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总论

中医眼科学为中医学的一个分支，与医学其他各科及社会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一般将中医眼科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萌芽、奠基、独立发展、兴盛、衰落与复兴时期。

从上古至南北朝，古人虽对眼的生理功能、大体解剖，乃至辨证论治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缺乏系统的眼科资料，主要以内科杂病的一部分而散见于各科文献中。

武丁时代，先人已将眼睛命名为“目”，眼病称“疾目”，眼病失明称为“丧明”。如甲骨文卜辞别中载有“贞王弗疾目”“大目不丧明”“其丧明”等。这是中国有关眼病的最早史料。

春秋时期，古人将盲人称为瞽人，并将盲人分为“蒙”和“瞍”两类。据《毛经》解释：“有眸子而无见曰蒙，无眸子曰瞍”。此外，《荀子·非相》谓：“尧舜参瞳子”，《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亦重瞳子”，这是世界上关于先天性瞳孔异常的最早记载。《春秋左传·室公二年》载有“睅其目”，此为眼球突出的最早描述。《行纪》载有：“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闭目，茫然无所见”，这是对雪盲症状的最早概括。

战国末期，《黄帝内经》对中医眼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最早从解剖学角度认识眼组织结构，还详述眼解剖结构与整体的关系，如《灵枢·大惑论》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对眼的生理功能、眼与脏腑经络的密切关系等该书也有精辟的论述，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黑白，审长短”，《灵枢·脉度》又说：“目能辨五色矣”，《灵枢·大惑论》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与目而为之精”，《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谓：“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之睛。”在病因病机方面，强调内因，如《灵枢·天年》曰：“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灭，目始不明”；还认为风热之邪是眼病的常见原因，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说：“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等。该书对疾病多按病位和病症特点来命名，体现了中医识病的特点，如目痛、目下肿、瞳翳等；书中对眼病诊断、治疗等散载于各篇，如《灵枢·热病》提出：“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跷”，《灵枢·邪客》谓：“阴虚，故目不暝……饮以半夏汤一剂”。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80余味对眼病有防治作用的药物。《伤寒杂病论》涉及眼部病症的有关条文有20余条，列眼部病症20余种，其中对“狐惑”一病提出清热解毒除湿之法，至今仍为眼科治疗该病的常用方法之一；该书所列麻黄汤、五苓散、小柴胡汤、承气汤、白虎汤、苓桂术甘汤、炙甘草汤、泻心汤等诸多方剂现仍为眼科广泛应用。张仲景所创的六经辨证，对后世中医眼科应用全身辨证和经方治疗眼病影响深远。

《说文解字》虽为一本字典，但涉及眼的生理病理有120余字之多，如“眸，瞳子也”，“眛，目不明也”，“眯，草入目也”等。

此期，无眼科专科医生，眼病患者多由内科医生兼治，如《史记·扁鹊仓公传》载有“扁鹊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遂为耳目痹医”。据《周礼·天官》记载，春秋时期的临床医学已有疾医、食医和疡医之分，而眼、耳、鼻、口、二阴被列为一个系统（九窍）来认识，这就为眼科作为一门临床独立学科提供了可能性。

此期中医眼科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眼科首次被列入正式教育科目、医著中出现了眼科专著或在综合性医著中眼科内容被列为专篇论述，为眼科的独立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初武德年间设立的太医署中，已将耳、目、口、齿疾病从内外科范围内划分出来，自成一科，称“耳目口齿科”。至此，眼科首次被列入正式教育科目。

此期古人对眼的生理功能有新的见解，如《外台秘要》认为“黑白分明，肝管无滞，外托三光，内因神识，故有所见”。《龙树眼论》谓：“瞳人端正，阳看能小，阴看能大”。此期，已有专门论述眼科病因病机的文献，如《备急千金要方》提出的十九因学说，《外台秘要》的二十一病因；对眼病病机则强调以脏腑病机为主。

此期古人对眼科病症有较多的集中记载，如《诸病源候论·卷二十八》集中记载了眼病38候，另外在小儿杂病、妇人产后、妇人杂病等篇章中还记载了眼病十余候。中医眼科的治疗方法既有内服药物，又有外用药物；既有手术治疗，又有针灸按摩。《龙树眼论》对眼病已有较详细的阐述，先述主证、后析病因病机、再立治法，基本形成了中医眼科的辨证论治方法。此期，古印度的金针拨内障手术已传入中国。在中国现存医籍中，首次提到“金篦决”的是《外台秘要》。对胬肉攀睛的治疗，《备急千金要方》提出割除法，《外台秘要》针对割后易复发，改用烙灼法，至《龙树眼论》则兼采两家之长，综合为割灼法。可见，唐代创行了多种眼科手术疗法，丰富了眼科治疗学。据《太平御览》载：“唐崔瑕失一目，以珠代之”，说明唐代已精于配置义眼，世界上安置义眼实以中国最早。

此期的医著较丰富，在一些全书、方书中已有集中记载眼科证治的文献，如《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张文仲方》等。尤其是出现了《龙树眼论》《刘皓眼论准的歌》等眼科专著。《龙树眼论》是中国著名的眼科专著，但原书已散佚。至明代金礼蒙编著的《医方类聚》则将其改名为《龙树菩萨论》，后世所见者即是从《医方类聚》中辑出之本。另一眼科专著《刘皓眼论准的歌》的原著亦已散佚，《宋史》中该书又称为《刘皓眼论审的歌》。该书将眼病分为内、外障72症，这是中国最早论述内外障具体内容的文献；所载“五轮歌”首次指出了眼科五轮的解剖位置，并将各部与五脏联系起来，对后世中医眼科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宋朝至元朝是中医眼科独立发展时期，其重要标志是中医眼科学成长为独立学科，并已形成眼科独特的基础理论体系。

北宋元丰年间太医署设有九科，眼科为其中之一，即将眼科从唐代所设的耳目口齿科中划分出来独立成科。自此，眼科一直成为独立专科。

此期最突出之处是形成了中医眼科独特的基础理论——五轮学说和八廓学说。五轮学说在北宋初期始被引用，并有所发挥。如北宋之初的《太平圣惠方·眼论》谓：“眼有五轮，风轮、血轮、气轮、水轮、肉轮，五轮应于五脏，随令之主也”。南宋末的《仁斋直指方》对五脏的脏腑配属及定位进行改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此，五轮的脏腑配属及定位就比较明确，并流传至今。元代《世医得效方·眼科总论》遵《仁斋直指方》的五轮定位列出五轮图，并指出：“白属肺，气之精气轮。黑属肝，筋之精风轮。上下睑属脾胃，肉之精肉轮。大小眦属心，血之精血轮。瞳神属肾，肾之精水轮”，进一步完善了五轮与脏腑的生理病理关系。可见，五轮学说在宋元时期已基本形成。八廓学说也是在宋元时期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八廓”一词首载于南宋陈言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但无具体内容，此后各医家不断补充完善，八廓学说基本形成。

此期，尚未形成系统的眼科病因理论，对眼病病因的认识以外因为主。比较强调眼病的脏腑病机，如《仁斋直指方》强调内障眼病以肝肾虚弱为主的病机。刘完素提出：目昏赤肿翳膜皆属于热；玄府郁闭是多种内障眼病的原因，而玄府郁闭又多由热气弗郁所致。张从正承刘氏主火之说，并有所发展。李东垣在《兰室秘藏》中指出：“夫五脏六腑之精气皆禀受于脾，上贯于目。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脉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目矣”。朱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这些学术思想，至今仍有临床意义。

此期医籍所记载眼科病症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对眼科病症记述的最大特点是将眼科病症分为外障与内障两大类。对眼病的诊断分类大体有两种方法：一为宗《外台秘要》的按症状分类；二为按“证”分类，这种“证”的诊断已接近于“病”的诊断。此期的医著收载了大量治疗眼病的方剂以及针灸疗法。

《秘传眼科龙木论》和《银海精微》是成书于此期的眼科专著。大部分眼科资料收载于方书、全书之中，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仁斋直指方》《儒门事亲》《刘河间伤寒六书》《东垣十书》《世医得效方》等。其中，《太平圣惠方》的卷三十二、三十三为眼科专篇，该书将五轮学说首次明确地运用于眼病病机理论方面，更以“眼通五脏，气贯五轮”的观点，强调以五轮学说为基础的整体观念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世医得效方》卷第十六为眼科资料，该书的特点在于将五轮所配眼位与《灵枢·大惑论》所划眼部和脏腑相应的关系相吻合，形成了沿用至今的五轮配位法；首次将八廓配上八象名称、将每廓配属了眼位。《秘传眼科龙木论》是一部中国著名的早期眼科专著，它将眼病分为内障与外障两大类，创病证归纳大纲；列眼病七十二症，初具眼科辨证论治之体系；保存了历史上有案可稽却又散佚的眼科名著——《龙木论》和《刘皓眼论审的歌》，使后人得知五轮学说之最早记载；重内外合治。《银海精微》也是一部中国著名的早期眼科专著，推崇五轮学说，详细叙述五轮与五脏的分属，绘制五轮八廓图，对后世五轮辨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朝的某些文学作品对眼科成就亦有反映。如南宋赵希鹄所著《洞天清录》中即有“ ，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的记载，据明代《正宗通》解释：“ ，眼镜也”。可见，中国早在宋朝就有老花眼镜。

明朝至清朝鸦片战争以前是中医眼科兴盛时期，其重要标志是眼科文献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对眼科理论与临床知识研讨的深度与广度均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代。

此期最突出之处是五轮学说和眼病的病因病机得到了全面整理和发展。此期中医眼科对眼的生理解剖及五轮学说有新的认识和发挥，如明代王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七窍门》中首次阐述了瞳神内含神膏、神水、神光、真气、真血、真精的观点，明确指出五轮在眼部的部位，五轮与五脏的分属，五轮与五脏的生理关系，五轮与五脏的病理关系，五轮与五行的生克关系，五轮与五色、五方、四时、十天干、十二地支等关系。明末清初傅仁宇《审视瑶函·五轮不可忽论》则强调：“夫目之有轮，各应乎脏，脏有所病，必现于轮，势必然也……”。清代《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认识到目系与脑相连，《医林改错》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对八廓学说的论述较多，形成了不同观点及流派的争鸣。此期眼病的病因病机得到全面发展，尤其是三因学说与脏腑病机发展较快，在《原机启微》《证治准绳》《景岳全书》《审视瑶函》《目经大成》《银海指南》等医著中均列出有关病因病机的专篇，在阐述具体眼病时也有对其病因病机的探讨，并且非常重视脏腑病机。

此期医学著作收载的眼科病症数量十分丰富，对某些病症的病变过程描述得较为准确，同时注重以病症的特征命名，如“聚星障”“凝脂翳”之名均首见于《证治准绳·杂病·七窍门》。此期对眼病的诊断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原机启微》《银海指南》为代表的辨证而不拘于病；另一类是按具体眼病诊断，即以“症”诊断，如《证治准绳》《张氏医通》《目经大成》《审视瑶函》等。对眼病辨证已有系统的总结，如《审视瑶函·卷一》的“识病辨证详明金玉赋”即是一篇著名的眼科辨证论述。此期不仅各种眼科专著附有大量的内服药和局部外用药，而且许多方书、丛书及药物著作也收载了大量的眼科用药与处方。对眼科手术的记载以金针拨内障为多，特别是清代《目经大成》首提进针部位在“风轮与锐眥相半正中插入，毫毛无偏”的精确定位，并总结出审机、点睛、射覆、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完壁的针拨八法，这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证治准绳》对钩割针烙术有专篇论述。此期医著也记载了大量的眼科针灸资料，以《针灸大成》及《审视瑶函》等的记载较为实用。此期医案研究蔚成风气。如明代江瓘《名医类案·卷七》首开眼科医案整理研究之风。重视眼科医案的整理研究，促进了中医眼科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此期出现了较多的眼科专著，许多方书丛书中也列有眼科专篇。其中，明代对中医眼科影响较深远的著作有：《原机启微》《普济方》《医方类聚》《薛氏医案》《古今医统大全》《医学入门》《本草纲目》《针灸大成》《证治准绳》《医贯》《景岳全书》《一草亭目科全书》等。清代遗留下有较大影响的著作有：《张氏医通》《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学心悟》《医宗金鉴》《眼科阐微》《目经大成》《眼科奇书》《眼科纂要》《眼科百问》《异授眼科》《银海指南》等。唐宋时期的不少眼科医著，也在此期重版。元末明初倪维德所撰《原机启微》的突出特点是按病因病机将眼部病症分为十八类，充分体现了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精神。成书于1446年的《医方类聚》卷六十四～七十为“眼门”，不仅全文收录《龙树菩萨眼论》，还汇集了其他26部古籍中有关眼科的论述和59种文献中的眼科方剂，是目前唯一保存有较完整的《龙树眼论》原文的文献。明代《证治准绳》虽非眼科专著，但是一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医著。明末《审视瑶函》的“识病辨证详明金玉赋”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眼病辨证经验，其参考价值尤高。清代医著《目经大成》是一部自成一格的眼科专著，此后此书曾经邓赞夫增补，易名为《眼科正宗》，于公元1810年出版。清朝顾锡所著《银海指南》也是一部较为著名的眼科专著。

中医眼科学在晚清时期，处于停滞状态；民国时期则濒于灭绝的边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复兴与发展。

晚清至民国时期，现代眼科学开始从西方传入中国，1835年美国Peter Parker医生在广州设立“广东眼科医院”。从此，现代眼科学便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然而，此期中医眼科却处于停滞状态。此期《眼科切要》《眼科六要》《秘传眼科纂要》《眼科易秘》等较为著名的中医眼科医著，均偏重于整理，创新较少。值得一提的是《眼科奇书》（又名《眼科宜书》）和《眼科金镜》，前者大倡辛温发散及补中升阳之法，力斥眼科偏用寒凉之弊，见解独特，补前人之所未备；后者则在病因病机方面有不少独特见解，证治概念较明确。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民党重视西医而扼杀中医，西医眼科学迅速兴起，中医眼科学则随着整个中医学科的衰落而濒于灭绝的边缘。此期的中医眼科著作只有《眼科菁华录》《中西眼科汇通》等寥寥数本。其中，《眼科菁华录》为1835年康惟恂所编，格式接近现代讲义，内容简略。1926年陈滋编著之《中西眼科汇通》是眼科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可见，此期中西医结合诊治眼病已进入萌芽状态，中医眼科则濒于灭绝的边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制定了正确的中医政策，中医眼科也从衰落的境地得以振兴、蓬勃发展。1955年北京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此后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各级中医科研、教学和医疗机构，大多设立了眼科专科。中医眼科名家唐亮臣（1894—1965）、韦文贵（1902—1980）、姚和清（1889—1972）均受聘于中国中医研究院；上海中医眼科名家陆南山（1905—1988）、成都中医眼科名家陈达夫（1905—1977）等都为中医眼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1956年由广州中医学院主编出版了第一部全国高等院校统编教材《中医眼科学》，至2012年相继出版了5版《中医眼科学》教材、1版协编《中医眼科学》教材、3版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中医眼科学》及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眼科学》，中医眼科学成为一门中医本科教育的主干课程，培养了一大批中医眼科人才；1978年以后，一些中医院校和研究机构相继招收中医眼科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新人；1987年湖南中医学院首次开办中医五官大专专业，1988年成都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首次开办中医五官本科专业，此后又相继有一些中医院校开设了中医五官专业，使中医眼科后继人才的培养纳入了正常轨道。自1968年以来，不少省市相继成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医眼科学会，对促进中医眼科学术交流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医眼科学从基础到临床都取得了不少成果。论著方面，大量的中医眼科论文在各类医药刊物上发表，并且许多中医眼科专著陆续出版，如路际平所著的《眼科临症笔记》、陆南山所著的《眼科临证录》、姚和清所著的《眼科证治经验》、陈达夫所著的《中医眼科六经法要》、庞赞襄所著的《中医眼科临床实践》、张望之所著的《眼科探骊》、黄淑仁所著的《眼病的辨证论治》、成都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眼科学》、韦玉英编写的《韦文贵眼科经验选》、周奉建编写的《张皆春眼科证治》，还有杨维周主编的《中医眼科历代方剂汇编》，李传课主编的《角膜炎证治经验》《新编中医眼科学》和《中医药学高级丛书·中医眼科学》，曾庆华主编的《眼科针灸治疗学》，唐由之、肖国士主编的《中医眼科全书》，彭清华主编的《眼底病特色专科实用手册》和《眼科活血利水法的研究》，王明芳、谢学军主编的《临床传统医学丛书·中医眼科学》，李志英编著的《中医眼科疾病图谱》等，大量眼科论著的出版发行，对继承和发展中医眼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眼科诊法方面，吸收利用大量现代仪器设备，如裂隙灯显微镜、检眼镜、眼底照相机、眼超声检查仪、眼电生理检查仪等检测手段，丰富和发展了眼科望诊的内容，这对提高临床诊治内障眼病的水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眼科辨证方面，整体综合辨证水平提高，其突出代表之一是陈达夫教授创立的眼科六经辨证；内眼辨证学说的创立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医眼科对内障眼病诊治水平的提高，对内障眼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朝代；中医眼科得以蓬勃发展，显现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