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符号的规则
世界充满了符号。某些符号是我们自己的，对我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意义。某些符号是其他群体的标志，在与敌人或不信任的局外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界线，或在可感觉到的向上或向下的等级中区分开来。另一些符号只是短暂的或模糊的。我们被大量的符号与群体身份所包围，有些是活生生的，有些则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有些虽仍存在，但其意义对于处在特定场所中的我们而言已没有了，因为我们无法贴近而感觉到它们所要传达的意义。
根据表面价值来衡量符号，正如我们从参与者的解释中理解它们的意义一样，是有误的。就像一个儿童认为“你好吗”就是询问对方的健康信息一样是天真的；或者一个笨拙的少年将“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当作需要有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不是看做试图发现一个聊天的话题。如果我们认为宗教符号完全可以自我解释，就像援引它们的人们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的情况与以上的就没有任何区别。
位于新几内亚高地贝里姆（Baliem）山谷的部落拒绝在夜晚作战，因为他们认为天黑之后死者魂灵会出现，所以必须待在自己的棚屋中（Garner 1962）。但是这仅仅是根据该部落正常的惯例背景所做的勉强解释。该部落总是与其边疆的邻近部落纠缠于掠夺与精心部署的战争所引发的长期争斗中，以许多方式来限制战争的数量。有时一个死者或重伤就能够结束战争，然后他们返回村里开始举行仪式。即使无人受伤，他们也会默许在一天的战斗中有一段休息暂停的时间；下雨时也会取消战斗，以免有损他们的战争装扮；敌人举行葬礼或庆祝仪式时，他们也不会发动攻击。死者魂灵，被他们用于解释为何在夜晚不能作战，只是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限制战斗的众多常规性协定与理由中的一部分。部落准备战斗时的集会是群体最强烈与最重要的成员身份仪式，由此产生的和相关的其他符号表现得以形成与维持。被认为夜晚出现的魂灵占有符号世界中的一部分，新近被敌人杀死的人的魂灵也不例外，部落文化认为这个不安宁的魂灵会强迫战士重返战场为其复仇。更简单的说法是：他们的战斗是作为一系列通过仇恨不断确立成员身份的仪式而链接在一起的；他们的宗教符号让人们在每一次战争中会体验到此情感，尤其是有人阵亡时的情感高峰，可以用来唤起仪式链中的下一次仪式。
当代的证据肯定了宗教信仰对社会互动的依赖性（Stack and Bainbridge 1985）。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在加入之前，对仪式的信仰既不是特别熟悉，也不是非常专注。他们最初被它所吸引是由于朋友、亲戚或熟人的带领。当他们参加宗教仪式活动时，信仰逐渐产生了。另外在主要的教堂，对教义最忠诚的人是那些其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信仰者的人；社会关系带来了仪式的参与，后者又带来了信仰。而且那些在宗教仪式或教堂中缺乏亲密联系的人往往从中退出，他们的信仰也会逐渐衰退。
借助一种文化项目的内容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关于社会情境链中某些认知方面的描述。文化框架和对行动的自有辩护至多是对它的特定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说了什么；或者由于这是人们在世界的某一部分处理事情的方式。这也许可以接近于解释，但却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最终支点。
为了支持文化分析方法，加芬克尔（1967）关于人不是一个“评判的白痴”的观点经常被引用。如果用于表示人不只是由周围共享的文化规则所推动，那么这就十分准确了。但是如果宣称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或甚至思想与情感的根源，那么它一定是错误的。我们通过日常生活流中特定的思维与情境的情感引力与斥力而采取行动；我们很少对此反思，而且即使反思，我们的评价也经常很不确切。
社会行动存在大量无意识的要素。之所以是无意识的，正是由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集体的行动目标，或由此产生的符号上，从而使注意力偏离了我们这样做时被连带的社会过程。可以肯定，在特定的情形下，我们可以转为观察者，从我们不曾反思地嵌入其中的社会行动中提取注意的对象。但这使我们置于另一种情境中，我们成为第二层序的观察者，而不再是行动者了。31行动本身总是会降低反思性，而且产生了对此时此刻受到充分关注的符号或符号性对象的看法。
因此我总结出一些分解符号的规则。如果我们能从互动仪式开始，进一步证明互动的强度与焦点如何产生应用于后续互动中的符号，那么社会学研究将会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处在符号已经形成的时代。我们如何去解释其社会意义呢？
首先，判断该项目具有多强的符号性。它是否被作为神圣物，远离日常生活领域，而受到尊崇？它是否被赋予一个在空间上隔离的地带，一个只有特别留意才能接近的特殊的地位？有没有关于谁可以接近以及谁被排除在外的资格条件？它是否受到情感的、强烈的和自我正当性的维护？反过来，它是否会吸引激烈的攻击者，其攻击也自以为是正当的？它是否被当作比个人价值更多的项目，声称具有或应该具有广泛共享的价值？是否被认为与纯功利价值不一致？积极或消极的符号也同样拥有这种宣称所具有的深远价值的特征；特别是那些对某些人具有积极意义，而对另一些人则有消极意义的符号，具有丰富含义。
我们的分析通常关注在这些方面具有最丰富意义的那些符号。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那些看起来是过去的符号、被忽视的圣地、曾经繁华而现在衰落的象征物的遗迹，比如公园里的纪念碑，布满了鸽子粪，或由于涂鸦，即一种标志覆盖于另一种标志，而遭到了破损。
接下来，让我们尽可能最好地重构围绕该象征的是什么样的IRs。谁以什么频率或计划进行召集，人数是多少？表达了何种情感，关注了何种行动，产生了什么强度的集体兴奋？个体参与者被赋予了多少情感能量，是什么激励他们这样做？参与的障碍是什么，谁与谁通过仪式区分开来？由此看出谁的地位更高一些？
我们试图将围绕符号的仪式性参与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这些符号或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仍然存在的，或是在我们通常很少接近的社会互动的远处矗立着。有时这会成为历史重构的理想物；如果需要，它会成为臆测的历史，因为相比将这些符号视为独立的而且不受社会进程的影响，甚至谁从事了什么仪式活动的假设也可以更好地指导符号意义的概念化。大部分情况下，除了讨论久远的历史，作为研究者，我们所处的境况是比较好的，而且分解符号的规则也成为研究纲领的指导。
更进一步来讲，我们的任务并不止于重构那些在仪式最高潮、最大强度时的重要瞬间。我们也关注符号在第二层序循环的轨迹。谁将符号标志（包括其口头的表达与其他标志的标志）应用在超出了仪式参与者群体的实际聚集之外的其他互动仪式情境中？这些符号循环的情境范围是多大？它们是否成为熟人之间交谈的话题；成为涉及其他公众典礼的话题；或成为与该仪式实践的反对者争论的话题？简而言之，我们具有一个生动的仪式与充满意义的符号的主要领域；而在次一级的领域中，符号在构成相关社会网络的IRs中循环，无论是作为积极或消极的象征，还是只被反思性地作为新闻、闲聊或声誉的对象。它们成为身在远处其他地方的群体的代表。
最后，再进一步，是符号循环的第三层序：个体单独时，即其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符号。他们是否身体带有与其相关的符号，或独自接近它们，就像佩戴标志或朝拜圣地的宗教人士一样？最私密层次的循环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在构成思维的内心会话中，在构成内在自我的想象中。这第三层序的符号循环相比第二层序更难获得；但是在此我们也可列出来，因为我正在设计一个宏大的计划，是以仪式与符号生命的社会学为目标的理想，即使以当前的研究状态可能很难达到。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梦想的社会学，而且事实上，它的确包含了梦想社会学。因为如果梦以图像出现，那么这些图像就是把第一层序与第二层序社会互动的符号循环内在化了，或者是被内化的片段的合成，也可能是来自头脑清醒时的思维。让我们千方百计完成这一抱负：一种完整的符号循环的社会学将不仅是关于人类外在生活，而且也是关于内在生活的社会学。此研究任务将继续下去，从我们应掌握哪些关于有意义的符号公开存在的证据，到补充越来越多的有关它们如何形成与循环的历史资料。
让我们以一个简短的例证来结尾：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平民手中的枪支成为公众广泛注意的目标。许多支持者对待枪支的态度，就像我们根据上述的标准，将其视为符号性的对象一样——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枪支崇拜。反对者则对此异常地消极，将其看做邪恶的标志。无论哪一方，都对枪支怀有特别的尊敬，赋予其特殊的地位。它们占据着醒目的位置：在卡车中的枪架上、家庭的展示柜中。反对者将其紧锁、按上保险栓、远离儿童的努力，恰恰进一步强调了它们的特殊性质，以及有机会接触它们的人的特殊地位。当然，这些对枪支的限制与身体隔离经常是出于有意识的实用目的，例如安全的目的；但是实用性的理由常常会掩盖枪支的符号应用，并且会增强而不是降低此应用。
有大量的话语致力于对枪支的辩护，以及对那些辩护的批评。支持拥有枪支，是因为拥有枪支是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利；因为它们是美国人自由传统的一部分，代表了反对政府侵蚀权力的立场；因为它们被用于体育射击与狩猎；因为它们是防御罪犯的武器，是正义力量反对武装完备的邪恶力量的支撑。仪式社会学家不应停留于这些争论的表面意义。除了观点与实践本身存在的各种矛盾之外，32这并不是对援引上述理由的行为所做的社会学解释，尤其是在对已存在的实践进行公开辩护与讨论的情形下。相反，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何某些特殊的人相信这些理由，或者，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援引这些理由？他们是否是先有了这些信念，由此判定应该拥有枪支呢？或者是否先拥有了枪支——如果宗教信仰的实践可以作为线索的话，就是通过已拥有枪支的亲朋好友的介绍——然后再有了辩护的理由？
故我们必须要问的是，枪支持有者做了什么？他们的活动是否具有高度的仪式性，由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枪支崇拜者（或实际上是不同枪支崇拜团体的成员）呢？枪支是不是群体聚集的关注焦点，被共享的情感所包围？我们在此可以调查分析发生于枪支展览、射击场，以及枪支经销商店中的主要仪式。让我们根据狩猎这一男性户外探险的特殊传统与程序，来研究它的仪式方面。在群体排外性与群体认同的连续统中位于中间位置的是枪支主题公园，用假武器进行想象练习（例如彩球射击场）。其中的大多数狂热分子属于准军事群体，并进行着战争训练。
我们还想研究枪支符号的第二层序循环。最老套的问题是：人们什么时候，与谁一起谈论枪支？33拥有枪支（即那些参加主要枪支仪式的人）与不拥有枪支的人之间的谈话是否存在明显的鸿沟？符号循环中的进一步问题，是枪支的象征性表现在新闻、政治家演讲，当然还有大众娱乐媒体中被宣扬的方式。34所有这些都可以再流通回拥有枪支的人们直接的会话圈之中，塑造并加强了他们对武器的情感共鸣。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想到激烈的公众讨论，关于枪支正反两面的政治辩论，将会强化双方的界线；外界的反对将促使枪支崇拜团体中更强烈的成员身份意识，或许会使一些老资格的猎人成为更强烈的将枪支作为符号标志的仪式支持者。35
最后，是第三层序的符号循环，它们是由个体独自、秘密使用的。其中一些在仪式活动中可以看到，是属于可被操纵的实际对象：人们消耗时间去手持、拆卸、清洁与组装、审视与欣赏的枪械。许多强烈潜心于枪支的个体花费很多闲暇时间重新装填弹药；大部分枪械展览展示的都是以尚未引爆的弹药重装废弃弹壳的装备和原料。其中也有某些功利性的因素，因为重装自己的弹药比买一支新的要便宜；枪支崇拜者在重装弹药上所花费的较长时间表明，这是对其成员身份的仪式确认，正如宗教崇拜者所从事的秘密祈祷，实际亲身接触神圣物，就像触摸念珠一样。
在符号循环最深的层序上，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谁会思考枪支，而且是在什么样的内心会话，或想象的情境中？这些思维情形嵌入在什么样的互动链中？这些内心的思考与想象的情节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枪支的思考对于哪些人——哪种IR链——是熟悉的与无害的；而对于哪些内在与外在的互动链而言，枪支符号会再现于行动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能是对持枪前往学校为所受的侮辱进行报复的一个青少年的担忧，他把此前在射击场中的训练变成了实际的行动。
这些是难以研究的问题，但从IR理论的角度来看，也并不是无法实现的。思想是第一层序与第二层序仪式符号的内在化；它们从发生在仪式链的每一瞬间变动中获得了情感能量，该链条形成了个体的人格。如果这一问题对IR链社会学而言十分困难，那么思维的社会学就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许多日常生活中的符号体验并不像我在这里所勾画的一样富有戏剧性。但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将互动仪式行动置于研究的核心，不管我们是否能够容易地观察到它，或者是否我们必须根据任何可能得到的线索去重构它。我们将在下面的篇章中看到这是如何完成的，包括第六章性符号与第八章中吸烟符号的形成，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符号实践的创造，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