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彼得前的美好旧时代里，当莫斯科人偶尔跑到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时候，他们对于那里的比较丰富的文化异彩，纯朴地感到奇怪。阿弗拉米主教曾与伊西多尔总主教一道前往参加佛罗伦萨的教堂集会，他在结束其关于报喜节 [1] 神秘剧演出的叙述时写道：
“在佛罗伦萨所见极为奇怪，其出品亦极新颖，我们的笨拙头脑不及一一领悟，亦不能一一笔录。今兹所述，不过其小焉者也，许多事迹，当未述及” [2] 。
莫斯科国家的思想发展条件如此，其居民实际上很难“容纳”他们在稀少的西方旅行中所看到的东西。这些宽袍长须的旅行家，因无认真观察比较先进国家的生活的素养，只是注意一些无关重要的小事，而对于重要现象，则反淡然置之。对于他们，完全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其实，他们不仅在命运将他们送到西方时如此。谁要是因为“头脑笨拙”不能从个别提高到一般，他便不由自主地迷失在个别之中。以下作为例证，从1456年《徒步朝圣苦行僧瓦尔索诺菲的圣城耶路撒冷巡礼》一书中，摘录数段：
“神圣的教堂巍峨雄伟，悬挂着耶稣复活神像，在大门前，在教堂各门前增建的副祭坛呈高大的圆形，筑有石墙。墙上有木架，上面盖着木板，钉着铅板，建有圆形拱门，其状如钵。”
又如：“这一圣地有十字架，长10指尺 [3] ，周围17指尺，圣石为大理石，颜色分蓝、黑、白不等。”
再如：“通达天主十字架，有两个石砌阶梯，那里神圣女王叶连娜三个十字架，强盗两个十字架，其一宽3俄尺，有30级。” [4]
瓦尔索诺菲僧侣对于他所看到的建筑物的一切细节，都描写得如此详细，他的旅行记在现代考古家看来自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材料 [5] 。但是，这一精细的人虽然准确地测量了阶梯的长度和石墙的高度，却对他所看到的教堂的建筑学特点，无一语道及。固然，他对于外观，不是毫不关心的。关于耶路撒冷复活教堂的钟楼，他说：“极大极好。”但言尽于此。他不谈钟楼的风格，却赶忙指出钟楼建筑所用材料和钟楼的情况：“石料，运自南方国家” [6] 。
瓦尔索诺菲在旅行圣地时所具备的一般知识，是极端贫乏的。奉彼得之命到外国去学习“航海”和其他科学的莫斯科军职人员，其思想储备也同样是贫乏的。但如果以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超过瓦尔索诺菲的思想水平，那会是一个错误。例外是有的。在17世纪，西欧的概念已开始注入某些莫斯科人的头脑。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但个别的例外不能推翻一般的常规。而一般的常规则是：彼得一世的供职官员，对于他们面前展开的西欧社会精神生活情景，毫无认真判断的素养。П.佩卡尔斯基在谈到П.А.托尔斯泰的日记时写道：
“在他的日记里，也像当时俄国人关于欧洲的所有记述一样，最主要的是时详时略地描写途中所见城市，村落、庙宇、教堂，各式各样建筑物及其颜色等等。可以立刻看出，旅行家最注意的是教堂的各种仪式、奇迹、服装以及其他物象。他津津乐道在天主教堂中所见的一切，甚至教堂神职人员的服装，他们的外衣是用什么材料缝制的，是什么颜色，在复活节放几响礼炮，做礼拜时有多少人朗诵福音书，有多少市民参加仪式，神像前点了多少灯等等，无不录入。”
按照佩卡尔斯基的说法，托尔斯泰对途中所见纪念建筑物，也是用特殊的观点去观察的。“他更感兴趣的是建筑物的外观，而不是引起这些建筑物的营造的事件” [7] 。
所有这一切都很与僧侣瓦尔索诺菲相似。但托尔斯泰在出国时已有某些知识，他的眼界也比同代的大多数军职人员更为广阔。
当时的另一莫斯科旅行家——《彼得大帝陛下巡幸记》的不知名作者，更是远远不及托尔斯泰。他真是不曾超出他所描述的现象的外观。这自然是不足为怪的。为要使自己的思想超越现象与事件的外观，莫斯科人必须事先受过一定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却正是他们在本国所没有的。上述《巡幸记》的作者到达鹿特丹后指出，他看到“一位名人学者的铜像，手中的书也像人像一样是铜铸的。敲击12下，书页便翻转。这名人的名字叫埃拉兹穆斯” [8] 。
读者以为这位莫斯科官员知道《愚昧的颂歌》一书的作者吗？在到达鹿特丹前，他一定什么也不知道。但到了那里，看到他的铜像以后，他只听说埃拉兹穆斯以博学而负盛名。这是很不多的！因此，很自然，在谈到埃拉兹穆斯时，他“只能描写铸像的外观”。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他在科隆时，写了这样的一些话：“在科隆的市集上，看到两头的婴儿；也是在科隆，在药房里看到两俄丈长的鳄鱼。从科隆骑马溯江而上”等等 [9] 。这些瓦尔索诺菲的杂记少些宗教气味，但同样是细微末节，同样缺乏任何一般理解。
呆板迟钝的莫斯科思想，是向来就不愿求得这种理解的。此外，还须补充说明：在彼得改革时期，莫斯科罗斯所需要的不是一般思想，——例如18世纪的法国感到真正需要的思想——而是技术知识。由于历史的必要而奉沙皇之命去到外国的俄国人，必须获得的，就是这种知识，请看1697年初发给出国旅行的御前大臣的训令，提出一些什么要求吧：
“一、熟习绘图或地图，指南针及其他航海标记；二、掌握船舶，包括作战和普通航行中的船舶的知识，熟习一切器具及工具，如船帆、缆绳，以及服役船舶和其他船舶上的桨橹。三、尽可能于作战期间出海，不能出海者每次了解战时动作；无论是否看到作战情况，均须取得所属长官的签字和盖印证书，证明未亏职守；四、谁想往后回国获得大量赏赐，便应学好以上训令的各项规定，知悉他们经受训练的船舶的制造” [10] 。
主要的事情是获得一定技术知识。莫斯科军职人员对于这一主要事情做得怎样呢？相当坏。
这里，必须承认一种足以减轻他们的责任的情况，即他们在外国的“学习”，时常是一场很艰苦的考验。请看其中一人——请注意他是一个出身显赫门第的人——在1711年写到国内的一封信：“现在报告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极为艰苦和困难的。第一，贫穷，更加别离。我决定学习最深奥的科学：尽管我整天饿着肚皮学习，但无收获。因为我不通语言，也不懂科学。”
彼得向来都是很节俭的。他将官员派到国外，又不肯给他们钱花。同时，他的亲近辅臣还要将他规定的为数很少的旅费，想方设法去削减。彼得最亲近的辅臣之一，费奥凡•普罗科支维奇对于高级僧正臣仆的评语，是人所共知的。他说：他们“通常都像是贪馋的畜牲”，只要可能，便像鞑靼人那样无耻地掠夺。人所尽知，像畜牲那样贪馋的，实在不只是高级僧正臣仆。彼得的辅臣纹丝不动地保存了一切莫斯科的积习，随时盗窃公款。因此，留学外国的俄国军职官员有时真正穷困达于极点。科农•佐托夫有一次报告内阁秘书马卡罗夫：海军学校许多俄国学员因为快要饿死，决意“做奴隶去”。这是脱离贫困的真正莫斯科方式。佐托夫也完全按照莫斯科的方式去取缔饥饿的海校学员的这种罪恶意图。他写道：“我用最严厉的惩罚去吓唬他们。”
莫斯科是善于使用严刑峻罚的。彼得更将这一本领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在饿着肚子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去歌唱呢！
还有一个原因使莫斯科人在学习技术知识上遇到不少困难。同一佐托夫在1717年上书沙皇：“总管第特里先生请我到他那里，并将俄国学员在土伦的无耻行为通知我：他们时常互斗，恶言相骂，其粗鄙超过此间最下流的人。因此，他们的佩剑已被没收。”一月后，佐托夫又向彼得提出新控告：“海军学校学员格列博夫用佩剑刺伤另一学员巴里亚京斯基，因而被捕。海军中将先生不知如何处理此事。因为在他们那里（法国），类似的事情从未发生，尽管他们也有刺伤，但只是正直地在面对面的决斗时。”1718年，侨居伦敦的俄国侨民Ф.韦谢洛夫斯基报告：“最近派来的工艺学徒不受管束，他们不愿见工长，不愿在合同上签字，而只是无理地要求回莫斯科。” [11]
在这种条件下，莫斯科人虽欲学得纯粹技术知识，也是很困难的。佛克罗迪说：他们的出国，并未收到任何实效。他说，彼得本人很快就确信，莫斯科人回国时所具备的知识，与出国前并无多大差异 [12] 。克柳切夫斯基很同意佛克罗迪的这一意见。他说：“彼得想使贵族成为欧洲军事和航海技术的苗圃，但他很快便发觉技术知识很难灌输到这一等级，俄国贵族很少，也很难成为工程师或船长，而且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在国内也很难实用。缅希科夫曾同彼得一道在沙尔坦爬横桁，学习制作杠杆，但在本国却成为一名陆地的省长。” [13]
毫无疑义，这里有很多正确的意见。莫斯科国的以往情况，是一目了然的。克里扎尼奇抱怨过：“我们的思想是迟钝的，手是笨拙的。具有迟钝的，也就是不开通的思想和笨拙的手的人们，自难做出比他们先进得多的西欧居民所能轻易做到的事情。”克里扎尼奇虽然强烈反对外国旅行家对莫斯科国居民的轻蔑批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强制才能驱使他们做点好事，他完全正确地解释这是由于莫斯科所特有的“严酷的占有制”。这种占有制已使莫斯科人这样道德堕落，以致他们显然更无比地倾向于消极抵抗改革，而不是倾向于积极促进改革。他们被迫为进步工作，然而如所周知，在被迫为进步工作的条件下，代价是很高的。莫斯科人促进进步的工作，一般说来，是坏到极点，以致国家不得不为了他们的工作，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14] 。任何社会政治情况，都有其自己的逻辑。
另一方面，也不应夸大克柳切夫斯基所作判断的消极意义。无论如何，应该记住，克柳切夫斯基对于他的判断也附有某种保留。他补充说，莫斯科人留学外国，毕竟是留下了一定痕迹。他说：“强迫教育没有提供很大的科学知识的储备，但无论如何，却教训了贵族去认识学习的过程，刺激他们的知识欲。贵族毕竟学到了一点东西，虽然所学并未达到原来派遣他们的目的。” [15]
读者已经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谈不上学到本义上的“科学认识”，而只是领悟一些技术知识而已。至于这种技术知识，无论其积储量是多么小，还是提供了由浅入深的可能。克柳切夫斯基虽然批评安娜女皇的外交政策，却对彼得死后留下的军队，仍称之为优秀的军队。事实上，这一军队若与以前构成莫斯科君主的武力的无组织的乌合之众相比，也确乎是优秀的。比较优秀的彼得军队，仅就组织一项而言，也是需要具有相当技术知识的。除陆军外，还建立了海军舰队。按照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这是“一种我们前所未见的东西”。不要以为，当时只有在俄国供职的外国人，才有技术知识。除了外国人，彼得时期就有一批具有技术知识的俄国人：例如，可以举出阿列克谢•济宾，——公认为有相当水平的工程师和水手；谢明•阿拉别尔杰耶夫，颇为熟悉“航海”科学和地质学；费多尔•萨莫伊洛夫，在荷兰学习航海事务，成绩甚佳；列夫•伊斯梅洛夫，一度服务于丹麦军队；著名的瓦•尼•塔季谢夫，矿学知识极为渊博。缅希科夫本人——顺便指出，按出身，他不属于贵族等级——不仅是一位陆地上的省长：如所周知，他在战场上的指挥也不是没有成绩的。甚至大贵族，他们一般说来是最反对彼得改革的，其中某些代表人物甚至比军职阶级的所有其他阶层，更有学习外洋“巧技”的能力。据说，老戈利岑公爵便是一名很好的将军。德•利里亚公爵称他为俄国的英雄，说他聪明、勇敢、精通兵法，且为部队所爱戴。西班牙的公使推崇他，说他若生长在不野蛮的国度，就会是一个真正的伟人 [16] 。我们在下面的某一章里将看到，同西方往来的增加，对于莫斯科的军职人员。特别是对于出身名门的官员的政治观点，也发生一些影响。现在看一看问题的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