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藏语研究的四个“困惑”

1.怎样正确估计和认识汉藏语的复杂性

汉藏语的情况非常复杂，但其复杂性究竟有多大还要等待我们去逐渐认识。这是汉藏语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认识。因为，恰如其分地估计汉藏语研究的复杂性，充分认识其难点，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好汉藏语研究。如果对其复杂性估计不足，就会操之过急、简单化，也就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汉藏语研究是在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带动和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印欧比较语言学1816年在欧洲出现后，大约只经过六七十年就弄清了印欧语中一些重要语言的语音对应关系，构拟了古印欧语母语，并证明了起先提出的印欧语的假设是客观存在，从而建立了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印欧语语言学”，并为各国语言学家所认可。但汉藏语的比较研究自19世纪初“汉藏语有同源关系”被提出后，至今已100多年，虽然经过无数学者呕心沥血的探讨，但“汉藏语同源假设”仍未得到科学的证明。

一些有成就的汉藏语语言学家经过艰苦的探索，都发觉到其复杂性。如：1988年罗杰瑞教授（Jerry Norman）出版的《汉语概说》（Chinese）一书中提到“汉藏语的比较研究还很差。汉语和藏缅语的语音对应还没有搞得很详细，只有完成了这项工作，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才能真正起步”。还指出：“要确立汉藏语之间更明确的亲属关系，唯一的路径，是辨认出更多的同源词。汉藏语的比较研究相对来说还属初级阶段，两组语言的语音对应规则，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确实可靠的同源词，还不能加以总的、全面的叙述。”^注112已故的著名汉藏语语言学家龚煌城教授也看到汉藏语研究的复杂性和难点。他说：“回顾汉藏语比较语言学从一八〇八年同源关系被指出，至一八八一年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出版，历经七十多年，却连第一步都没有踏出，反而必须回过头来从汉语古音的研究开始。”^注113孙宏开教授也认为，汉藏语系“这些语族内部的一致性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但语言集团（语族）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分化的年代十分久远，以致难以加以测算和确定，构拟他们的原始面貌更是难上加难”^注114。

汉藏语研究的进展非常不如印欧语那样称心如意，其原因何在？其中既有方法论问题，又有语言的复杂性问题，我认为主要在于语言的复杂性。亚洲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汉藏语语言，虽然貌似相近，但不易证明语族之间的同源关系。其中壮侗语、苗瑶语与汉语的同源关系，虽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但至今还未取得一致的观点。主要卡在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难以区分上，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藏缅语和汉语同源关系，虽然都一致认为有同源关系，但这只是“心照不宣”的认识，其实并未得到科学的证明。它们的关系没有得到像印欧语那样有足够的同源词例证，也就不能证明它们之间有同源关系。

我最近在做景颇语和汉语的词源比较，以为会比较顺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同样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证据不足，似是而非，同源关系仍是朦胧的。难点主要有二：一是同源词数量少，语音对应规律缺乏足够的例词来印证。有的语音对应条例只有一、两个例词，靠它确定语音对应缺乏力度。二是有部分词是同源关系还是借用关系难以区分。至于景颇语的系属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藏缅语族内部始终找不到与它特别相近的语言，孤零零的一个语言一个语支。在46届汉藏语会议上，马提索夫教授提出建立“库基·钦语支”的新观点，认为景颇语与钦语接近，不管最终结论是怎样，但对景颇语系属的研究是个重要的推进。

回头审视一下过去，我们对汉藏语研究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因而动手研究时往往想得比较简单，对付难点的思想准备不够，容易用一些既有的认识或定律去对付汉藏语。比如，汉藏语在语音的演变上，各有不同的泛化、类推、合音等现象，词缀的来源也存在不同的渠道，这些因素若不考虑进去都会影响古音构拟的准确性。汉藏语系语言的语音演变存在“同貌异源”的现象，如果对不同语言的同一现象不做深入的探源，就会出现简单的错判。比如，藏缅语中的许多语言都有松紧元音对立，从现状上看大同小异，但经过深入的比较，发现有几种不同的来源。其中属于彝语支的语言如彝、哈尼、傈僳、拉祜、怒等语言，松紧元音对立来自尾部的舒声韵和舒声韵的对立；而属于缅语支的载瓦、勒期、浪速、波拉等语言和景颇语，则来自头部的浊声母和清声母的对立。如此相近的亲属语言，同一语音特征分别来自“一头一尾”。至于白语的松紧元音，至今未能弄清其历史来源。

汉藏语的复杂性究竟是什么，有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人类语言的共性，哪些是汉藏语的个性，都需要认真理一理。比如，汉藏语分化有哪些特点，其语言接触关系究竟有哪些类型，语言结构演化有哪些模式，内源的演变与外源的输入存在哪些共谐规律，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