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旧莫斯科的奥勃洛莫夫 ^[17] 式人物笨拙地、艰难地、长吁短叹，转向西方。但无论如何，总算是转了。的确，他们依旧不大喜欢外国人，但还是逐渐接受了外国人的一些习俗。莫斯科罗斯的欧化，虽极迟缓，但还是一直向前发展的。长时期中，欧化差不多完全限于最高的军职阶级。可是，在这一阶级之中，欧化的某些结果，在18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即已显然可见。

像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一样，在类似的情况下，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外观。佛克罗迪就认为，即使在最有利于反动势力的条件下，俄国人民先进部分也不可能放弃西欧的服装和剃胡须的习惯。他断言，俄国人民的先进部分再也不会恢复闺禁妇女和某种朴素现实的结婚风俗 ^[18] 。无论他对于欧化的俄国人抱着多么怀疑的态度，但他却承认由于同外国人交往的日益频繁。上等社会的人物，甚至许多普通的居民（“ja Sogar viele unter der Bürgerschaft”）也都学会了比较礼貌的态度 ^[19] 。

对于佛克罗迪的这些意见，可引用一些有趣的人的文件。

著名大贵族阿尔塔蒙•谢尔盖耶维奇的儿子安德烈•阿尔塔蒙维奇，于1705年到达巴黎，关于法国道德风尚记录了如下的观感：“这一民族的最为值得赞扬的制度是，他们的子女不是由于父母或教师的因循守旧和残酷无情，不是由于善意的尖刻言辞责罚，更不是由于毒打，而养成了正直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

他对于法国妇女不是像通常莫斯科国的最高阶级中那样受闺禁，同样愉快地感到惊异。他说：“法国的女性在同男性的诚实交往中，绝未发生不体面的事端。男子汉也是仁爱备至、彬彬有礼。特别是名门闺秀，相互间日有来往，他们有音乐，端庄地自弹自唱，不仅法国老爷中的特殊官吏，而且外国人也能自由前往，同她们娱乐，既真诚，又欢快。” ^[20]

A.A.马特韦耶夫儿时便受到良好教育。所以非常自然，他能看到许多不及他文明的同代人所忽略的现象。П.А.托尔斯泰到波兰后，亦对妇女的道德风尚作过同样的评语。他写道：“元老院的议员们领着他们的妻小，穿戴阔绰，遍游城市各处，并不以此为不名誉。” ^[21]

也许，妇女界的影响比所有其他影响更能促使那些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彼得改革的俄国人，即令不在道德风尚上，也在举止态度上，有所软化。一般说来，人们开始认为，学习有礼貌的态度已属必要。大家都知道，1708年起我国非宗教内容的书籍已根据彼得的命令改用新字模，即所谓“民用字模”印行了。用“民用字模”印行的第一部书是《几何学•斯拉夫土地测量制》。这是完全符合俄国在改革时期所特别需要的知识的性质的 ^[22] 。但据克柳切夫斯基指出，用新字模印刷的第二本书，已不是什么技术指南，而是一本名称别致的书：《各种贺词的德文写法举例：即统治者致统治者和亲友之间的问候和道歉信简款式，德译俄》等等。这本尺牍大全的印行，表明彼得急于要将欧洲的礼节与风俗告诉他的“奴隶”。佩卡尔斯基在引述这部尺牍大全中一封信的内容，将其文字与彼得前的莫斯科罗斯文字加以比较时，指出：

“这封信的文字艰深到可笑的地步。每一词组都几乎是日耳曼式的。但信中未提下跪，没有像俄国书信中那样对受信人过分夸张的比喻和捧上天的赞扬，也没有写信人的自我菲薄——这一切都消失了”。请读者注意信例中用了“您”的称呼来代替旧莫斯科的“你”。但是人们对于这种礼貌要求很不习惯，根据这位学者的意见，19世纪末的莫斯科人谈话和写信时，通常还是把“您”和“你”混用 ^[23] 。

信例要求的文字“客套”，在俄国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德国人又是从法国人那里学到手的，而法国人则学自意大利人。16世纪时意大利在这方面及其他许多方面给整个其他西欧提供格调 ^[24] 。这是必然的，因为意大利城市文化的发展，比其他西欧各国为早。当俄罗斯人认为必须掌握礼节时，他们自然不能满足于一部尺牍大全：食欲是在吃的时候到来的（l’appétit vient en mangeant）。因此，在1717年又遵照彼得的命令，出版了一部新书：《青年的诚实守法镜 ^[25] 或生活礼节指南》。这部书教育俄罗斯青年如何走路（不要垂头丧气，目光下垂），如何看人（不要侧目而视，要和颜悦色，文雅专注），遇见朋友时如何打招呼（三步外脱帽），如何围桌而坐（不要以手倚桌，不要修指甲或用刀剔牙），以及如何吐痰（不要吐在身边，而要吐到别处）。在社会学家看来，这部文集（《守法镜》，《不同作家的论文集》）为了强调其对青少年的良好劝告而提出的理由，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吃食物时不要像猪那样吧嗒作响，不要在食物未吞下前说话，因为这是农民的行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首先要注意不去模仿庄稼汉。对于下层阶级的人们，特别是对于男女仆人，《守法镜》是极为轻视的。它主张：

“不要同自己的或别人的仆人过多来往：如果他们是勤奋的，就爱他们，但不要在任何时候都相信他们，因为他们笨拙无知（无头脑），没有分寸，却想在有机会时超过自己的主人。他在离开之后，会把交他办理的事情向全世界宣扬。因此，必须注意谈论他人时，不让男女仆人在场，也不要指名道姓，而要旁敲侧击，暗示，使他们无法知道，因为这种人是会故意无中生有，加油添醋的。……青年人相互间应该用外语交谈，借以养成说外语的习惯，特别是在需要谈些秘密的事情时，绝不可让男女仆人知道，也不可让无知的饶舌者探悉。因为每一个商人都要夸耀自己的商品，尽可能将它卖掉” ^[26] 。

在莫里哀的剧作《可笑的女才子》里，高尔希白斯认为情人与所爱者结婚，这种行为是正当的。他的女儿玛格德伦却对此感叹说：

“好爸爸，您的话是极端资产阶级的。您这样说使我害臊。您应该学习优雅的礼貌啊！”

17世纪法国贵族认为自己是风度优雅的人，不愿使自己的举止态度同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人相似。莫里哀所挖苦嘲笑的著名女才子只不过是把这一点发挥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从而把贵族意图的极端荒谬可笑同资产阶级人士区别开来。玛格德伦完全不是贵族，她是一个十足的资本家的女儿，莫里哀说这个资本家是一个“好资本家”。但她模仿贵族，因此也以资产阶级的举止态度为可耻。

贵族对资产阶级礼节的向往，是客观社会关系的表现，即贵族的特权地位的主观表现。在莫斯科罗斯，由于社会关系的比较不发达，特权者的自然倾向与非特权者的差别，在表现上亦有所不同：那里的军职人员以与“庄稼汉—短工”相似为可耻。佩卡尔斯基保持一种见解，认为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忠诚的守法镜》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但值得指出，这本书在说明反面理由时，所举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和仆人。对于俄国青年“小贵族”，这些理由比资产阶级的理由更易于理解。还更易于使俄罗斯人理解的是上述《守法镜》主张在谈话时应注意不使仆役在旁。赫沃罗斯季宁的《逃走曲主题》就已痛苦地抱怨“奴隶”的叛变。热忱的改革家彼得在血腥镇压对他稍有不满的军职阶级代表人物时，丝毫不曾轻视“奴隶”的告密。由于这种不满是易于发作的，所以聪明的人暗示他们在当着仆役说话时，要极端小心，或者……宁可用一种外国语言相互交谈。……莫斯科军职人员在学习外语“生词”时，是很有耐心的。对于他们，苦功是学问的根本，而当他们掌握了某种外文时，鉴于上述情况，他们应该承认，学问的果实是甜的，因而法国谚语“不幸对某些事情是有益的”（à quelque chose malheur est bon），可见是正确的。

《忠诚的守法镜》有很多论到仆役的地方。书中主张应使他们诚惶诚恐，凡犯过错两次以上者，应不予宽恕。“如能使家仆诚惶诚恐，则对他便会规规矩矩，殷勤服侍。因为奴隶就其品德而言，是无知固执，倨傲无耻的，所以，对他们应该制服和贬抑。”

由于不懂《守法镜》一书的德文原文，因而对译文是否准确，无从查证。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原文中绝无Solaven一词，而只有“Hausknechte”或“Diener”等词。但俄文译文中统做“奴隶”。这是同我国当时的社会制度相适合的。

毛病仅在于“奴隶”一字与原文不符。原文说，仆役于第三次犯错误时应受到驱逐出屋的处罚。许多俄罗斯的“奴隶”一定不反对这一处罚，而他们的主人却相反，完全不愿实行这种处罚；当“奴隶”从家中逃走时，他们倒要设法捕捉回来。《忠诚守法镜》关于奴隶行为的下述意见，也是不完全适合俄国情况的。《守法镜》解释说：“对仆役不应忍耐，听任他们啰啰嗦嗦，或像狗一样乱叫，因为仆役总是想得到比主人更多的权利的，对此不要纵容。没有比贫穷、自傲（贫穷和自傲是不大能结合在一起的。——著者）、厚颜无耻和令人憎恶的仆役更肮脏的东西。”所以俗话才说：“魔鬼以贫穷的自傲为乐。”充塞军职人员门庭的“奴隶”是“厚颜无耻”的，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但说他们想得到比主人更多的权利，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意图，只有雇用仆人（他们并无法律根据害怕主人拳击），才会表现出来——如果真有这种表现的话。

俄国读者是否看出《守法镜》中所说的仆役，并不是俄国仆役。如果知道这一点，那会是很有意义的。然而他们的家庭实践比《守法镜》中所阐述的理论更能符合俄国条件，这大概是无可置疑的。

《守法镜》一书获得很大成功。在彼得朝代，它一连出了三版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