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仪式对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意义
涂尔干的模型提出了社会理论的主要问题;而且它对拓展所有当代微观社会学的边角领域都有意义。它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因素使社会结合在一起?它用社会仪式的机制回答了此问题。此外,它回答此问题时还使用了强度变化不同的机制:社会被结合在一起,是由于仪式被有效地执行的结果,而在这期间,这些仪式的作用是刷新人们的头脑和焕发他们的情感。社会在有些时候比在其他时候更强烈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被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社会”,不是抽象的社会系统体,而是这样的人群,他们聚集在某些具体地点,通过仪式参与和仪式赋予的符号的作用,他们彼此会感觉是团结的。法国的,或美国的,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所有人群,人们都可去分析其形成的不同程度的团结状况。人们偶尔可能会受到民族团结浪潮的冲击,但这些是特殊和相当独特的仪式性事件,跟更局部性的团结形式一样,它们具有同样的仪式动员过程。
这意味着,涂尔干的模型整个地与关于分层和群体冲突的观点是一致的。的确,它提供了分层和冲突是如何运作的关键机制。对此问题重新表述就是,什么因素使社会结合成为分层和冲突群体的模式?答案是社会仪式,它们操纵着形成和维持这些群体内的团结。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复杂具体的答复,后面的章节将做详述。其中的一些复杂性表现在: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的举行他们仪式的资源,因此一些群体有更多团结,因而可以支配那些有较少团结的群体;那些在仪式方面有优越性的群体,具有更威严的符号,并给予其成员更多的情感能量。我们可以分析分层的更细微的过程:深入到通过参与一项仪式而形成的群体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个体比其他人更为优越,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接近仪式的中心。因此仪式具有双重的分层作用:在仪式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分层;也在仪式内部,在仪式的领导者和仪式追随者之间分层。仪式因而是关键性的机制,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是冲突和支配过程中的关键武器。
涂尔干的著名观点是,生活的功利性、经济性方面不是根本的,它们取决于前契约性团结;仪式为社会信任和共有的符号意义的情境提供了基础,由此才可能进行经济交换。这里我关于社会冲突提出的一个相似的观点是:冲突不是社会生活的原本情况,不是所有人都对立的霍布斯战争,而是社会团结的分析上的衍生物。也就是说,若无社会仪式机制,有效的冲突实际是不可能的,仪式会形成党派联盟和力量,也会在控制他人时提供最有效的武器。而冲突的目标,人们为之战斗的东西,是由这些社会仪式模式形成的。冲突的爆发点,引起斗争的事件,几乎总是来自符号的优先次序问题和它们所体现的社会思想情感。所有这些是说,社会的冲突,我和许多其他理论家都提出这是构成社会生活的主要过程,特别是表现在大规模结构的宏观层次(Collins 1975;Mann 1986-1993),需要这一涂尔干派的互动仪式的微观社会学解释。
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这些高度的仪式性环节是体验的高潮。它们是集体体验的高潮,是历史的关键时刻,是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人们跟旧的社会结构决裂或抛弃它们,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如涂尔干指出的,像1789年夏天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些的时刻。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这样的时刻,像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关键事件;像1989年和1991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另外对其影响程度可能只有将来才可确定的,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在全美国的大动员。这些例子都来自大规模的仪式动员,而当我们把关注点缩小到社会行动的更小的领域时,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更细微的例子。
互动仪式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静力学的理论,也是一种社会动力学的理论。在社会理论家中,存在着一种认为仪式分析是保守的倾向,认为崇拜传统是以往做法的遗留,再生产社会结构的机制一直存在着。事实也是,仪式分析经常被以这种思路使用;即使像布迪厄的理论,把马克思的理论与涂尔干的理论做了结合,也把文化或符号秩序与经济力量秩序两者看做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对布迪厄来说,仪式再生产出文化,从而也再生产出经济领域。23但这将忽视仪式动员的转变性力量。强烈的仪式体验会创造出新的符号对象,并产生有助于重要社会变革的能量。互动仪式是变迁的一个机制。只要有潜在的仪式动员的情况,就有可能性产生突然的和断裂性的变革。仪式可以是重复性的和保守性的,但它也提供了发生变革的机会。
在这一方面,IR理论介于后现代主义及其相似的理论与文化主义观点之间,前者假定意义和认同性具有普遍存在的情境变动,而后者认为人们总是使用固定的脚本或条目。这种对照由拉蒙特表达得很明确(2000,243-244,271),他提供的证据表明,存在着“导致一些人使用某些评价标准而不是其他标准的文化和结构条件”。此观点与我用的IR理论是一致的,IR理论在一个更微观情境的层面上对此观点有所推进:起作用的结构条件是那些构成互动仪式要素的东西;而文化条目是在具体形式的IRs中被创造的,在其他形式中会消失。去说明仪式在某一方面或其他方面起作用的条件是本书的一个主题。
互动仪式最富激情的瞬间不仅是群体的高峰,也是个人生活的高峰。对这些事件我们刻骨铭心,它们赋予了我们个人生命的意义,有时使我们执迷地想去重复它们:或参加某次大的集体事件,譬如一次大的政治示威游行;或作为观众参加某一激动人心的流行的娱乐或体育活动;或一次个人际遇,从一个性体验,到关系非常友好的交换,到蒙受凌辱;喝酒狂欢、沉迷吸毒或一次赌博获胜的社会氛围;一场痛苦的争执或一场暴力。在这些时刻,具有高度的专注意识和高度的共享情感时,这些个人体验也可具体化为个人符号,而且在用符号重新展现一个人的或大或小的生活领域的拓展中保持活跃状态。这些是重要的塑造个体的成长性体验;如果此类模式长久存在,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人格;如果我们不接受它们,我们称其为嗜好。但这一用法太容易具体化为什么是持续变动的情境。在我所称的互动仪式链中,个体从一个情境到另一情境的变动,是互动仪式强度的高低变化;随着情境的转变,人们的行为、感受和想法也发生转变。为了保持个性的稳定,互动仪式的性质要从一个情境平稳地过渡到下一情境。这里,IR理论再次涉及了人生动力学,以及人生方向出现重大转变的可能性。
IR理论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动机从一个情境到另一情境变化的理论。情感能量就是个体所寻找的东西;情境对他们有无吸引力,取决于互动仪式是否成功地提供情感能量。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微观社会学,从中我们考察情境和它们对处于其中的个体的推拉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此分析的起点是情境,以及它如何塑造个体;情境产生和再产生出那些赋予个体并把他们从一个情境送到另一情境的情感和符号。
互动仪式是全方位的社会心理学,不仅涉及情感和情境行为,还涉及认知问题。仪式产生符号;仪式中的体验就是在人们头脑和记忆中反复灌输这些符号。IR对信念的变化提供解释。信念不一定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如许多理论家所提出以及研究者所证明的(Swider 1986;Lamont 2000),它们是随情境而动摇的。在这一方面,IR理论对当代文化理论的发展是,人们认为他们在某一时刻相信什么,取决于在此情境下发生的互动仪式的类型:在他们表现信念之时,人们可以真正地和恳切地感受到他们所表现的信念,特别是当会话情境出现高度的情感集中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根据这些信念行动,或在改天的互动中仪式的焦点不同了,他们仍然对其有真诚的感受。IR理论指出了信念随着情感负载的起落而变得显著的条件。日常生活是穿越互动仪式链的体现,它使某些符号具有了情感意义,而使其他的失去了意义。IR理论可把我们带入关于内在精神生活的瞬息变动的理论之中,对主观性以及互为主体性做出解释。
涂尔干主张,个体意识是集体意识的一部分。这等于说,个体通过外部因素被社会化,把社会体验内化。因为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会赞同,就童年早期的社会化而言,这是无疑的。IR理论对此观点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不断地通过我们的互动体验而被社会化。但这不是用单向的和类同的方式;正是强烈的互动仪式产生了最强有力的情感能量和最生动的符号,而且正是这些东西被内化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其他人强调童年早期体验的意义,认为社会化一旦完成后就不再继续进行了;跟他们相反,情感能量和符号意义若不被更新它们会消退。IR理论不是做好的玩偶模型,不是早期生活的编程,一旦完成后永远按此模式进行。它是关于瞬间变化的动机、情境下的情境的理论。因而它有更高的理论目标:去解释任何个体随时将做什么;他或她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想法和说法。
抽象地看,这也许像是一个不大可能的雄心大志。但考虑一下:对此目标来说,有相当多可利用的理论资源。我们有涂尔干的理论,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释什么因素形成群体成员的思想情感的模型;提供了形成社会价值,并由此人们可思维的符号模型;还提供了激励个体的情感能量模型。此理论可根据变化的条件加以变通使用,以便我们可以说明哪种情境会形成较高或较低水平的团结、对符号的尊崇和情感能量。而且这个模型有广泛的适用性:如涂尔干本人所指出的,它不仅适用于宗教和政治这些大的集体事件,也可用于由戈夫曼发展应用的日常生活情境层面。如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试图说明的,通过运用像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认为的思维是内在化的会话这些资源,以及当代关于会话、情感,关于日常生活的人种志研究,如何把涂尔干的仪式理论应用于日常生活情境的越来越多的细节问题都变得明确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情境的全部;我们具有了可解释在这些情境中将会发生什么的一个强有力和广泛应用的模型。这一情境微观社会学的旁支是关于个体的主观体验中社会生活的内化:思维与感知社会学。
为什么不沿着这个理论研究方案走下去呢?一些具有哲学倾向的知识分子从这一道路上退出了;我们不想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一切,而我们主张的观点排除了有任何此类理论的可能性。有一些原理论线索,可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及其新康德派的早期人物,他们主张社会科学的领域包括人的意义和人的自由方面,认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是相对的,在这一方面决定论的解释是无用的。但这类观点很难定论:它们试图事先划定和通过概念定义,确定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能发现和不能发现什么东西。在真正的学术史中,社会理论和研究应走实用的道路;哲学家和原理论家无法断定我们将来不能够解释什么。
互动仪式理论纲领将采用我们已有的学术工具,去加以应用:应用于所有情境、所有情感、所有符号、所有思维、所有的主观性和互为主体性方面。当我们试图尽我们所能去推进学术时,学术生活就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冒险。探险比保守地故步自封及设法避免使我们的认识超越学术禁区设定的界限,肯定有更多的情感能量。IR理论,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是乘借情感能量之势的一套符号性表达;它是给予涂尔干及他的研究群体、戈夫曼及他的追随者、还有当今的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过程的社会学家以活力的学术兴奋的表现。我在本书里试图展现的,是当我们借此学术运动走向未来时的一些开放性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