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战歌：1938—1949
提要： 战争是中国20世纪上半期命运的关键词之一，对促成这一时期学者民本思想的成熟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以中国民俗学先师钟敬文先生为对象，通过整理他在1938—1949年间的主要活动和学术论述，提出由于主观上积极接受战争引发的思想触动，钟先生认为教育民众的基础是体认他们的文艺；强调民众生活与民间文艺之间的密切联系；提出搜集和整理民间文艺的工作原则、方法和步骤等观点，标志着其民俗学“民本”思想特色的形成，即以民间文艺研究为重心，强调密切联系民众生活实践。
关键词： 钟敬文中国民俗学史（1938—1949）民本思想
20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前半期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后半期是创建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在这百年巨变里，中国学者以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投身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围绕着树立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世纪主题，形成并实践着自己的理想。钟敬文无疑是其中卓越的一位，他的一生正好跨越了这一个世纪，他倾毕生心血创建中国民俗学的历史过程，展示了这位世纪之子、世纪学者、世纪老人与众不同，或者说一类独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民族精神创建，这就是以民众为本的精神。
民本作为一种思想在中国产生很早，但不同时代其内涵不同，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主体的诠释也不尽相同。走入20世纪的中国，伴随着帝制的推翻和“科学”“民主”社会的缔造，中国学者在其中也面临着转折，由国学向近代西学的转变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本土人文精神的重建。钟先生所选择和追求的，是继承和发扬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民本精神传统，在他所擅长且可以发挥作用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当中，实践对民众矢志不渝的关切，为“民本”思想在20世纪的继续做了一个精彩的注脚。
对钟敬文先生生平、创作和学术主张的总结包括自评和他评两种。钟先生是一位学者型文人，很注重反思自己创作和精神成长的轨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于五四给自己人格精神、学术思想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代表性文章是1989年的《“五四”——我的启蒙老师》注166和《“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注167。这两篇文章鲜明地反映出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在其中获得的精神养分如何转化为今后创建学科的学术思想。正是这一点让笔者想到，钟先生在1938年到1949年之间战争频仍的年代里，也有非凡的创作成果和学术活动，这些到底对于他今后的学术生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值得探究和思考。钟先生自己没有总结，后来的学者也只是特别关注他1980年代以后的学科建设主张，仅有方志勇在1984年发表的《钟敬文中期民间文学研究初探》注168一文，略有论及。这篇文章将钟先生的民间文艺学道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是20年代初到20年代末，中期是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前期，后期是4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个分期时间范围的划定标准不太明确，对于中期的评述也主要针对1930年代前期的几篇民间文艺学论文而言。笔者认为，除了学术以外，如何在战争当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反过来为学术研究注入动力，是这个时期不同于五四以及新中国时期值得梳理和总结的方面。另外，1938年以后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比如1938—1940年的《民间艺术的新展开》、1943年《诗与歌谣》《被闲却的民间艺术》、1948年的《谈〈王贵与李香香〉——从民谣角度的考察》以及1949年的《民间讽刺诗》，等等。如果把这些论文放在一个时代背景下，进行整体认识，多少可以从中找到战争年代学术思想成长的轨迹，思考学术和学科生命力的由来。
作为短篇，本文仅想窥豹一斑，通过梳理抗日战争，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钟先生的主要学术活动，深入讨论他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的形成和成熟。笔者认为，抗日战争对于成长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者而言，在促成其思想和精神的成型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批学者在当时正年富力强，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而时代所提出的又是这样一个关系民族危亡的重要命题，“不辱使命”的经历既是其精神的体现，更应视为磨难中的成长，并成为他们今后人生之路的精神财富，进而成为20世纪中国学者足以名垂青史的文化财富。
下面就结合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主要追述钟敬文先生在1938—1949年间的学术活动，分析并总结他的文学观和民间文学观当中强烈的民众意识的体现。
钟先生生于1903年，1918年北京大学兴起歌谣学运动时，他正就读于广东陆安师范，后继任小学教员。年青的他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时发表了许多新文艺的创作作品，并搜集和发表了不少民间歌谣和故事。1926年，受政局影响，北大的主要学者南下至广州，民俗学运动的中心随之迁到中山大学，并创办了《民俗》周刊。此时钟先生先在岭南大学就职，后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直接参加了民俗学会的活动，包括《民俗》周刊的编辑工作。1928年，由于校长的干涉，部分教员被迫离开中大前往杭州，他亦在列。1930年，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学会主办了《民俗》月刊和《民俗学集镌》等专门性的学术期刊或专刊，钟先生当时已是推动民俗学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民俗学的刊物基本都停刊，不再有北大、中大或杭州这样的学术阵地，而且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比较，显得更为零散和弱小；但是从重视民族或民众及其文化的角度来看，整个学术界在战争期间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对民间文学和民俗的认识。目前学术界按政治区域的不同，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民俗学活动区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两部分注169。钟先生的主要活动在国统区的桂林、广州和香港地区。
1936年钟先生从日本求学归来，这时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他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注170，并兼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文艺导师。在此期间，他积极从事刊物的编辑工作，为《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风俗文化专号》，刊行了两册《民间文化小丛书》。另外，他与同事合作举办了一次“民间图画展览会”，并编印了《民间图画展览特刊》。在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论文主要是针对民间文艺或民众文艺，包括《〈民间艺术专号〉序言》《中国民谣机能试论》注171《民众文艺之教育的意义》《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为民间图画展览会作》注172和《关于民间戏剧》注173等。这些论文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呼吁由仅仅关注故事和歌谣这类民间文艺体裁，扩大到对图画和戏剧等民间“造型艺术和混合艺术”的研究；第二，强调民间文艺的教育意义和效用。
但是这种专门的研究很快被战争打断，1937年8月，钟先生被迫逃往桂林，任教于从江苏迁至那里的无锡教育学院，自此开始他长达十一年的战争生涯。按照生活地域和工作内容的变迁，他在这期间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38年初到1940年，从桂林到广东的广州和曲江。
钟先生到达桂林后不久注174，即受好友邀请，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工作。名义上是视察专员，实际上是帮助第三组（宣传组）起草或修改对群众和敌军的宣传文字。1940年，四战区政治部由曲江转至柳州，他留在曲江绥靖公署工作，帮助编辑《新军》杂志。当年夏天受战区文化机关的委托，参加了文艺工作者对粤北战区军民抗战情形的考察。
从粤北回来后，他很快写了十几篇报告文学，主要是人物速写注175。战地报告文学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文章包括《到温泉去》《银盏坳》《残破的冬洞》《牛背脊》《抗日老英雄——肖阿彬——粤北战地杂记》《指挥刀与诗笔——陈师长印象》《黄肇堂军长印象记》和《石桥圹》等。关于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他在1947年自序粤北战事时事报告集《新绿集》时谈到，虽然时过境迁，但是这些文章反映了这是一个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其中包含着普遍的因素，值得纪念的内容注176。1979年他在《自传》中评价这些作品的艺术性时说：“这时期所写的散文，取材于现实的战斗生活和有关人物，思想情绪跟整个时代的气氛的调子比较融合……跟二十年代的散文对比起来，它颇呈现出另一种精神和面貌。”注177
他在这一时期的论文很少，但《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注178一篇却非常有意义。该文继续了他在抗战爆发前夕的“民间艺术之教育机能”的观念，提出在战争中艺术最急切和最重大的任务是宣传和教育民众，而民间艺术对于抗战所要建设的新社会和新文化责无旁贷。他还根据抗战时期文艺工作的实情，提出在大部分学术工作中止的时候，战争为民间艺术的搜集和探究提供了机遇。他指的是集中在大都市的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们散布到了乡村，可以从事搜访民间艺术的工作；偏僻地方所建的艺术及文艺研究团体，以及流动的艺术工作者团队，如漫画宣传队、演剧队和歌咏队，可以发挥集体探究民间艺术的力量；已经建立起的具有全国性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会和分会，可以成立专门研究民间艺术的部或委员会，使民间艺术的研究工作得到专门性的指导，具有组织性。他具体地提出了战时民间艺术研究的三个要项、三个步骤和两点注意注179。
三个要项简单归纳来说是一般的或个别的民间文艺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这些文艺形式和内容间的联系性；这些文艺在抗战、新中国成立期间教育民众的作用。三个步骤是搜集、整理和探究。两点注意是搜集中既要注意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完整性，也要注意同时记录产生或传播这类作品的社会背景。这些观点都体现和运用到了以后的学科理论创建当中，不过后来人们往往只评述这个认识本身的理论性和科学性，而没有注意到它另一个思想的源泉——抗战的实践。虽然战争让钟先生不得不暂时放下专门的研究工作，但是并没有中断他对如何研究民间文艺的思考。相反，从抗战的实践中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了民间文学与民众生活和社会的必然联系。钟先生常说自己是书斋型学者，可是在笔者看来这段经历恰恰是他非常特殊的一段田野工作。
第二个阶段是1941年初到1947年夏，任教于战时的中山大学。
1941年初，中山大学由云南澂江注180迁回粤北坪石，钟先生应聘到中文系任教，并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授。1944年末，由于日本军队大举进攻粤汉铁路，中大迁往连县；1945年秋，日本投降，中大迁回广州石牌的原校址。1947年夏，由于被国民党当局内定为“左倾思想”教授，钟先生遭学校非法解除职务。在中大期间，他主教“民间文学”“文学概论”和“诗歌概论”等课程，还编辑了《文艺集刊》和《民俗》季刊，并发表若干文艺短论和新旧体诗以及个别有关民间文艺的论文。
在他的文艺短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诗论注181。这些诗论大多是以格言的形式撰写成集注182，主要是1942年刊行的《诗心》注183，另外还有《诗的逻辑》《我与诗——〈脚印〉自序》和《诗与歌谣》等文。用简约的文句表达了他对于诗歌特征和意义的断片式认识。虽然表达是断片的形式，但如果细读后则会发现，这些零散的认识是成体系的。若从简单地划分为对诗的意义和形式两方面的认识来看，钟先生这一时期的诗论可以归纳为主张“真理的诗”和“素朴的诗”。“真理的诗”指的是他对于诗的意义的认识，他主张诗所抒写的是诗人心中的真理，是诗人带着好恶对世界的解释，是从现实真实中提炼出的诗的真实。“素朴的诗”注184指的是他对于诗的艺术形式的主张，除了对诗语的整体美、音乐性、暗示性和含蓄性等诗的纯形式特征的描述外，他还提出“技巧泯灭出真诗”。关于意义和形式的关系，他比较强调思想是深藏在文字底下的，技巧华丽的诗往往是思想空洞的诗；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诗人不是哲学家，不是伦理学家，诗人有诗人的语言。这些主张不同程度地融合了他对于下层民众文学的认识，表达真理和素朴的风格也是他所认同的民众诗作的优秀品质。关于这一点，他在1943年写的《诗与歌谣》中有所阐释注185。这篇论文不仅仅是比较文人的诗与民众歌谣间的区别和联系，更重要的是强调历来为正统学术所忽视或蔑视的歌谣的特殊意义。他提出：“歌谣是民众的产物。……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大都是壮健的、真挚的、现实的。因此，表现在他们的诗作上，就很少那些乏弱、虚伪的病态。对于世相，对于自然，对于人生的活动和遭遇，他们有着真实的见解和感触。在歌谣里，他们率直地歌咏了它。”“民众的一般诗作，跟他们的生活形式和精神态度相照应，跟他们的诗学传统和传递过程相关联，那形式上的主要特征，是质朴，是明快，是简练。”注186在这里，他强调的是民众歌谣的审美特质与其“生活形式”的密切关系。除了在论诗的风格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民间文学的意识以外，他还用“生活与诗的关系”来反观自己的创作。他在1942年的《〈诗心〉自序》中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在我关于诗的思索的结果中，显明地可以看出过去的影响，时代的影响。”在1943年的《我与诗——〈脚印〉自序》中说，诗“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力量”，“我要它（诗）成为对于现实的忠诚的感应，要它不迷失在美辞学家的泥坑里”。他认为，他的诗是“在这个大时代里一个诚实的知识人的声音”注187。
除了在诗论中涉及对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的认识以外，钟先生在这一时期论民间文学的专文依然较少，但也有一篇谈民间艺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文章，即1943年秋写的《被闲却的民间艺术》。他在这篇文章里继续提出应该重视民间艺术、加强对它的搜集和研究的观点，以及民间艺术在推行民众教育中的重要效用。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民间艺术是民众生活的艺术，是民众生活传承的艺术。他认为，在民间一般生活上，艺术是广泛而深入地存在着的；民众是与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民众的艺术里有他们的情思，要提高民众的生活和教养，就有必要先理解民众的生活、情思及固有艺术；民间艺术主要是传承的艺术，具有较高的人类艺术文化史意义。这与以往单纯提出民间艺术具有教育的意义，在认识上是有进步的。
第三个阶段是1947年夏到1949年春，赴香港达德学院任教。
1947年7月，钟先生前往位于香港九龙的达德学院文学系任教。除学校的工作外，他还任中国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常委和方言文学研究会会长的职务，主持相关工作。这段时期他主编了《方言文学》文集，并陆续写了一些关于一般文艺、民间文艺和方言文学的论文，以及回忆故人的散文。1949年春，他应邀回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文联全国候补委员和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后主要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他在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中有大量回忆故人的题材，比如《忆达夫先生》《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回忆彭湃同志》《人民的歌手——回忆冼星海同志》和《悼朱佩弦先生》等。虽然这些故人的生平各异，他与他们的交往经历也各不相同，但是在怀念的情感里，他却赞颂的是他们所共有的品质：对生活和艺术的认真，以及对民众和民众文化的热忱态度。这也是钟先生本人在经历战争十一年中，在精神上日渐成熟和深厚的品质。
由于环境的相对宽松，他在这一时期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民间文学的探究和组织相关的研究工作，具有代表性的是《谈〈王贵与李香香〉——从民谣角度的考察》注188《民间讽刺诗》注189和一系列有关方言文学研究的论述。
《王贵与李香香》是诗人李季发表于1946年的民谣体长篇叙事诗。此诗一发表，便被作为陕甘宁边区新文艺的优秀作品，受到许多推崇接近民众风格作品的评论家的好评。但是，大部分的评论都是从思想意义上肯定该作反映了新时代的、进步的人民意识，而钟先生则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全诗在艺术风格上的优长。他提出，从形式和创作技术上看，一方面李季巧妙地运用了现成的民谣，而且创作风格与自然民谣毕肖，表现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使用既大众化又文艺化的词汇、诗句谐美的音乐性所采用的是大众所熟悉和爱听的音乐；另一方面，在用语的选择和搭配上，既传统又有时代性，既新又通俗易懂。此外，他还指出了长诗的两个缺点：一是，有些事象或场面的描写比较零碎、支离，如果进行比较集中和连贯的描写，会增强诗的感人力量；二是，在运用民间形式上，缺少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总体上，他认为《王贵与李香香》的艺术成就高于以往的文人仿作民谣，甚至超过刘半农的《瓦釜集》。在这里，钟先生表现出他所擅长的文学作品细读分析法和他独具的诗歌审美能力，这使得他的结论虽然与其他评论家对这首长诗的颂扬是一致的，但在眼光上更具学理意义；另一方面，和一般文学评论家不同的是，他不仅熟悉文人文学，而且长期关注民间文学，因此，他在论述中相对更重视对诗作“民间风格”的发现和阐释。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他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层论认识，即以文人文学为代表的上层文化和以民间文学为代表的下层文化。他在评论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时，总是同时具有两类文化的角度，具有整体文化的视野，“是一种以‘下层文化’为重心的、寻求其对‘上层文化’的弥补或激活作用的、达成二者完满融汇的文化理论”注190。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对民间讽刺诗的简论方面。在《民间讽刺诗》中钟先生提出，讽刺诗是一种受制于时代和社会的诗歌艺术形式，中国有着讽刺诗作的传统，新文化运动中它并不盛行，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战事的发展，在东北、非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香港，讽刺诗流行。中国民间讽刺诗也有传统和新生的，这些诗的认识往往高于文人，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涉及国计民生的事象和人物，同时也真正地代表了公论舆情。他在此强调了知识分子通过民间文学和仿作民间文学接近民众和教育民众的职责。
除了研究论文以外，他还通过方言文学会和会刊《方言文学》，开展了华南一带的方言文学运动。从运动的主旨来看，它是五四以来所倡导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继续，目的是倡导真正的华南新文学作品创作。钟先生提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喊出“平民化”的口号，大革命时期又有理论家提出“文艺大众化”的主张，但是直至抗战，尤其是延安新文艺运动开始以后，出现了像赵树理、李季和柯蓝等作家的写民众和为民众的作品，“‘文学大众化’这个名词，才真正成为有骨有肉的东西”注191。但是，华南一般民众的语言与新文学运动所主张的平民的“国语”差别很大，因此，对于华南新文学运动来讲，要实现文艺的“大众化”，语言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才有了这场方言文学运动。运动的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搜集和整理以广东话为主的华南民间文学作品，二是号召知识分子创作以广东话为语言基础的文学作品。钟先生在这场运动中重申了他有关发挥民间文艺的教育效用的观点，另外还就搜集和整理工作的理论准备和方法做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虽然是对于文艺的搜集，但由于民间文艺的特殊性，因此需要搜集者具备更丰富的基本知识，如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史和民间文艺学等，“这些对于工作者的理解力和注意力都会有帮助的”注192。其次还要有专门的技术，如记音法和记谱法，要懂得忠实记录的原则。对于整理工作来讲，如何对材料进行既合逻辑又合实际的分类、如何进行必要的语词注释和背景说明，这些都是重要的技术问题。钟先生所领导的华南方言文学运动是自觉地以五四以来的全国文艺大众化运动为背景，它是一次以民间文学为重心的华南新文艺建设，其中对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理论和方法的意见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一位学者曾这样评价钟先生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关系，他说：“谈起中国现代民俗学就必然要提到钟敬文，说到钟敬文就必然会想起中国现代民俗学，中国现代民俗学和钟敬文是一对孪生兄弟。”注193的确，无论从个体生命还是学术经历来讲，钟先生的一生都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在北大歌谣学运动和中大民俗学活动期间，钟先生是一个向往新文学、向往新文化和向往新学术的青年，他的学术旨趣指向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1938—1949年，无论从人生阅历，还是学术准备来看，正应是钟先生学术成熟的黄金时段，但战争使得他客观上不能专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虽然如此，他在主观上积极地接受了战争所引起的思想触动，更多地看到由战争所引发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即知识分子理解和接近民众的愿望与教育民众的实践之间的关系。由仅仅强调民间文艺的教育功能，到提出教育民众的基础是体认他们的文艺；强调民众生活与民间文艺之间的密切联系；提出搜集和整理民间文艺的工作原则、方法和步骤等，都是他在这一时期所重点讨论的内容，反映出他逐渐形成的以民间文学为重心的文化观。纵向地与前后阶段的活动相比较，他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学的论述是很少的，但是从不多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的思想在此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渐清晰和明确的过程。这也是成熟的一种表现注194。另外，他发现战争所带来的搜集和探究民间艺术的契机，他对开展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意义和工作内容的认识，是一种深远的学术见识的表现，不是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可以做到的。
实际上，被战争打断学术发展正常进程是当时每个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但由战争所引起的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认识，也成为众多知识分子争鸣的话题。这种探讨可以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战争使得知识分子们头脑中的“民众意识”不得不直接面对“唤醒”民众的实际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对待民众及其文化，成为知识分子们讨论和实践的中心，其中有很多活动不同程度地涉及如何对待和认识民间文学。比如文艺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国统区的街头剧、街头诗运动，延安新秧歌运动，以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学调查等。钟先生所代表的是秉承文学传统、主要作为文艺家和文学教员活动在岭南地区、倾向于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文艺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倡导知识分子们通过民间文学去了解民众的精神，通过学习和创作民间文学去教育民众。此外还有活动在武汉和重庆等国统区中心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北方和华东地区随校迁移到广东、重庆、昆明和贵阳等地的文艺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们。他们有的从事文学创作，有的是文学评论，有的领导文艺宣传工作，还有的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学的实地考察。由于学术背景的不同、在战争中政治立场的不同、所处的政治区域的不同，以及人生阅历和学术阅历的不同，使得他们对待民众及其文化或文学的主张各不相同。要理解20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尚待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和辨析。
钟先生生前常说，愿生后墓志铭上镌刻“诗人钟敬文”；见过钟先生的人都会被他儒雅的诗人气质所吸引。我想，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对作为文艺的诗的热爱，亦不仅仅因为他一生不菲的诗作，究其根本还在于终生成就的诗人精神。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来表达对诗人的理解，“据说古代希腊人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注195。他的一生，一生的事业，正是实践和完成了这走在军队前头的诗人形象。他是令人景仰的20世纪的诗人，是人民的学者，民族的诗人。
谨以此文深切怀念恩师钟敬文教授！
（庞建春：弘益大学，韩国首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