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青年土耳其人急于寻找盟友

I

持续不断的领土沦丧影响了青年土耳其人对时事的看法。名义上仍然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1908年正式被奥匈帝国吞并，正是此举导致了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继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帝国主义扩张方面，意大利可谓是后来者，但它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觊觎。凭借十分苍白的借口，意大利对土耳其发动了攻击，并于1911—1912年夺取了今天利比亚的沿岸地区，以及罗得岛和土耳其海岸外的其他一些岛屿。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人揭竿而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不禁让人怀疑，奥斯曼帝国究竟还能否确保非土耳其族裔臣民对帝国的忠诚。

此外，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1912—1913），巴尔干同盟（保加利亚、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击败了土耳其，夺走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残存的领土中的大部分。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1913），奥斯曼帝国夺回了色雷斯（与帝国亚洲部分隔海相望的地区）的部分土地，但这似乎也只是短暂延缓了帝国持续不断的领土沦丧。在伊斯坦布尔，那些夺取了政权，作为苏丹的大臣统治帝国的青年土耳其人冒险家，担心他们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他们害怕悄悄逼近的欧洲掠食者准备发动最后一击。

就在不久之前，欧洲国家刚刚瓜分了非洲大陆。一些欧洲国家非常渴望征服新的土地，但已经没有太多的猎物供它们选择了。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瓜分殆尽：大英帝国夺取了四分之一，俄罗斯帝国瓜分了六分之一。西半球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因此被保护在美国的羽翼之下。中东成了唯一有机可乘的地区。据说，法国人对叙利亚颇有野心，意大利和俄国想要更北方的土地，希腊、保加利亚和奥匈帝国则试图争夺西部地区。C.U.P.的领袖们能够感受到，在篝火后面的黑暗之中，野兽正在逼近，并即将发动攻击。

II

C.U.P.的领袖们深信，他们试图使奥斯曼帝国摆脱欧洲控制的努力（英国的政治家们对这一计划一无所知，或是不甚理解）会促使欧洲国家加快对奥斯曼帝国的攻击。C.U.P.对欧洲抱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十分蔑视这些非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又推崇它们的现代化道路和成就。C.U.P.想要摆脱欧洲国家的束缚，以便为自己赢得条件，更好地效仿欧洲。尽管青年土耳其人似乎并没有一套合理的执行方案，但他们还是想终结欧洲人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

实现交通和通信现代化是C.U.P.国内计划的重要一环。欧洲人愿意为奥斯曼帝国提供它急需的运输网络和体系，但他们自然希望自己成为这一网络体系的所有者，而且最好是具有排他性权益的所有者。像奥斯曼帝国以往的领导者一样，C.U.P.的领袖们希望引进欧洲的技术，但非常不希望欧洲人拥有或掌握奥斯曼帝国的命脉。在19世纪，虽然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拥有自己的邮政服务系统，但土耳其人还是创办了他们自己的邮政系统，与欧洲人的邮政系统并存。奥斯曼帝国还拒绝了一家英国公司的提议，自己建设了电报网络。在1914年，伊斯坦布尔和士麦那（Smyrna，今称伊兹密尔）已经有了一些电话。早在1911年，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允许一家外国机构在伊斯坦布尔建设电话系统，但工程进展缓慢。

随着蒸汽船的出现，奥斯曼帝国的航运交通基本上落入了外国人手中。和水路一样奥斯曼帝国有限的铁路线也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公路很少，汽车的数量更少：截至1914年，伊斯坦布尔有110辆汽车，其他地方加在一起只有77辆汽车。传统的运输方式是由骆驼、马匹、骡子和畜力车组成的车队，这样的交通工具完全无法与被外国人掌控的铁路相匹敌。通常来说，一个混杂着各种牲畜的车队每小时只能行进3～5千米，一天只能走24～32千米。铁路的速度至少要快上十倍，而使用铁路运载货物的成本或许只有畜力车队成本的十分之一。

C.U.P.的困境在于，它一方面想从畜力车队升级为铁路运输，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帝国落入那些掌握铁路的欧洲人之手。欧洲人已经在经济上占据了优势地位，这让C.U.P.十分反感，但又无计可施。土耳其只能对外提供自然资源，同时必须进口所需的制成品，因而处在不利的地位。想要恢复经济上的平等，土耳其就必须实现工业化，但奥斯曼帝国政府却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方案。奥斯曼帝国只能提供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在修建铁路或其他设施的时候，欧洲人会把保养维护工作交给自己人。本地人急需技术培训，但奥斯曼帝国却不能提供这种培训。

在政治实体的核心环节——财政——方面，欧洲人也掌控着局势。1875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公债违约，金额超过10亿美元，苏丹被迫在1881年下诏，将奥斯曼帝国的公债管理权交给了欧洲人。为此，一个委员会组建起来，负责掌管奥斯曼帝国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一些基本商品，比如酒精、邮票、盐和鱼，其海关关税都完全由这个委员会管理。奥斯曼帝国政府甚至失去了对国库和海关的绝对管理权。C.U.P.想在这些领域收回主权，但又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再融资偿债的计划。

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们最痛恨的是各种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给予了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经济特权，还出于种种原因让欧洲人只受本国领事的管辖，而不受奥斯曼帝国法律的约束。如果得不到所属国领事的许可，土耳其警察就不能进入欧美国家人士的居所。C.U.P.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带来的这些特权。

另一个让C.U.P.心生怨恨的问题是，欧洲国家时不时地借口保护基督徒少数群体和他们的权利，侵犯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欧洲国家的这种倾向与C.U.P.私下里的执政目标相抵触，因为青年土耳其人不仅想在外国人面前主张自己的权利，还要让帝国内居住的其他群体服从自己的命令。这一目标与他们在1908年的公开主张截然相反。当时，C.U.P.公开宣称要保障帝国版图内信仰不同宗教、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拥有平等的权利。在获得政权之后，C.U.P.就暴露出了民族主义的黑暗面，转而主张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帝国版图内，讲土耳其语和讲阿拉伯语的人口大致相等，都在1000万左右，各占总人口的大约40%。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的众议院中，土耳其人议员有150名，阿拉伯人议员却只有大约60名（这两个数字并不精确，因为有些人说不清楚究竟是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剩下的20%人口，主要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境遇比阿拉伯人还要糟糕。根据1910—1911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记载，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拥有22个不同的“种族”，而“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奥斯曼民族”。即便真的曾有机会创造出奥斯曼民族的话，C.U.P.的领导者们也把这个机会丢掉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帝国内部60%的人口放在眼里。

塔拉特、恩维尔及其同僚们可谓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与东方草原上的情况截然不同），即便是那些讲土耳其语的人往往也不是土耳其血统出身。英国议员马克·赛克斯爵士曾经在亚洲四处游历。他在一本著作的开篇发问道：“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当他们谈论所谓土耳其和土耳其人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土耳其这么一个地方和土耳其人这么一个民族……？”突厥民族的古老家园在遥远的中亚。在亚洲，超过半数的突厥语族民族生活在俄国突厥总督区或其他位于奥斯曼帝国版图之外的地方。因此，沙皇其实比苏丹更有权主张自己是突厥语族民族的代言人。恩维尔帕夏后来曾投身于团结所有突厥语族民族的理想。因此，想必在1914年的时候，这个在思想界很流行的理念对他而言也并不陌生。不过，此时的他并没有把这个理念放进他的行动计划之中。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对戏剧化的行动和以“泛”开头的宏大计划非常痴迷，因此心中很有可能也藏着泛伊斯兰主义的野心。不过，从他对待同为穆斯林兄弟的阿拉伯人的做法可以看出，泛伊斯兰主义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并没有体现在他的政策中。

在C.U.P.的领导者们看来，欧洲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奥斯曼帝国继续苟延残喘，自然也就不会允许C.U.P.推行其计划，除非他们能引诱列强中的某一个，让它成为土耳其的保护者。因此，寻找一个欧洲盟友就成了C.U.P.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杰马尔本人亲法，但当他听说恩维尔提出要与德国结盟时，还是赞许地评论道：“只要能帮助土耳其摆脱现今孤立无援的境地，我愿意立刻答应任何联盟提议。”

III

C.U.P.内部的各派一致同意，土耳其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强大的欧洲盟友。青年土耳其人认为，如果能与欧洲国家联盟中的某一方，或者哪怕是顶尖强国中的某一个（英国、法国或德国）结盟，奥斯曼帝国就可以抵御对其领土的进一步侵蚀。除了俄国之外，其他有可能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意大利、奥匈帝国、希腊、保加利亚）实力都要逊于这几个一流强国。

持亲英态度的财政大臣贾维特已经于1911年向英国表达过结盟的意愿。当时，意大利刚刚发动对土耳其的进攻。在英国内阁的资深阁员之中，只有丘吉尔愿意响应土耳其人的邀约。丘吉尔给外交大臣写信，向他阐述为什么土耳其人的友谊比意大利人的更重要。他写道，土耳其是“德国人可以用来在陆地上对付我们的最大的武器”。1911年底，当贾维特书面提议土耳其与英国结成永久性同盟时，丘吉尔想要报以积极的回应，但英国外交部却不同意他这么做。

在1914年5月至7月间，越发焦急的C.U.P.又秘密接触了另外三个欧洲强国，寻求结盟。亲法的海军大臣杰马尔向法国示好，但遭到了拒绝。绝望中的塔拉特转向了俄国，他这种与虎谋皮的举动也遭到了拒绝。最后，C.U.P.的领导者们在大维齐尔的别墅开会，授权曾经在柏林任职的恩维尔去寻求与德国结盟。1914年7月22日，恩维尔向德国递交了提议。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汉斯·冯·旺根海姆（Hans von Wangenheim）拒绝了他的提议。奥斯曼帝国彻底陷入了外交孤立，没有任何一个强国愿意保护它。

奥斯曼帝国的陆军大臣开诚布公地向德国大使解释了为什么青年土耳其人要寻找盟友。恩维尔对冯·旺根海姆解释说，只有在奥斯曼帝国“不惧怕外国攻击”的情况下，C.U.P.的国内改革方案才有可能推行下去。他说，他相信奥斯曼帝国只有在“得到大国集团之一的支持”时，才能不畏惧外部的威胁。显然，他无法让德国大使相信奥斯曼帝国有什么等价的东西可以回馈给德国。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并没觉察到土耳其频繁的外交活动，也没有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急切地想要寻找一个大国盟友。就在德国大使拒绝奥斯曼帝国提议的几天后，英国的内阁大臣们第一次察觉到，一场可能把英国卷入其中的战争危机正在欧洲出现。从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到8月4日英国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和协约国盟友（法国和俄国）一起对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开战，在此期间，英国人几乎没有考虑过奥斯曼帝国的事情。不过人们通常会认为，德国或许会试图拉拢奥斯曼帝国加入自己一方。

当时的英国领导者从未想过，真实情况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是土耳其人在寻求与德国人结盟，而德国人并不情愿接受。哪怕是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当人们发现是塔拉特和恩维尔主动寻求与欧洲国家结盟的时候，也没有人清楚奥斯曼帝国和德国结盟的具体细节。当时的人们和一些历史学家指责温斯顿·丘吉尔，认为是他把土耳其人赶进了德国人的怀抱。但不断解密的外交档案讲述了一个复杂且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1914年，发生在丘吉尔和他的内阁同僚们都未能预见到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爆发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