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章 本书写作背景
我似乎拖延了很久才发表了这本有关赞德文化的专著，对此我要作一些解释。虽然在多次实地考察的间隙，我都尽力记录赞德习俗，但是它们只是一些初步的、不全面的叙述，我没有时间写下更加全面的笔记，因为还有其他必须开展的工作。例如，我将自己的有关许多部落的笔记整理出来，这样塞利格曼教授及其夫人在著述有关尼罗河苏丹（Nilotic Sudan）的异教部落的时候，就能够方便地使用，我把这件事视为对他们给予我巨大帮助的小小回报。此外，我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对努尔人进行了民族学调查。尽管在前一项研究结果没有发表，甚至还没有写成文稿的情况下，又开始一项新的紧张的研究工作，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我还是感到接受这个邀请义不容辞。此后两年我在埃及度过，其间在完成大学工作之余，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这片沙漠地区。在埃及的后期，我又作为莱沃霍姆基金的研究员，开始对南苏丹和西阿比西尼亚（Western Abyssinia）作进一步的民族学考察。所有这些原因导致了这本书在此项研究工作开始后10年才得以出版。
另外需要谈一谈这本书在准备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我必须在使用土著语和避免使用土著语之间作出选择，决定哪种做法更为明智。我曾和阿赞德人居住在一起，并对巫术进行研究，那个时候我已经熟知大量的树木和植物的名字以及它们在仪式中的作用。但是，田野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知识也许会成为学生不必要的负担。尽管不使用土著语名词会使意义的精确性产生细小的损失，但是我认为在写给欧洲读者的著作中直接使用土著语名词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超过不使用土著语，因此从原则上，我只在第一次介绍某种重要的巫术行为的时候使用赞德词语，或者因为不知道某种树或植物的学名，才不得不采用赞德语名称。 [1]
出于同样的考虑，对于我那些记录了大量信息的赞德语文本，我采取了意译。我认为传达句子的整体意义要比坚持逐字翻译重要得多。尽管读者由此只好相信我的译文，但是即使我提供源语文本以及逐字逐句的译文，对绝大部分的读者而言，也不能带给他们更大的帮助。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也采用阿赞德人的语汇进行叙述，因为赞德语文本不仅能够提供有关阿赞德人习俗的信息，而且能够让我们了解他们自己如何描述这些习俗。但是，赞德语文本也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我用赞德语记录的信息并不比我用自己的语言所记录的更有分量。因此，如果赞德语文本中有与所描述情形不相关的内容，我会毫不迟疑地将其删去。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文本能够用赞德语发表。
任何一种人类行为都和其他多种人类行为相关联。因此，描述某一人类行为，颇为明智的做法是参照所有和这一行为有直接相互依存关系的其他行为。既然魔法（magic）、仪式（rites）与巫术（witchcraft）、神谕（oracles）密切相关，而实施魔法和举行仪式可能和任何社会活动相关联，它们之间就因此产生了多重相互关系。然而在叙说赞德神秘信仰和仪式时，我非要描述赞德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吗？如果描述与农业和狩猎有关的魔法，我一定得完整叙说所有相关的经济活动吗？如果谈及与歌舞有关的魔法，我就必须介绍歌舞吗？我想并非如此，世界上任何事物最终都与其他所有事物相联系，如果我们不把现象从中提取出来，对它们的研究就无法开始。魔法、神谕和巫术固然存在于种种社会情景之中，但是本书的目的不是对这些社会情景进行全面的描述，而是研究这些实践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它们如何形成一种观念体系，并因此探究这种体系如何在社会行为中体现出来。如果有人强调，我在探讨魔法的时候，对与魔法相关的各种活动进行了片面的抽取，我的答复是：我要做的只是对与魔法相关的部分事物进行讨论。在一本关于赞德魔法、神谕和巫术的书中讲述赞德经济生活显然有些古怪，因为农业、狩猎和采集不是这些宗教信仰和仪式的函数（functions），相反，宗教信仰和仪式才是人们进行农业、狩猎和采集活动的函数。
有人也许认为我原本可以采取更加明智的做法，即：首先讲述那些一般视为文化基础的内容，例如：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构成、公共生活的管理以及食物和工具的生产。我同意如果我这样做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在研究工作的初期，我对本书所叙述的内容产生了兴趣，而且发现很容易就能获取到相关的信息。也许还有人想知道，既然在各种理论性的讨论中巫术和宗教一般不会分开，为什么本书没有记述赞德宗教。巫术和宗教的确具有共性，但是，阿赞德人对死者的崇拜和家庭活动紧密相连，他们对最高神的信仰与对亡灵的信仰交织在一起，因此把赞德宗教和家庭生活放在一起描述更为合适一些。本书只对阿赞德人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s）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记述，在此我没有更多地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个领域的其他学生写过相关的论文，我也在一些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相关文章，它们为那些想对这方面作更多了解的人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背景知识。此外，塞利格曼教授及其夫人在撰写《尼罗河苏丹的异教部落》（Pagan Tribes of the Nilotic Sudan）的时候也充分使用了我提供的有关资料，因此本书应该只需要用一个章节来介绍这方面的内容。我正在准备写一本记述阿赞德人家庭生活和政治制度的书。在这本书里我将阐明我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研究工作以及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希望本书能够对赞德地区（Zandeland）的政治官员、医生和传教士有些用处，并对阿赞德人有所帮助。如果有人从我的工作中获益并想对我有所报答，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为本书修正错误或者增添信息。希望所有可能这样做的人能够全面考查我的叙述，一旦发现不精确的地方，请指出。本书上的文字不是无可挑剔的，在南苏丹民族学研究方面我没有什么特权，然而有一点我需要解释一下，希望因此能够免遭指责。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的某些叙述和我陆续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互相矛盾。 [2] 这是因为除了有关巫医（witch doctors）和魔法医术（leechcraft）的论文，其他所有的文章都在最后一次考察赞德地区之前完成，其中有几篇甚至写于抵达赞德地区的最初几个月。后来继续进行的考察使我有时不得不对一些先前形成的印象进行修改。
本书也是为学生而写的，如果在描述赞德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我却不对之进行讨论，这个时候几乎不可能希望他们不提出批评。许多人也许确实反对我使用过多的篇幅来分析赞德人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学生们的求知欲不会满足于仅仅了解事实，相反，他们会设法发现存在于事实之中的规则，并试图把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了解各种赞德人的信仰，并且把它们与我们的信仰进行比较。我总是把一些主要的社会学问题摆在自己的面前，例如，难道赞德人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我们就只能描述而无法理解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吗？或者尽管赞德人的思想是由一种我们不习惯的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在本质上它是否与我们的思想还是有相似之处？赞德人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对现实的看法是什么？他们的这些动机和看法如何在习俗中表达？所以我的叙述不只是对事实的简单记录，而是对事实进行有目的的描述。
但是，在这本书里我既没有介绍当今对神秘观念（mystical notions）和仪式行为（ritual behaviour）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诠释，也不打算说明赞德人的信仰和习俗与民族学理论的关系。尽管我本有意去做这件工作，但还是因为考虑到在别的文章中已经对它进行了更好的论述， [3] 所以在此就不再赘述。因为记录的很多信息都需要诠释，我或是试图通过提供阿赞德人自己的表述来解释，或是通过把与某个事实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紧密相关的其他事实归入这个事实的轨道来进行解释。例如，我没有解释为什么阿赞德人认为巫术和魔法是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但是我试图发现，在他们所认为的现象产生的原因中存在着什么样的规则。我总是问自己“如何发生？”，而不是“为什么发生？”。阿赞德人会做某些事情并相信某些观念，我通过引用同一文化中其他事实或者通过指出事实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来解释某一事实。因此，读者会发现诠释存在于本书描述性的叙述之中，而不是独立于叙述之外。我采用的叙述事实的方式使诠释表现为叙述的一部分，我的阐释就包含于事实本身。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同仁们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著作，我十分感激他们为这本将要发表的专著所付出的劳动。当我开始进行赞德地区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使用了多明我会的拉吉（Lagae）神父和范登普拉斯（Van den Plas）神父的赞德语语法书和词典。 [4] 他们的著作自始至终陪伴着我，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拉吉阁下另外还发表了四篇有关生育的习俗、神谕、最高神以及泛灵论（animistic notions）的文章。范登普拉斯神父还以一个贵族家族的名称，即阿冯加勒（Avongara）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 [5] 这些论文以及后来德吉（De Graer）神父发表的一篇有关魔法医术的文章 [6] 对我都非常有价值。
所有知道阿赞德这个名词的人一定也会知道卡洛纳-博费特（Calonne-Beaufaict），他是赞德研究的奠基人。早在1905年他就开始在赞德地区考察，此后他仍不断地对早期所作的考察报告进行补充，直到1915年不幸逝世。他的有关阿赞德人的专著已于1921年出版，但是因为这部著作探讨的几乎全部是刚果的部落迁移，所以对我的研究的帮助非常有限。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需要指出才会不失公允，那就是我们相信卡洛纳-博费特对赞德社会生活作过长期的研究，而他做的相关记录却在死后遗失了。 [7]
在完成第一次考察并把考察笔记整理成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发现拉吉阁下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阿赞德人的专著， [8] 这本书汇集了他以前的论文以及许多其他资料。在仔细阅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我发现，除了细节有所不同之外，我在此前已完成的论文和这本书探讨的是同一主题。同时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们两人的所有与事实有关的记述都基本一致。
在我进行考察的初始阶段，梅杰·拉肯关于赞德习俗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苏丹札记》，后来他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两篇。 [9] 他把自己长期的考察结果朴实而谨慎地记载了下来，他的报告没有社会学和神学的倾向性，因此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在此我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我、拉吉阁下还有梅杰·拉肯各自独立开展工作，并且几乎同时开始发表自己的考察结果。我作出这样的强调是因为这种极少出现的不谋而合的情形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工作的价值。
如果我记录的信息别人也记录过，甚至在我之前就记录过，我几乎不可能每次都对这种情形作出说明。我只在以下情况提及别人的著述：我的记述与别人的记述存在矛盾之处，或者我需要用别人的记述来证实某一点是否是令人怀疑的，或者我需要别人的信息来弥补我知识的不足。我希望所有可能阅读本书的学生不要只是满足于我的记述，而是应该同样关注拉吉阁下、卡洛纳-博费特和梅杰·拉肯的著述，而且我还希望这些学生能够像历史学家谨慎研究同一时期的文献那样对我们的记述进行比较。
在我离开赞德地区之后有两本重要的有关赞德语言的书出版了，它们的作者分别是英国传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牧师戈尔（Gore）先生及其夫人。 [10] 这两位作者采用了1928年雷贾夫（Rejaf）语言大会所提议的拼写法， [11] 因此我认为采用他们的赞德文字的拼写方式是明智之举。此外，我还间接地欠下了牧师戈尔先生及其夫人以及他们在扬比奥（Yambio）传教团的同事们的一个人情。如果没有他们全心全意地致力于阿赞德人的教育，就不可能有赞德秘书帮助我写下许多珍贵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