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要重视对语言事实的考察和挖掘
重视对语言事实的考察和挖掘，这是语言研究需要注意的第四个问题。这里不妨举两个实例来加以具体说明。
【实例一】关于名量词“位”的用法
现代汉语里有一个名量词“位”，一般辞书、语法书上，以及专门研究汉语量词的论著里，都说这个量词只用于人，含敬意。请看一些辞书的注释：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量〕用于人（含敬意）。
《应用汉语词典》：〔量〕用于人（含敬意）。
《商务馆学汉语词典》：〔量〕用于人（用于比较客气、尊敬的场合）。
（1）刚才来了位客人。
（2）就你一位？
（3）a.*我们系就我一位没有博士学位。
b.我们系就我一个没有博士学位。
（4）a.*我们三位都来自上海。
b.我们三个都来自上海。
2006年8月，来了三位日本客人，他们都是大学的汉语老师，是教授。我和我老伴儿请他们在一个比较高档的新开元大酒楼吃饭。我们一到门口服务员就迎上前来问：“请问几位？”我脱口而出回答说：“我们五位。”我们坐定下来点好菜后，有一位日本老师问我说：“陆先生，量词‘位’的用法是不是有变化了？”我说我没觉得有变化呀，你怎么觉得有变化啦？那位日本老师说，词典上、语法书上、汉语教科书上都说量词“位”用于人，含敬意，不用于第一人称。可是您刚才却回答服务员说“我们五位”，这不就用于第一人称了吗？这不就是变化吗？我当时回应说，这我们可没注意，不过在这种场合好像就得说“我们五位”。日本客人没进一步追问，这个话题也就到此为止。过后，我就对此做了进一步调查。调查地点还是新开元大酒楼。调查的方法是，假装在酒楼进门的厅堂等人，注意客人进门时顾客与服务员的对话。调查分三次进行，一共注意了163拨顾客进酒店时与服务员的对话。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151拨顾客在答话中用“位”，约占93.6%；答话中用“个”的，只有12拨顾客，约占6.4%。为慎重起见，对于量词“位”的这种用法，我先后请教了三位北京籍的语言学家——晁继周、方梅（女）、张伯江，他们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本科毕业的，现在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我是分别询问的，可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同“位”的这种用法。那回答不用“位”的6.4%的顾客答话是什么情况呢？都是：
（5）“请问几位？”“就我们哥儿俩。”
（6）“请问几位？”“就我一个。”
（7）“请问几位？”“仨。”
原来，少数应答时不用“位”的都不是宴请客人，都是自家人（包括跟好朋友一起）用餐吃饭。
正是根据上述语言事实，并由此引导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些类似的语言现象。其他量词也有类似情况——狗，可以论只，也可以论条；猪，可以论头，也可以论只、论口；烟，可以论支，也可以论根；都是问话人用什么量词，答话人也跟着用什么量词。介词在用法上也有类似现象，如“朝”和“往”都是引介移位走向的介词，也存在问话人用什么介词，答话人也跟着用什么介词的现象。我的《从量词“位”的用法变异谈起》（《语言科学》2007年第6期）一文，就是根据这些语言事实写成的，在该文中我提出了一条会话新原则——“问答协调一致性原则”。
【实例二】关于“一·量·名”结构里数词“一”的省略规则
现代汉语里“一·量·名”结构在使用中，有时数词“一”可以省去不说。例如：
（1）咱们喝一杯咖啡去吧。➙咱们喝杯咖啡去吧。
（2）昨天他们家来了一位外国客人。➙昨天他们家来了位外国客人。
（3）宋师傅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宋师傅是个很开朗的人。
（4）他例行公事似的查了位旅客的证件，突然发现那证件上的照片跟通缉令上的照片是那样的相像，不由得抬头注视着那位旅客。〔报〕
（5）今天不知怎么的，心里慌慌的，做什么事都定不下心来，刚拿起新来的《文艺报》，看了篇书评的开头，就又放下了……〔刊〕
（6）忽然，她看见只松鼠在松树上偷偷地望着她。
（7）突然，他发现个孩子在铁道上坐着……（报）
（8）今天天气好，贾兰英经院长同意，正准备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玩儿，突然他发现一个孩子鼻孔流血……
【实例三】英语口语里wanna的使用
在英语口语中，want与to连读时会发生合音音变，读为wanna。例如：
（1）I want to go to that school.
（我要去那学校。）
⇩
I wanna go to that school.
但又不是任何情况下want与to连读时都会发生合音音变读为wanna。例如：
（2）Who do you want to go to that school？
（你要谁去那学校？）
（3）*Who do you wanna go to that school？
（4）I want John to go to that school.
（我要约翰去那学校。）
（2’）Whoj do you want tj to go to that school?
（你要谁去学校？）
疑问句句首的疑问代词必须约束句中某一个居于论元位置的成分；反之，居于论元位置的成分因造成疑问句而移位至句首，在原位留下的痕迹，必须受疑问代词约束。
但是，2012年6—7月我在美国访问时，正是美国总统竞选的前夕。我在网上看到好几个这样的例子：
（5）Who do you wanna become President for the years of 2013—2017,
Mitt Romney or Barack Obama?
（5’）Whoj do you want tj to become President for the years of
2013—2017, Mitt Romney or Barack Obama?
我想网路上难免有些人语法不标准，所以写出了这样的例子；但也有可能这类句子因为错误的“泛化类推”以后渐渐为人采用。如果形成风气也可能造成一个新方言，这时大概必须以参数差异来看待。例如我们可以说在一般英语用法，wh-痕迹的删除晚于want-to→wanna，因此其存在阻碍了wanna的形成。但在新兴的一些新方言里，wh-痕迹的删除提早了（一种语言变迁的方式），于是wanna的形成就不受其限制了。以上只是说说，不一定有充分证据。
五 要增强理论意识，加强理论思考
要增强理论意识，加强理论思考，特别是在理论方法上要坚持多元论，这是语言研究需要注意的第五个问题。
我们中国说实在的，自古以来对汉语、汉字的研究一直有一种求实的优良传统，研究得很深入。一向被称为“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都有辉煌的成就。但由于缺乏理论意识，吃了大亏，致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能走向世界。要知道，学术上的创新点，常常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闪光思想，如不把它抓住并将它固定下来，可能就失去了；但固定下来形成观念和想法之后，还得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升华，这是更重要的。目前语法研究中的许多理论方法，就其基本观念来说，譬如层次分析的观念、变换的观念、语义“格”的观念、配价的观念等，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汉语语法论著里就都已经有了，有的甚至已经说得很具体。遗憾的是由于理论意识薄弱，都没能加以升华，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并推向世界。结果，许多理论方法的“发明权”都让给了后来的外国学者。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术传统则理论意识很强。他们看一篇文章，首先不看有多少材料，而是看有没有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没有新观点、新思想的文章就不予理会、不被采用。至于那观点、那思想是否站得住，那是第二步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材料上下功夫很不够，甚至有的与语言事实严重不符。所以，我们国内的学者，常常会质疑国外一些讨论汉语语法的论著所举例子的可接受性。可见，上述两种学术传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们应该在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增强理论意识，加强理论思考，将二者结合起来，以获得更好的学术创新。当前我们更需强调理论思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里也不妨举个例子。就拿上面我们所举的名量词“位”的用法来说，如果我们没有理论意识，发现那情况后，至多做一番客观描写，说明在什么什么的情况下可以用于复数第一人称句子里边。由于我们曾学习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格赖斯（H.P.Grice，1975）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和会话含义学说，还学习过英国利奇（G.N.Leech，1983）补充提出的会话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促使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去思考“位”的那种用法。考虑到格赖斯、利奇他们所谈的会话合作原则和会话礼貌原则都是就会话内容来说的，而都没有谈到过上面我所发现的现代汉语中这种一问一答纯属会话形式的会话现象，于是我就提出了另外一条会话原则——“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这也正说明了理论的效应。
为什么在理论方法上还必须坚持多元论呢？我们知道，语言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它冰山的一角。而科学研究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有点“盲人摸象”。一种新的理论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可以解决已有的理论方法所没法解决的某一个或某些问题，可以解释已有的理论方法所没法解释的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现象。但是它也只能解决某一个或某些问题，只能解释某一个或某些方面的现象，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解释所有的现象。不可能包打天下！这也就是每种理论方法的局限之处。说某种理论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不等于说该种理论方法有缺点。我们所说的局限，就是指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只能解决一定范围里的问题，解释一定范围里的语言现象；超出了它所解决、解释的范围，就无能为力了。正是因为每种理论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正是因为已有的分析理论与方法有局限之处，催生了语言分析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新的分析理论方法的诞生意味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完全摒弃原有的理论方法。新老分析理论与方法，不同学派的分析理论与方法，彼此之间往往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大家知道，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乔姆斯基革命，结束了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形式、功能、认知三派鼎足而立的可喜局面。形式语言学派，强调语法的天赋性、自主性，着重探索人类语言的机制，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别是探索（一）在句法运算系统上，（二）在句法和语音的接口上，（三）在句法和逻辑意义接口上这三方面所共同遵守的原则。同时，探究各语言的参数差异，即在探索人类语言共性的基础上探究各语言的特点。这就形成了著名的“原则与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理论。功能语言学派，他们所说的“功能”是指语言的交际功能。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既是语法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语法研究的归宿。功能派所考虑的基本问题是：How grammars come to be the way they are？其答案是“由语言的交际功能所决定”。功能学派甚至普遍形成了这样的思想：用法先于语法。于是，功能学派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课题是：语言社会变异、语法化、话语篇章分析、语言类型、语义地图、会话交际、话语信息结构，等等。认知语言学派，其观点是语言乃人脑心智和人的认知能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象征。语言世界不是直接对应于客观的物理世界的，而是有一个主观的心理世界作为中介，那就是认知域。于是，诸如象似性（iconic，iconicity，也称临摹性）、范畴化与非范畴化（categorization & decategorization）、意象与图式（imagery & schemata）、主观性与主观化（subjectivity & subjecjpgication）、隐喻与转喻（Metaphor & Metonymy）、有界无界（bounded & unbounded）、构式（construction）、语言的行—知—言三域（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acting, knowing, and uttering），等等，这均为认知派所关注、所研究的课题。当今这三派实际存在着互补关系，上述三派语言学理论的出现进而逐渐互相吸收、互相渗透，极大地推动了语言研究。但是，原先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可不能放弃或抛弃，如今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仍然是一个语言研究者或语言教师所应具备的基本功。语言研究要探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解决“是什么？”问题主要靠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