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观念
洛克的“观念”是作为物质对象的简单的摹本而开始的。这些对象，在经济学里，是商品和个人。然后，由于一种被动的观念的组合，较为复杂的有关实体、关系和样态的观念成为观念的“集合体”。这是两百年来经济理论的概念。
可是，如果心灵本身是一种活动单位，它就实际上创造自己的观念。观念不是现实的摹本——它是一种有用的想象，我们从而取得生活或者取得财富。既然谋取生活也被化成一些活动单位，那就需要一种比较复杂的观念的分类。
我们将竭力保持以上所作的对洛克的“观念”和“意义”的区别，不仅是字眼上的而且是观念上的区别。观念是我们用来从事研究的理智的工具。我们将改造人们所熟悉的一些观念的体系，使它们适合我们的题材。这种题材就是人类通过合作、冲突，以及那控制、解放和扩张个人行动的“业务规则”，在生产和取得财富中的交易。这些外界的活动最初接触到我们的时候仅仅作为感觉，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它们是由我们身体外面发生的变化所引起，还是由身体里面发生的变化所引起。等到认为内部的感觉是由外界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我们就称它为“感知”。感知是我们给予感觉的意义。
可是，到这个程度为止，我们还没有超过牲畜或婴儿。下一步是取得语言，我们用语言把我们的知觉对象叫做“狄克”或“爸爸”，然后按照相同点、相异点和数量将它们分类。
就我们的需要来说，有五种相同点和相异点，自成一个体系，从洛克的“简单观念”（这是知觉对象）直到他的最复杂的观念。可是我们不用他的“实体、关系和样态”那种复杂的观念，而创立五种心理的研究工具，从简单观念到具有高度复杂性的观念。
最简单的观念（或者工具）是一种“概念”，从“属性的相同点”产生出来的概念，例如“人”、“马”、“使用价值”、“稀少性价值”。
较为复杂的是“原则”，这里我们指的是一种假定的“行动的相同点”。概念不包含时间的成分，而对于一个原则的观念，时间过程却是不可缺少的。从这种原则的观念里推论出许多特殊问题，例如法则、因、果、目的。所谓“供求法则”并不是一种法则；它是稀少性原则的一个特殊问题，而且，因为原则含有时间关系，它是一种“因、果或目的的相同性”。例如，稀少性的原则可能是活动的一种原因、或是活动的一种结果、或是活动者所意图和一种目的。所有我们也许能把政治经济学的所谓“法则”归纳进去的其他原则，都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一种因、果或目的，例如效率、未来性、集体行动的运行法则，以及限制的因素，控制了这种限制的因素就能控制那些补充的因素。 [121]
各种科学都想要把它的复杂的活动归纳成最简单和最普遍的原则。如果我们也给政治经济学做这种工作，把它和物理的及生物的科学区别开来，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部门，那么最简单的并且因此是最普通的因、果或目的的相同性就是“愿意”。“愿意”不是“意志”，也不是洛克的“实体”，或者“存在”，或者“力”——它只是一种假定的因、果或目的的相同性，从对人类行为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
然而，因为“愿意”的意义包括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那道很可争论并且也许无法跳过的鸿沟，我们将效法奥格登的“两种语言的假设”，他用这种说法在类似的情形下从生理学跳到心理学。 [122] 奥格登会用两种语言陈述同一件事。例如，“记忆”是心理学的语言，而“保持力”是相应的生理学的语言。这两种语言的手段并不解决洛克和现代“行为主义者”的关于无意识的生理学怎样变成有意识的心理学那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可是它使奥格登能够从一面转移到另一面，适应了需要，而不至于使他自己对任何一种说法负起无可挽回的责任。
在“愿意”的经济学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种两种语言的假设；我们需要一种包含心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三种语言的假设；实际上，需要一种四种语言的假设，如果我们肯像奥格登那样，容纳生理学上的行为主义者。 [123] 我们研究疲劳和推销术时需要生理学。我们关于“愿意”的四种语言的假设是心理学、法学、经济学和生理学。在心理学方面，那是观念、意义和评价；在经济学方面，那是评价、选择、行动和预测，这构成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经济量：在法学方面，那是习俗、政治、习惯法和成文法的集体行动，它控制、解放或扩张交易或机构；在生理学方面，那是腺、分泌物、神经，它们使身体继续活动或停止活动。
这种关于意志的四种语言的假设，将承认洛克把观念作为一个内部世界模仿一个外部世界，因而注入各种科学的二元论和怀疑主义；可是它超越了他的二元论，由于把他的“观念”这个名词理解为四重性的活动——解释意义、评价、选择以及服从或不服从习俗和法律的社会规则。
“愿意”的这四种语言的假设，在“将来时间”的意义上获得统一。未来性同时含有心理学方面的预期，经济学说上的一种可以计量的数值、法律上的未来的实现，以及诱因和制裁所引起的生理学上的分泌的反应。
因此“愿意”成为一种因、果或目的的普遍原则，适用于某种样态的行动，决定于人们因为预期的事件而对一些语词和事件所作的解释；一种动态，决定于在那些预期事件的人们心里所引起的对于相对重要性的感觉；一种动态，受到我们称为制度的那种集体行动的约束、解放和扩张。那行动本身是人们根据这种解释、评价和限制而反复进行的交易。因此，“愿意”的意义是那分不开的解释意义、评价、交易和管理的活动，这里面“解释意义”是半理智的语言；“评价”主要是感情的语言；“交易”是经济的语言；而伦理、法律和财产是集体的或制度的语言中的运行法则。
这四种语言的假设使我们能避免在形而上学的困难问题上采取肯定的立场，同时却可以容纳非物质的东西——就是，和交易以及“运行中的机构”分不开的预期。我们用“未来性”替代形而上学。
它又使我们可以区别（我们将反复地区别）一切思想过程中必然会有的“类比”的两种意义，同时却利用一切语言里到处都有的那种辞义适当的类比，而不采用不熟悉的语词和符号，像自然科学可以做的那样。因为类比不过是发现相同点的方法。正确的类比是真正的相同点。经济思想史上曾发生似是而非的类比，由于把根据自然科学推论出来的意义转移到经济学上，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洛克从牛顿的天文学和光学、或者从比较晚近的有机体的生物科学、或者甚至从人类意志本身作出的种种推论。这些似是而非的类比往往用这一类名词来表示，诸如“实体化”、“物质化”、“物化”、“给予生气”、“人格化”、“使永久化”、“万物有灵论”、“物质主义” [124] 。
错误的类比可以总结为机械论、有机体论和人格化这三种，因为它们错在把物理学、生理学或个人心理学里用得适当的观念转移到经济学里。这种观念，我们认为可以避免，可以用“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这两种观念来替代，并且认识到我们在说到它们的时候，是运用心理学、法学、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四种语言，来表示同一行为的四方面。这“运行中的机构”和“交易”对经济学的关系，就等于怀特海的“有机组织”和“事象”对于物理学 [125] ，或者生理学家的“有机体”和“新陈代谢”对于生物学，或者形态心理学上的整个人格对于意志的个别行为 [126] 。凡是有这种从机械论、有机体论或者个人心理学里移植过来的意义潜入的地方，我们认为结果所产生的那种理智的工具不适合于经济的研究，虽然由于语言的贫乏，我们往往不得不使用它们，作为一种可以容许的生动的类比。
比原则还要复杂的是“公式”，由心灵构想出来，用以研究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在研究虚线和虚数的纯正数学里达到惊人的成功。我们构成的其他心理的公式是：买户和卖户对他们所参加的一件交易的关系；买卖的交易本身对那运行中的机构（它们是这个机构的组成部分）的关系；个人对社会的关系，公民对国家的关系；等等说不尽的各式各样的关系。无论那公式怎么简单或复杂，它总是人们心里所想象的一种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韦伯，在桑巴特之前但是在里克特之后，创立了一种类似公式的东西，他称为“理想的类型”。它的目的是消除主观的因素，提供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式，包括研究和了解一切社会事实的关系所必需的东西。因此，他们的理想的类型不包含是非的关系。可是，即使如此，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什么是必需的东西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于各种东西所占的重要性彼此看法不同，像克朗诺和谢耳廷指出的那样。因此韦伯创造了“资本主义精神”或者“手工业精神”的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的类型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事实和它不符，他并不将那理想的类型加以改变，使它符合事实，而是以后再把事实作为“阻力”来谈，虽然阻力和类型完全同样的重要。可是，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公式避免了这些困难，因为它是从实际行为而不是从各别的感觉或“精神”出发的。没有必要去找一种内在的精神的原则，来解释行为的相同点。这种原则本身是客观的，如果从一个机构的“业务规则”里产生出来。 [127]
最复杂的观念是一种“社会哲学”，通常说起来总是加上“主义”这两个字，例如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土地均分主义、工会主义的哲学等等。我们用“社会哲学”的地方，欧洲经济学家用“意识形态”。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理智的。它没有感情、活动或发生效果的力量。可是，一种社会哲学有两个主要的关系点——它以有关人类天性的伦理感情为基础，在未来树立一个所希望的目标。这里显得主要的是一种目的的相同性，使一切概念、原则和公式的意义都居于次要，服从于目的。这种哲学并不总是一个明确的观念。它通常是半意识的。如果一个人着手来证明一件事或者一个问题，他怎样能选择那些足以作为证明的事实，真是不容易。其实正是我们的社会哲学不知不觉地给我们选择我们的事实和解释。然而，一种社会哲学，为了研究的目的，只是一种复合的观念，它“没有固定的自然界里的对象”，像洛克说公道、法律或上帝那样，而是可以从一切其他观念里推断出来的。
我们的“观念”的意思有些像霍布生给科学下的定义，作为一种“配合感知的概念的组织” [128] 。然而又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他们本身有他们自己的“概念的组织”。因此经济科学家有两种“概念的组织，”一种是他自己的，他用来构成他的科学，另一种是他的研究对象——人的，他们构成他们自己的“概念的组织”，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
这样，我们在心里一再地构思，用一种我们叫做“理论化”的程序，创立五种心理的工具供研究和了解之用，总括在一起，我们叫它们“观念”和观念的“意义”。观念，作为意义来了解，是感知、概念、原则、公式和社会哲学。它们是分不开的，并且因为它们互相依赖，我们又创立一个第六种观念，叫做“学说”。
更恰当地来说，学说是理论化的活动的过程，理论化是一种思想的方法。各种不同的理论化的方法对经济学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哲学家黑格尔把它说成主题、对照和综合。主题是一种最初的主张，对照是它的反面，综合是在较大的规模下二者的调和。这个公式黑格尔运用在日耳曼民族政治进化中所体现的“世界精神”的进化上；后来又经马克思运用在社会的物质进化上，普鲁东运用在效率和稀少性的经济矛盾上。一种心理的公式被说成了客观的存在。 [129]
后来，既然外部世界的进化显然是公式的一部分，思想的程序于是被说成分析、溯源和综合。分析是分类的程序，我们用它来比较和区别异同，从而能够把题材分解分概念、原则、公式和哲学。溯源是分析所有的因素中不断发生的变化，就是达尔文的所谓“天择”。综合是分析和溯源合成一种关于部分对整个的时刻变化的关系的公式。这样，通过分析，我们分类、一再细分，并且解释各种价值的概念或者效率和稀少性的原则的意义。通过溯源，我们说明价格方面的变动、或者早先的习俗变成许许多多现代习俗的经过、或是从石器时代到无线电时代各种发明的演变。通过综合，我们把时刻变化的个别部分结合成一个时刻变化的整体。
这种关于世界上经济事实的思想公式的产生，结果引起十九世纪晚期“静态论”和“动态论”的区别，这是从早期的自然科学里承受过来的。如果我们考察那些采用所谓“静态的”思想方法的经济学家的工作，我们就发现他们的方法是假定除了它的变动正在被研究的那一项因素以外，一切其他因素都固定不变。这种方法在实验室的科学里是可以实行的，而且结果已经在那些科学方面有了重大的发现，因为——由于用巧妙的设备——可以把所要研究的一项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都保持得固定不变，而全部被研究的对象不提出抗议，也不作个别的或集体的抗拒。可是，在经济科学里被研究的对象是活的人，他们个别地和集体地在行动，他们不容许进行那种实验室的试验。所以，静态的分析只能是一种心理的假设，它的基础仅仅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不可能把任何人弄得真正地不变，以便进行对理论的试验。
在早期经济学家著述的时候，还没有研究一个变化复杂的问题所必需的统计或数学理论。实际上，这种统计和数学理论直到战后的研究工作中才比较容易获得，特别在美国是这样。所有的因素同时在变化，并且分化为微小的因素，它们也在变化，和一切其他因素发生连带的关系。复合变化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许多国家里的数理经济学家努力工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对时刻变化的个别部分和时刻变化的整体之间可以量度的关系，作出一种综合的结论。
可是，这里在“动态”这个名词的意义上产生了一种区别。我们辨别为“复合的变化”和“复合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科学里，因果关系完全不讲，因为被研究的对象没有自己的意志。数理经济学家必须想法同样地处理经济科学，丢开因果关系不谈。因、果和目的的观念完全是人类的发明；它们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意志要通过个人和集体行动来控制和征服一切其他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因素，或者抗拒这种控制和征服。老派经济学家假定利益协调，想借此把所有这些人类的因素作为“阻力”完全排除出去——像数理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复合变化的理论里所做的那样。可是，必须到人们创立一种行动中的人类意志的理论，能适合人类这些主观的、不可解的、热烈的和打仗似的活动以后，才能说整个政治经济学被变成一种可以实行的经济科学。
这一点我们想要用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的公式来做到。人类创立部分对整体的关系的公式，想要发现什么是限制的因素，对这种因素取得关键的控制，就会在其他因素方面产生变化。在这里因、果和目的的观念发生；物理学上的复合变化的理论变成经济学上一种复合因果关系的理论。
虽然“综合”这个名词可以用在这种程序上，但是还需要一个更精确的名词。韦伯给它“了解”这个名称。埃克利给它“洞察”这个名称。我们依据埃克利的说法，把思想的方法归结为分析、溯源和洞察。
“洞察”的意义自会明白，如果我们考查五十年前经济学家关于“演绎的”和“归纳的”研究方法的争论。演绎法似乎就是三段论法，有大前提和小前提，从而产生一个必然的结论。例如，人是会死的——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必然的结论。
然而，如埃克利所说 [130]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的这一个特殊的苏格拉底是否会死在外科医生的手里，以及什么时候会死。这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大前提，其中有些让我们希望他将活下去，另外有些叫我们担心他将要死。这里我们所需要的是洞察。
在经济学里就是这样。我们在研究那大前提本身，想要看出是不是在这里和这个时候他们能被控制。“供求法则”，或者我们应该说“稀少性原则”，是必然的，丝毫不差，并且像死或引力定律一样，不能避免。可是，我们所要的是控制死、引力和供求（假如我们能做到的话），或是弄清楚是谁控制了这些。假如我把一个人从十层楼上的窗子里丢出去，使他丧命的是我呢还是引力定律？如果一家大公司卖出同样货品或服务，向有些顾客取了高价，而向他们的竞争者取了低价，那些高价的顾客是“供求法则”使他们破产的呢，还是由于那公司不公平地运用了稀少性的原则？我们需要的是洞察。
因此“归纳”这个名词，或者归纳的研究方法（也含有演绎），有两种意义。归纳也许是一些作为小前提的例证的集合，这些例证合在一起的时候仅仅是重述那大前提。这样，我们就是用循环论法在论证。或者，像埃克利所说的，归纳也许是一种新的“洞察”，深入地认识到大小前提的复杂性，所有的前提必须按照那特殊的情况以及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后果，加以权衡。
这种“归纳”是埃克利用来替代“综合”的东西。综合不仅是演绎和归纳——它是洞察一个变动的和永远有新发现的世界里整个局面的限制的和补充的部分之间的关系。它是明悟、了解以及对事物的合宜性的一种“情绪的意识”。当它成为行动的时候，就是关键。重大的和新颖的洞察曾在经济思想的进展上留下痕迹。我们根据以往经济学家的学说推论我们现在的学说，他们每一位都贡献了一种以前没有或是不明确的新的洞察或见识。老的关于演绎和归纳的争论，在努力获取“洞察和了解”的伟大运动中消失了。发展的程序永远不会完。更多的洞察和见识大有用武之地。旧的见识在它们的时间和地点曾经是了不起的和重要的——人们决不应该忘记或是一笔勾销。新的见识是需要的，可是它们也需要旧的见识的帮助，因为“世界的经济困境” [131] 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使人为难，然而类似的困境在过去也曾有过。
因此，一个理论，按照我们对这个名词的用法来说，是一种包括“分析、溯源和洞察”的复合活动，由心灵主动地创立起来，以便了解、预测和控制未来。“理论”，或者“理论的”，这种字眼，往往被一个注重实际的人用作一种谴责的语词，他自命是只讲“事实”。他对“哲学”这个字眼通常不像这样地反对。研究者不应该问他的“理论”是什么，而应该问他的“哲学”是什么。他用这个名词的意思，没有疑问，是指洞察和了解。可是，当那注重实际的人预测货价将要上涨，因而尽量多买进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理论家。若是货价不涨而且下落，他因此破产，那不是因为他注重实际，而是因为他的理论错误。他没有分析所有的事实；没有考虑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没有把分析和溯源结合为一种正确的洞察，从而看到在变化中的许多复合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没有用一种正确的理论指导他的实践。他是一个很差的理论家。所以，理论这个名词意味着一种正确或不正确的对限制的和补充的因素的洞察。它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预测。如果是正确的，就是一种会适合所需要一切未来事实的见识。如果不正确，那就完全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
然而，“理论”这个名词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纯理论”，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实用的理论”，就是皮亚斯所说的“科学”的意义。 [132] 经济学家可以区别为“纯理论者”，如果他们的论证只是根据任何一种他们采取的假定来进行和欣赏，而不管他们的理论在实验时是不是行得通；或者可以区别为“科学的理论者”，如果他们顾到他们的理论的实际价值，适用于了解、实验、尝试、指导他们自己和其他参加活动者的未来的事情。纯理论总是必须从假设出发，就是从认为是对的一种普遍的原则出发。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用逻辑的方法引申理论。
所有的科学都作这种区别。数学可以说明这一点。纯正数学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公式”。这种公式是用数字的语言在心里构成的。任何一种前后一贯的方法，能根据一种假设把一些数字结合起来的，就是一个正确的公式，有时候可能有用。欧几里得认为他的假设或原理是自明的，因此产生一种肯定的推论说，经过某一点不能作出两条平行的线。他把假设和外界的现实混淆起来了。可是，洛巴切夫斯基于1829年由于一种新的洞察，作出一项同样不矛盾的公式，证明经过一点可以作两条和某一直线平行的线。两者都是纯理论，可是它们从不同的假设出发；欧几里得从平面和静止的点出发，而洛巴切夫斯基，或是他的后继者，从动的空间和相对的时间出发。每一种理论本身都是前后一贯的，因为根据各人从而出发的假设，结果都正确。在洛巴切夫斯基以后七十五年，爱因斯坦利用这一段时期中数学家所作的修改，把从来没有用的公式运用于在宇宙间疾速运动的光点，代替那种假设的在地球上固定不动的点；据说他曾经说过，他的发现是由于对每一种假设都提出疑问。后来，实验证明了那公式对于一种新的事实的秩序是有用的。这是实用主义理论的一个例子，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论，我们叫它科学。 [133]
在经济学里也是同样的情况。每一种经济思想的学派，从它自己假设的若干事实或原理中加以推断，都贡献了一些纯粹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最后可以产生概念、原则、公式和社会哲学，作为思想的工具，从事于建立理论、研究、发明、实验、计划和行动。
可是，经济学里的纯理论不能看作和自然科学里的纯理论完全相同，因为自然物质没有目的、意志、权利或利益。经济学家本身就是他这门科学的有目的的对象的一部分。这一点也许不会显现出来，除非他被一种危机逼迫，必须在冲突的利益之间作一种选择；这时候也许发现他的纯理论里面含有那指挥他的决定的种种假设。
以上是纯粹观念的一种分类，按照它们的“主观的”意义，分为感知、概念、原则、公式、哲学和理论。观念也可以按照“客观属性”的相同点来分类，例如，使用价值、稀少性价值、人性的或伦理的价值。或者，它们又可以按照“社会关系”的相同点来分类。我们将要应用的主要的几种是买卖的、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习俗以及统治权。
这三种分类的原则，我们可以称为“概念”的分类，有时候叫做“静力学”，这里面不发生时间和因果关系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作活动单位，有时候由于比拟较老的物理学，叫做“动力学”，那就需要一种按时间顺序、从因果关系或目的来分的观念的分类。这种分类是按照因、果、目的或者所谓“法则”的相同点，但是这所谓“法则”我们叫做“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归结为稀少性、效率、未来性、业务规则和关键因素那五种相同点。为了便于参考，我们把这种观念的分类法列表如下。必须注意，这些观念实际上并不真正分得开。它们不过是思想的工具，为了适合研究的目的，必须把它们相当地结合起来：
观念的分类
Ⅰ 按思想工具的相同点
1.感知（感觉的意义）
2.概念（观念、属性、关系的相同点）
3.原则（因、果、目的的相同点）
4.公式（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5.社会哲学（人类天性和终极目标）
6.理论（洞察、实验）
Ⅱ 按客观属性（概念）的相同点
1.使用价值（文明价值）
2.稀少性价值（需求和供给）
3.未来价值（现在的折扣价值）
4.人性价值（善和恶）
Ⅲ 按社会关系（概念）的相同点
1.买卖的交易
2.管理的交易
3.限额的交易
4.习俗（法律以外的）
5.统治权（法律的控制）
Ⅳ 按因、果或目的（原则）的相同点
1.稀少性（买卖）
2.效率（管理）
3.未来性（预测、等待、冒险、计划）
4.业务规则（限额、“运行中的机构”、习俗、统治权）
5.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意志的控制）
最后，主要的观念是“不断的变化”，是两世纪以来所造成的根本区别，从洛克的观念变化到二十世纪的观念。这是从以“物体”为研究对象过渡到以“活动”为研究对象。物本有属性和关系，可是，人类的活动有因、果、目的、关键的和辅助的因素。我们不仅仅研究属性和关系，我们也研究活动。我们不研究个人和物质的东西，而研究交易关系和运行中的机构。我们不用洛克的概念、实体、关系和样态，而创立希望的和不希望的预期的原则、公式和哲学。
以上的观念的分类，我们认为在下文中颇为有用，现在可以拿它和别的说法比较，扼要地讲一讲：
首先是，从洛克传到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经济思想的那种一个被动的心灵反映外部世界的观念。这种观念，直到达尔文创立了他的生存竞争学说以后很久，才让位给新的观念，认为一个主动的心灵构成它自己的观念，为了进行研究和洞察事物。观念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用来征服自然，以及在竞争中战胜其他的人。晚近心理学里采用的“意义”和“评价”，把以往那种纯粹理智的哲学和逻辑的观念，跟那在利益冲突中维持生存和优胜权的情绪与活动结合起来。
可是，生存不仅是个人的生存——而是集体的生存。这一事实，虽然人们很明白，但是在经济学里，直到从奥古斯特·孔德开始的社会学的兴起以及晚近由罗斯加以修正和总结后 [134] ，才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这种社会心理遍及全部人口，而我们的“社会哲学”只限于那运用他们的公民权利从事于“谋利的职业”的四千八百万人。社会心理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谓集体行动的意思，这种集体行动通过一切集体行动所需要的“业务规则”控制着个人行动。
个人主义心理学，就有关我们的研究的范围来说，有三种形式：两世纪的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晚近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形态”心理学。
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可以认为就是“净所得”经济学。个人被说成是收入一种“净所得”，它的数量决定于他支出的工作或钱和他收入的快乐或钱之间的差额。这使得个人被孤立起来，隐蔽了利益的冲突。可是，我们的交易的经济学始终是所有权的转移。这种移转总是创造两种债务，“履行”的债务和“偿付”的债务。这是总收入和总支出，不是个人的净所得。一个人的总支出和交易中对方的一个人或若干人的总收入完全相等，引起利益冲突的是这种“支出—收入”的大小。每一件交易中有两种所有权的移转，一种物质的东西或服务的所有权的移转，和另一种“东西”——偿付的诺言——的移转。交易造成两种债务。假如我们不是从那造成债务的活动开始的话，它就可以叫做一种债务经济，由集体行动加以执行。这就可能讲到一种交易的或谈判的心理，这种心理本身是社会心理，它引起双重的所有权移转和双重的债务的造成。
这种谈判的心理按照三种不同的交易采取三种不同的形式：在买卖的交易里是劝说、压迫或强迫的心理；在管理的交易里是命令和服从的心理；在限额的交易里是恳求和争论的心理。
这是一种行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因此就需要和个人主义的行为心理学分别清楚，个人主义行为心理学家完全摒弃观念，认为
观念只是主观的和不能量度的，他们的心理的基础是腺、肌肉、神经和血液循环等等。谈判的心理学绝对是一种关于观念、意义和习惯的计量单位的心理学。
谈判心理学比较接近“完形”心理学，然而后者显然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心理学，有关个人从婴儿时期起的心理的成长。相同的地方在于形态心理学是一种“部分—整体”的心理学，这里面每一件特殊行为都和个人一切行为的整个配置有关。可是，我们在研究这种“部分—整体”关系的社会含义中用作工具的心理概念是一种“公式”。正是由于构成一个公式，经济或社会研究者学会了那最好的调查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一种建设性的、当面商谈的方法 [135] 。
奥古斯特·孔德，社会学的创始人，把理论化的方法分为三个历史进化阶段，称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阶段 [136] 。我们研究从洛克到今天的经济学家，因而得到类似的三个阶段，我们称为“人格化”、“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阶段。
在人格化的阶段，实际上需要两个阶段，才能配合孔德的分类。第一是“迷信”阶段，或者假设一些任意主宰一切的意志，可以比拟人类的意志，支配着人类的事情。这是孔德的“神学”阶段，人类学家称为“万物有灵论”。第二是“理性”阶段，或是孔德的“形而上学的”阶段，这个阶段假设有一种非任意主宰的而是仁慈的、合理的意志，支配着人类的事情；这个阶段由洛克、魁奈、斯密以及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许多经济理论和法律理论给说明了。
在下一个唯物主义阶段里——这是一种非仁慈的形而上学，由李嘉图、马克思和供求理论者给说明了——人们又用类比法发现了原因在于某些预先假定的“势力”或“法则”，或是在于一种机械的自然物质的“平衡”，这种平衡，在一个假设会有一定结果的世界里，不受人类意志的影响，而自起作用。然而，往往难于决定这种形而上学的经济学家究竟是仁慈的理性主义者还是非仁慈的唯物主义者。
孔德的“实证”阶段还保有一些人格化、形而上学和宿命论的成分。我们的篇幅有限，不能在这一方面多加发挥，可是，由于观察经济学家和实行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互相矛盾的情况，尤其大战以后情况，我们的第三阶段是不断的研究和实验的阶段，我们用皮亚斯的名词，叫它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阶段，我们又回到一个变化不定的世界，没有宿命论或形而上学，不管是仁慈的或是非仁慈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本身和我们周围的世界经常在一种时刻变化的利益冲突中。像洛克那样，我们研究我们自己的心灵和周围的世界在人类的社会里怎样行为，人类的未来大家坦率地承认是不能预料的，但是，可以用洞察的眼光和集体行动，加以相当的控制。
我们认为这是制度经济学的问题。制度经济学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向来显然附带地包括在一切经济理论里。所以，它往往似乎很肤浅，因为它是那么平常和熟悉。可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需要研究，而且最难研究。一切科学的整个历程曾经是从最遥远的对象——甚至在数以千计的光年以外——到最亲近的，我们自己的行动中的意志。科学的进展不仅是从简单的到复杂的，而且是从遥远的到平常的。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