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受众/用户中心取向——社会心理的微观视角

另一种显著的研究取向，则是从受众/用户出发，以社会心理学的微观视角来考察受众/用户的心理等个体特质（如群体归属感、趋同性、个性等）对媒介可信度判断的影响。

梅茨格等人（Metzger et al.，2010）聚焦受众心理特质，研究其群体归属感和趋同性对网络可信度判断的影响。论文集中探讨了人们如果利用社交或群体工具进行可信度判断，信息搜寻者是否会依赖认知启发来确认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以及人们会用怎样的认知启发方法去评估网络可信度。通过焦点小组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参与者通过使用用户生成内容（UGC）来帮助评估信息，如反馈系统、推荐和声誉系统。会通过查看推荐和评论数量以及参考负面和证明评论来判断信息的可信度；一旦参与者发现信息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会停止，因此个人倾向在可信度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来自身边人的推荐会被认为是更可靠的。最普遍的启发方式有声誉启发、推荐启发、一致性（交叉验证）启发、说服意图启发。其中声誉、推荐、一致性与可信度成正比，说服意图与可信度成反比。这说明，多数网民是在群体环境中依赖他人而做出可信度评价，大多是基于认知启发（通过基于群体的SM使用工具）而不是系统化的信息处理来评估网络信源和信息的可信度。

斯特劳德等人（Stroud et al.，2013）从受者取向分析新闻媒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福克斯电视台（FOX）的可信度评估的可变性。使用2006年和2008年的国家调查数据，发现人口统计要素和政治特征有助于解释不同的可信度模式。对CNN和FOX之间差异的感知与受试者政治知识、两极分化的政治态度正相关。民主党比共和党更有可能认为网络不可信。还研究了选择性曝光与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两个网络渠道的可信度调节了政治倾向与网络新闻使用之间的关系。

布西等人（Bucy et al.，2014）从新媒体用户心理出发，基于启动效应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种新闻启动模式：当媒体失误成为启动效应的主体和渠道时，公众对媒体丑闻如何进行评估。研究了新闻丑闻曝光范围和程度如何激化公众对媒体的态度并测量了受众与丑闻相关的知识了解、对新闻自由和媒体责任的态度、对新闻监管的支持这些变量对可信度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对英国两个典型的新闻丑闻收集的原始调查数据进行测试，并验证了模式。研究发现，随着有关新闻丑闻信息的增加，对新闻自由和责任的态度将被激化并用于形成对媒体表现的判断，这些态度又塑造了公众的媒介可信度评价和对监管的支持。比如随着丑闻相关信息的增加，媒体监管机构对新闻媒体的可信度评价将低于媒体批判者，新闻自由主义者对新的监管的支持少于新闻伦理学家，且启动效应对人们关注新闻丑闻的态度有作用。

卡尔等学者（Carr et al.，2014）考察了用户个体特质对媒体和政治的倾向、新闻呈现方式和信息来源的异同对主流和公民新闻（非专业）的可信度的影响。使用网络实验，通过问卷前测了解受试者的媒体怀疑主义倾向和犬儒主义倾向，设计虚构的专业新闻和公民新闻（视频、图文），并引导受试者对其中一种类型进行随机接触，并后测其对新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可信度。研究发现受众本身的媒体怀疑主义和政治犬儒主义倾向会影响不同来源、不同呈现方式的新闻可信度。犬儒主义者和媒体怀疑主义者认为公民新闻更可信，而非犬儒主义者和非怀疑论者认为主流新闻更可信。

阿塔兰等人（Attaran et al.，2015）三位学者采用说服知识模型（Persuasion Knowledge Model），分析杂志中不同广告形式对消费者的说服力。主要探究了社论、软广告文章、传统广告这些不同的广告形式，对模型中的三个要素：来源可信度（其中包括信息发布者、专家、商家）、感知到的推销意图和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招募学生被试并分成三个实验组，每个被试随机分配接收一种类型的广告信息，并指导学生阅读有关刺激的所有信息，然后使学生回答15项量表中的问题。研究发现来源可信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社论、软广告、传统广告；消费者购买意愿从高到低依次为社论、软广告、传统广告；消费者所感受到的推销意图从高到低依次为传统广告、软广告、社论。研究发现纸媒中广告形式确实会影响三个要素造成影响。消费者感受到的推销意图与来源可信度、购买意愿成反比，且消费者在阅读社论时，几乎没有感受到广告推销意图，从而放松警惕更愿意选择相信。同时，文末探讨到了伦理问题，商家和编辑是否应该欺骗消费者，在文章中插入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广告。一旦消费者通过看似客观的信息来源意识到销售意图，最初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与传统广告方式相比，购买意愿会更低。

莱德贝特等人（Ledbetter et al.，2016）从受众个体心理出发，调查了影响社交网站上名人可信度的因素，建立了理论模型并进行验证。通过问卷调查法，研究了自我披露态度、准社会交往频率与可信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准社会交往是发布频率和可信度之间的中介，网络自我表露的态度调节了这些关联。发布频率无法预测自我表露较高时的名人个人身份，这种调节作用可能说明了准社会关系和正常社会关系之间的分离，自我表露增强了与后者的联系而不是前者。自我表露程度与群体识别可信度成反比，与个人识别可信度成正比。不同形式的准社会交往可能在可信度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