创作个性。这其中不乏对于启蒙本身的反思，它不同于鲁迅“立人”与“立国”的统合，沈从文将传统德性的开掘与乡民生命人格的检视并举，扩充了其民族国家意识的纵深感。在《从现实学习》中，沈从文表达了其到北京所怀抱的理想是“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他特别强调了当时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他体会到了新文学对于社会重造及民族重造的重要责任，“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54事实上，沈从文的创作深度契合了“五四”新文学的主潮，即使他自命为远离文化中心圈的“乡下人”，但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位卑未敢忘忧国”，用文学来改良国家的责任始终没有放弃。他这样描写自己创作的心理：

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55

然而，与其他“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不同的是，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以及潜存的边缘心态还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事实上，我的目标并不明确，理想倒是首先必须挣扎离开那个可怕的环境”56。

在对待“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问题上，沈从文比较认同“五四”精神的是，“五四”文学革命除了于“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有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否定怀疑精神。他说：“我们必承认明白‘五四’实在是中国大转变一个标志。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理性方能抬头。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与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文学革命把这种精神和愿望加以充分表现，由于真诚，引起了普遍影响。”57“五四”所形成的现代知识传统给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营养在于，让他们意识到用文学来浇灌和滋养国民人格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诉求。就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而言，在一个新旧转型的特殊语境下，传统的国家形象面临着认同危机，一种全新的国家形象尚未建构，这驱动了知识分子重构历史与现实的创作心理。而沈从文不太认同“五四”文学革命则是这种“理性过剩”以及否定泛滥的工具思维，他将其称为“文运的堕落”。58沈从文一方面肯定了知识分子借助“文学”这一“工具”来搭建民族精神信仰：“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分析说来，就无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59另一方面他也将知识分子精神的堕落同样归结于此：“从‘五四’到如今，二十年来由于这个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在士大夫新陈代谢情形中，进步和退化现象，都明明白白看得出。其属于精神堕落处，正由于工具误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中，就不知不觉培养成一种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以阿谀作政术，相互竞争。……同时在专家或教育界知识分子中，在造成一种麻木风气。”60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可作如上观。当知识分子逐步远离文学性的时候，“文学经典”的价值势必会受制于审美精神之外的世俗所蔽。沈从文小说创作中对于美和爱精神的“失魅”与“复魅”书写也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定位的一种深入的反思，这也即是他所认为的“五四”精神的堕落。

沈从文意识到，由于文学“工具性”的滥用，知识分子的文学改造社会的功能也会随之削弱，这是哲学上二律背反的体现。在他看来，只有改变这种“文运堕落”的局面，文学才能助力民族向前、向上。在“五四”之后，他提出要重建“五四”精神：“让我们来重新起始，在精神上一面保留‘五四’运动初期作家那点天真和勇敢，在阅历上加上这二十年来从社会变动文运得失讨得的经验，再好好来个二十年工作，看看这个民族的感情中，是不是还能撒播向上的种子，发芽和发酵，有个进步的明日。”61但是，沈从文用批判“五四”文学工具性的方式来试图恢复“五四”精神难免陷入困境。毕竟在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特定语境下，文学完全抛却其社会功能，无视其改造社会历史进程的努力是难以重整文学纯洁精神的。沈从文深谙其道，“不新不旧的乡愚”62也正是他对自己错位的身份的自觉认定。

二、创伤体验与文学社会功用的融合

在与胡适的通信中，沈从文指出：“先生为新文学运动提倡者，一定明白自从‘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与青年思想三方面的变迁，受新文学影响到怎样程度，也一定明白这个东西在将来还可以如何影响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非常肯定胡适等“五四”思想先驱利用文学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价值，在他看来，造就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势在必行，其价值远在物质文明的改变与革新之上：“使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文化，或再造一个新的国家，……在造就科学家以前，还必须如何先一点造就国民对于科学尊重的观念，以及国民坚忍结实的性格。”63在他看来，国民优良性格的生成是建构新国家的基础，这其中，文学的力量至关重要。沈从文进一步指出：“一切经典的制作，不离乎文字，新的经典的形式，照近二十年来的社会习惯，又如何适宜于放在一个文学作品中，以便在广大读者群中唤起那个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黏合这点精神于民族发展某种设计上。”64在晚年的一次回忆中，沈从文这样说道：“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65正是因为承继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才使得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没有出离中国新文学想象中国的现代传统。

应该说，沈从文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与其独特的创伤体验是分不开的。在这里，“创伤”并不等同于纯粹肉体意义上的疼痛，或者说，它在很多语境下意指某种“精神性”的伤痛，或者兼含身心而超越身心划分的存在意义上的伤痛。在《从文自传》《一个人的自白》等带有“自叙传”色彩的文章中，沈从文多次写到了“创伤”之于其创作的影响。在叙事自己的创伤时，他的表述和鲁迅《〈呐喊〉自序》颇为相似：

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面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66

这其中，既叙述了自我经验的痛苦，也陈述了其抵抗痛苦现实的决心，而后者正是一个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根由。在“痛苦现实”面前，沈从文没有沉沦，尽管他的诸多小说中充斥着和谐的“爱”与“美”的乐章，但我们始终能读到其中泛出的淡淡忧愁。沈从文当然不希望读者盲视这种美好文字背后所隐藏的痛楚与伤感，他真诚地道出了其隐藏创伤的深层根由：“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我‘写’或‘不写’，都反映这种身心受过严重挫折的痕迹，是无从用任何努力加以补救的。”67

面对着很多读者和批评家对沈从文耽溺于传奇、幻想式的“乡土中国”书写的质疑，沈从文表现得很无奈，他认为这些人没有能从显性的和谐与自然中洞见其隐性的痛苦、创伤：“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68这种疼痛渗透于其所营构出来的一个个精巧的故事之中，这也使这些带有湘西色彩的乡土中国故事烙上了历史、文化与现实的丰富印记。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看来，疼痛是不具公共性的，因为“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能推测”69。沈从文将自己的疼痛隐喻性地表达出来，同时也试图突破身体疼痛所具有的个体隔离性，致力于将个体疼痛与国家危机公之于众，这当然是沈从文心中预设的转述痛感，事实上在他的意识中，中国人是不大具有痛感的。换言之，这是沈从文关于创伤记忆的生命体验，在这里，“创伤的执着及其选择性记忆和艺术性投射”构成了沈从文诗性智慧的“精神起源”70，将创痛通过隐喻进入语言中，通过塑造导致痛感原因的场域，将“无法共享”的疼痛表现了出来，并将其客体化，而具体场景反过来转喻式地传达这种类似共通的痛苦经验，而这种用痛感体验后的美和自然才更具个人性和民族性，也传达出更有历史和社会宽度的内涵。

沈从文文本中流露出的牧歌式的伤感与前述作家的创伤经验不无关系，沈从文没有掩盖和隐藏这种由内而外或又外而内的疼痛，并将其化用为优美文字潜伏的历史或现实的印迹，以此建构出沈从文式的乡土中国形象。这意味着，他没有将艺术悬之高阁，在注重艺术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又渗透着文学的社会功用效应，这种具有功利与唯美张力的文艺观是沈从文创造的“新的经典”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我们阅读沈从文的诸多乡土小说时不免有这样一个印象，沈氏所营构的乡土中国是远离都市中国或现代中国的，支撑其乡土王国的人的物质和思想资源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及本土民族文化，体现了近代中国以降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71。这里所谓的虚拟性和策略性反映了沈从文对于影响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革命”与“政治”思潮的反拨与回应，因而也沟壑鲜明地确立了其独特的文学姿态和精神取向。

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中，沈从文这样写道：“一个好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名词的意义，不仅仅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为止。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理解……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须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肉体基本的欲望，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72由此可见，沈从文的“文学经典”意识将“人”视为真正的本体，既是书写的对象，又是接受的主体、改造的主体。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经典一方面固然要贴近社会和人生，激发起尘封的民族自尊与自信，透过文字隐喻系统建构起反映民族国家议题的故事脉络。当然，更为关键的是通过这种故事能引导人类向前憧憬，开掘民族有益的精神资源：“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73在此思维下，沈从文小说以湘西乡土为对象，营构了具有独特个性及精神风貌的乡土中国形象。在此基础上，沈从文提出了创作行为乃是达成人性之情理调适的“情绪的体操”的创作观：“我文章并不骂谁讽谁，我缺少这种对人苛刻的兴味。我文章并不在模仿谁，我读过的每一本书上的文字我原皆可以自由使用。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74“生命”与“革命” “政治”显在的区别在于前者更注重人内在精神的集聚与融合，强调人自我精神的体悟，而后者则更关注人在社会的生存状态，强调人对于外部世界的体验与反应。由此确立的中国想象模态也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于是，在沈从文的笔下，“乡土中国”主要呈现出具有生命强力、生命意志所构成的抽象的中国形象。它的起点是活生生的“人”，个体——人的出现使“乡土中国”内涵变得丰富多彩。在沈从文这里，他将自己的心境融入如诗境般的乡土，同时又将辗转于都市与乡土的中国情境叠加其上，赋予了其“乡土中国”书写独特的精神气度。通过对现代中国的人的生命形态的塑造，沈从文营构了独特的“乡土中国”形象，这种想象中国的文学表达凸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中国的主体认同。

沈从文之所以要构建中国形象，其内在根由是民族危机所催生的作家的焦虑意识。他曾这样追问：

一切现存的坏处，虽可以由历史上的人物，书本，饮食，各种东西去负责，但这个民族未来的存亡，却必需由我们活到这地面上的人来负责的。如今老年人好像已不能为后人思索，年轻人又还会来为自己思索，有知识有理性的中坚分子，则大多数在不敢思索情形中鬼混下去，这样一个国家，纵想在地球上存在，还配在地球上存在下去吗？75

有了与外族比较的意识后，沈从文才会醉心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从自己熟谙的湘西世界中找寻扩充民族活力、接续中国的现代传统的质素。于是，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所能做的就是用文字去营构适应世界发展潮流而需要的未来中国形象。基于这种创作的自觉，他坦言：“我却只想就较小区域来写点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并鼓励他们来坚定信心，在毁败的瓦砾堆上，齐心将国家在一个新计划中重造。”76

在“国家—国民”的观念体系中，“新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中国人谋求新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广阔的话语空间。文学通过独特的言说方式，提供了关于自我的一套信仰、表征系统及象征资源，通过一定的“形象”表征，为言说现代民族国家提供可供阅读与传播的思想载体。刘禾曾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称为“民族国家文学”77。不言而喻，在中国现代性危机笼罩的年月里，民族国家话语是当时最为主导的话语，作家无法从时代的大潮中抽身而出，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就自然与民族国家的确立、建制联系在一起。与晚清民初的乌托邦小说不同的是，中国新文学超越了抽象化、宣言式的“未来”书写，将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将“人”与“国家”“民族”并举，开启了文学现代性的全新时代。在现代小说史上，乡土文学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乡土小说，又因“乡土中国”的“乡村世界太过古老，苔痕斑驳，本身已具有‘寓言品性’”78。在一篇文章中，沈从文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79在这里，“希腊小庙”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蕴的“能指”，其“所指”是生命自然舒展不受压抑束缚的古代希腊。古希腊时代是人类天性得以最自由自然发展的，以自然、健康、力量、美为崇尚的时代，是人类生命正常发展的童年时代，古希腊人是人类最正常发展的“儿童”80。这里的“儿童”是生命体早期的形态，充满自然，具有成人难以比拟的可塑性和成长性。它因而也成为很多知识分子想象民族国家的主要对象。

沈从文不仅肯定文学的价值功用，而且也希望文学对于改造社会、滋养人心起到真正的作用。他希望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81。应该说，沈从文是带着“五四”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走上文学道路的，但随着其生活经验的加深，他发现启蒙所确立的理性和进步逻辑并没有使中国朝着现代化的路径向前发展，相反，纯洁善良的人心在世俗的大潮中逐渐被异化。这种建构在对“五四”新文学反思之上的文学观念使得沈从文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不离弃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关联，在理解“人”和“国”的问题上注入了更为贴近现实和向未来凝眸的眼光。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改造运动”的迫切性远远大于“解放运动”。如果说“五四”启蒙运动的重心在于“立人”，在于将“人”从“非人”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那么沈从文所思考的是哪样的人才具备解放他人和自我的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所作的努力依然集中在“人”这一内核上，只是其关注的视角和所运用的方式与其他作家并不相同罢了。

在反思“五四”新文学的过程中，沈从文充分肯定“五四人”的“天真”与“勇敢”，但他也意识到“商品竞买”与“政治争宠”是制导文学主体性的最大的要素，一旦文学深陷这两者所设置的话语藩篱中，其必然丧失对于社会的批判力，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将极大折损。正是基于这种意识，沈从文没有机械式地对社会现实进行描摹，也没有摒弃文学的严肃性、思想性的本体诉求，转而关注那些没有被社会化的“前现代”的生命图景。借此，继续彰显新文学的价值功用，同时提升文学主体性，是沈从文文学观念的重要基石：“学术的庄严是求真知和自由批评与探讨精神的广泛应用，这也就恰恰是伟大文学作品产生的必要的条件。”82

正是有了现代中国进程的烛照，才呈现出沈从文拷问“人”及“国”思想的深度。为了凸显“乡土中国”的常态与变状，沈从文将人幻化为乡土世界中的一个小圈、一个小点。他说：“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显，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中，听其全部消失于自然中。”83以自然统领人的行为并非沈从文的真正意图，有意建构融合人与自然遇合、分离的图景来审思民族国家何以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