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矛盾视角与翻译理论疏解

和欧美20世纪蓬勃的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发展形势不同，从晚清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推翻帝制、民国成立、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翻译者前行的步伐没有中断，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翻译家投身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抒发译论，哲言慧语琳琅满目，如鲁迅与赵景深“宁信而不顺”和“宁顺而不信”之争，钱锺书“讹”与“化”之辨以及对臻于“化境”的追求，茅盾关于翻译和创作的“媒婆”和“处女”巧喻以及“直译·顺译·歪译”的比较，吕叔湘的翻译与“杂学”，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许渊冲的“三美”（音美、意美、形美）、“三化”（深化、浅化、等化）、“三之”（知之、好之、乐之）……不一而足。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这些译论基本上仍然是中国古典译论的延续和传承，属于感性抒发的阶段和范畴。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翻译家董秋思就撰文称：“我们有一千几百年历史的翻译工作走的并非直路，有时简直是兜圈子”；希望能“由感性认识的阶段，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转引自罗新璋、陈应年，2015：601，608）

1987年，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青岛召开，当年《中国翻译》发布的会议通讯稿中称：“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研究翻译基本规律的科学，正从酝酿阶段进入具体设计的阶段。”

如果历史可以做逆阐释假设的话，我们可以想象，站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的青岛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会场上的学者们注视着改革开放日益纵深发展的未来30年，心中一定对翻译学科的建立和完备充满自信。弹指之间，我们走过了这波澜壮阔的30年，再度回到翻译学科建设问题上，不禁感慨万千！伴随着空前繁盛的翻译实践活动，围绕翻译学科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但是关于翻译学科基本规律的描述甚至最基本的概念界定却似乎并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得清晰，反而日渐模糊……在这种形势下，2015年3月，《中国翻译》和《东方翻译》杂志联手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了“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与会学者们针对翻译的重新定义展开了有深度、全方位的思考和讨论，《中国翻译》同年第3期开设同名专题论坛，集中刊载了中国翻译界知名学者许钧、仲伟合、王宁、谢天振、廖七一、穆雷、蓝红军等人的专题文章，各种观点或碰撞激荡，或互为补充，足以引发翻译学人的深思。

一众学者们从语言、哲学、文化、符号、信息、范式等角度对翻译本质进行了剖析，大部分学者提到了雅各布森（Jackobson）将翻译划分成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分法，普遍认为重新界定翻译并非全然摒弃已有的定义，而是在发展中扬弃和完善之。其中蓝红军
认为：

翻译的本质自在，但并非不言自明，它需要人们在反复的实践中通过运用理性来把握；翻译本质可知，但深入的认知不可能一蹴而就。和其他事物一样，翻译本质的显现是一个受历史语境制约、受主观条件制约的渐进过程……翻译的多样性和发展性要求我们对翻译的理解不可僵化，相反，随着不同时期翻译的变化，我们必须改写禁锢我们研究思维的陈旧定义。给出翻译的定义并不意味着宣称从哲学上根本性地解决了“翻译是什么”的问题，但不断地向前探寻，进行翻译学本体论层面的追问，将使我们更为接近对翻译的真知。

［蓝红军，2015（3）］

基于这种探寻翻译本质的认识论基础，在翻译形态维（语言转换）和功能维（文化信息传播）之外，蓝红军提出了翻译的第三维——发生维（语言服务）的定义——“为跨语信息传播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遭遇异语符号理解与表达障碍的人们提供的语言符号转换与阐释服务”。［蓝红军，2015（3）］

这一从新的维度对翻译本质的界定无疑增进和拓展了学界对当下蓬勃发展的包含翻译活动的语言服务行业的认知。

廖七一从范式演进的角度观察翻译的界定，认为研究范式的转换直接决定了对翻译本质的认知，并决定了研究方法的改变和关注点的转变。他将基于不同研究范式的翻译界定概括为模仿论、行为论和文
化论。

模仿论：翻译是语言转换的技艺，强调忠实（意义、风格、功能、效果）的再现，翻译策略是直译、意译，评价方式是文本细读、比较或效果的对比分析。……翻译是模仿、是照相、是临摹、是复制。行为论：翻译是有明确目的的社会行为，强调的是翻译指令、翻译政策与规范的确认与构建，关注的是译介的动机、社会生态与对等类型、翻译策略的选择。“目的决定手段”已将传统“翻译方法”的定义扩展到“改写”“编写”甚至“重撰”。翻译是交际、是实现翻译指令、满足发起者和接受需求的社会活动。文化论：翻译是不平等权力关系之间的交流，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是身份的建构和差异的强调。翻译策略包括表演（performance）、生产（production）、操控（manipulation），翻译是叛逆。

［廖七一，2015（3）］

通过范式的研究看翻译的本质，廖七一认为，翻译研究理应积极面对飞速发展的语言服务于跨文化交际的现实，对译介的重大问题作出客观有效的描述与解释，而不是要求丰富多彩的译介活动服从传统或陈旧的翻译观念。

谢天振指出现行翻译定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他将当今翻译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翻译的主流对象发生了变化：实用文献、商业文书、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的文件日渐取代宗教典籍、文学名著、社科经典成为翻译的主流对象，除了纸质文本外，超文本（Hypertext）或虚拟文本（Cybertext）也成为翻译对象。同时，口译在翻译活动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二、翻译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带有个人创造成分的文化行为逐步演变成融合了各种现代科技和管理手段的团队行为、商业行为。三、翻译的工具、手段发生了变化：大量运用电脑、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四、由“译入行为”转向文化外译。五、翻译的内涵和外延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此基础上，谢天振呼吁：认真思考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是时候了！［2015（3）］

王宁注意到翻译的悖论：翻译研究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理论，它几乎完全从其他学科引进或借鉴理论，加以改造后用于翻译现象的研究；并且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没有使翻译走出“语言中心主义”的窠臼。为此，他从跨学科和视觉文化的视角重新界定翻译，认为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重新界定翻译：

• 作为一种同一语言内从古代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换；

• 作为一种跨越语言界限的两种文字文本的转化；

• 作为一种由符码到文字的破译和解释；

• 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图像阐释；

• 作为一种跨越语言界限的形象与语言的转换；

• 作为一种由阅读的文字文本到演出的影视戏剧脚本的改编和再创作；

• 作为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跨媒介阐释。

在这七个方面当中，王宁认为在当今这个“读图的时代”，拘泥于雅各布森的“语言中心主义”的翻译是远远不够的。他主张从质疑雅各布森的翻译三要素开始，着重讨论当代翻译的一种形式——图像的翻译和转换。同时他又强调，重新界定翻译并非全然摈弃已有的定义，而是对之扬弃和完善，最终目的是使这门学科更加完备。［2015（3）］

仲伟合认为，重新定义翻译，应充分考虑翻译的特征、作用、本质、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科发展出现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翻译方向、翻译的内容和对象、翻译的方式、翻译的手段、翻译队伍的显著变化、学科发展和翻译研究的变化。他强调翻译的本质就是“符号转换与意义再生”［2015（3）］。

许钧认为随着世界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翻译活动不仅形式更为多样，而且内涵更为丰富，对传统的翻译认识提出了挑战。他认同谢天振关于翻译的主流对象、方式、工具与手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观点，认为王宁所强调的图像翻译本质上就是雅各布森三分法中的符际翻译。许钧不满足于“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的传统认识，提出不能把对翻译的阶段性认识当作对翻译的终极性理解，把一时的变通当作恒久性的普遍准则。在许钧看来，翻译“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符号的转换性”。他认为认识与理解翻译，应该有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观照。现实有时是非常矛盾的，但无论如何，翻译研究的关注焦点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实用文献翻译。针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程，他提出翻译理论界应直面以下重要问题：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避免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遭受误读或曲解？如何使中国文学与文化得到真实有效的传播？基于此，许钧总结：我们早已不再把翻译理解成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对翻译忠实性的理解也并不再局限于语言和文字层面。对翻译的定位和定义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2015（3）］

在许钧的论述中，在定义翻译的同时还述及翻译定位问题，也就是他曾经提到过的“何为译”“译何为”等问题。他说过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关于翻译的独特理解，对翻译的不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辩证阐述，对“翻译是新生命的开创”的观点，为其认识“何为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而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先生在南京大学的讲演以及为他的专著《翻译论》的题词“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则为其从文化的高度理解“译为何”打开了思路。（2014：315）在许钧关于翻译高屋建瓴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符号”与“文化”。或许会有读者追问为什么在翻译定义和定位中没有凸显“意义”？其实，在他主编的另一部教科书《翻译概论》中，许钧给出了完整的定义：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2009：41）

关于翻译的定义，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探索和争论。随着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深入和跨语言、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翻译界从语言和意义出发，发展到符号和文化，再汇合于文化与交际，整个过程并不让人觉得突兀。十分常见的是，人们容易将翻译的概念理解和应用得过于宽泛。比如，在2017年11期的《发明与创造》杂志上刊载了一则关于“翻译臂环”的消息，报道了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为失语者研制成功一款直接将手语转化成语音的翻译臂环——“手音”。据称演示者用手指向前方，做出点赞的手势，“你好”的文字就能快速地反映在APP“手音”的界面上。捕捉手部运动肌电信号的是演示者手臂上的黑色臂环。这里所谓的“翻译”是读解运动机电信号，将其转换成文字。此“翻译”非彼“翻译”，并不属于约定俗成的翻译范畴。更有甚者，认为人类对世界万象及其本质的认识就是“翻译”，并感慨世界“不译则亡”（Translate or die）。谭载喜曾指出，假如当今文化话语中有一个时髦用词，那就非“翻译”莫属。依笔者之见，过于宽泛、发散地解读“翻译”并无助于深化对“翻译”定义及其本质的
认识。

此外，当下关于翻译的认知似乎不满足或不拘泥于对“意义”的追求，甚至有脱离语言而谈翻译的趋势。诚然，定义翻译应该与时俱进，但更应当“不忘初心”，尤其是在严格意义上的语际翻译研究中。谭载喜认为，翻译学界不应该太过强调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或“重新”定义。对于可能偏离翻译本质意义的发展路线，我们需要保持一份清醒。［2017（1）］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许钧的翻译定义基础上，可以这样尝试给出狭义的定义——翻译是以语言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语际交流活动。

在霍姆斯之后，翻译学界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的构建。与此同时，各种与翻译复合叠加的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似地生长，一发不可收。其中有正在蓬勃发展的“语料库翻译学”和“生态翻译学”，有渐成体系的“语用翻译学”和“文化翻译学”，有交相呼应的“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也有犹抱琵琶的“翻译文体学”和呼之欲出的“翻译修辞学”，还有剑走偏锋的“大易翻译学”，等等。笔者近期参加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接连有学者提出要创建“翻译工程学”“工程翻译学”“翻译伦理学”……一边是“浅草才能没马蹄”，专家学者们谨慎探讨“重新”定义和定位翻译，勠力同心致力于翻译学科构建，一边已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数以十计围绕着翻译的各种交叉学科野蛮生长，一派矛盾景象蔚为壮观。真是到了该对翻译理论和学科发展审慎梳理、保持清醒的时刻了！

翻译家杨绛在《七缀集》序言中提到“钱锺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可见在这对学贯中西的译学神仙眷侣眼中深刻又浅近的“矛盾”之意味和旨趣；或是受到翻译前辈的默示，醍醐灌顶之下恍然觉得所有关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万般纠结缠绕都可以用“矛盾”二字一以贯之，在看似徒劳无功的抽丝剥茧之中或许能侥幸一窥翻译神殿之堂奥？！

回望漫长岁月中的翻译实践和近半个世纪来的学科理论构建，我们会发现关于翻译的理论言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特征，到处充满矛盾言辞。如中国汉代以来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辩，晚清民国时期近乎白热化的“直译”“意译”之争，乃至当代高下未决的“归化”或“异化”选择之困。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不仅是翻译理论本身，甚至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也充满矛盾。很多译者都是在完成了异常艰辛的海量翻译实践工作之后，在行将付梓的译著之序言或者跋语中抒发一大通感慨，谈得最多的无非是翻译之艰、之难，感叹之余满纸都是译者对翻译的点点滴滴碎片化、非连续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抒己见，似乎很少见到科学、完整、连贯的体系。

以矛盾的思路视角较为系统地切入翻译理论研究，有别于过往其他翻译理论研究之处在于：首先，承认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各种矛盾的普遍存在；其次，并不试图寻求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式的结果，更不沉溺于孰优孰劣的单极化评判，而是正视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矛盾作为永恒纠缠伴生、相互依存、相随始终的常态；最后，在对翻译中诸矛盾的辨析、疏解过程中获得对翻译理论与实践更深入的理解和辨析，从萃取于浩如烟海的翻译实践中的经典译例中获得启迪，从而推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发展。

“矛盾”一词在中国妇孺皆知，系出自《韩非子·难一》：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韩非子给后人留下了耳熟能详的成语“自相矛盾”，而且从辩证法的角度揭示了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内部各个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而又互相排斥的关系。如果用在形式逻辑中，矛盾律则指两个概念互相排斥或两个判断不能同时为真也不能同时为假的关系，要求人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对象不能同时做出相互矛盾的判断，即不能既肯定它，同时也否定它。

述及矛盾，笔者愿意走进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的《逻辑学》和《小逻辑》去采撷辩证法的智慧之花。黑格尔在《逻辑学》第一部“客观逻辑”第一编“有论”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在对“本原”“直接性和间接性”“纯有”“最初的真”等诸多艰深哲学术语进行复杂阐释之后，黑格尔给出了深刻的辩证回答：

开端包含有和无两者，是有和无的同一；——或者说，开端是非有（同时是有的）和有（同时是非有的）……所以有和无这两个对立物在开端中合而为一了；或者说，开端是两者无区别的统一。

（黑格尔，2016：59）

发人深省的是，黑格尔关于科学开端的“有”“无”之说高度契合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启示的朴素辩证法：“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关于翻译，乔治·斯坦纳认为，译者必须相信文本总是存在有待理解的“某些东西”，对文本的理解和翻译，都始于对文本意义之“有”的信任。（We venture a leap：we grant ab initio that there is“something there”to be understood，that the transfer will not be void．All understanding，and the demonstrative statement of understanding which is translation，starts with an act of trust.）（Steiner，2001：312）黑格尔的术语就是以“有”为开端。

在黑格尔看来，“有、纯有”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空；“无、纯无”是与它自身单纯的同一，是完全的空，没有规定，没有内容，在它自身中并没有区别。所以，“纯有”和“纯无”是同一的无规定，是同一的东西。黑格尔指出，这里的真理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已走进了（不是走向）无中之有和已走进了（不是走向）有中之无。但是这里的真理，同样也不是两者的无区别，而是两者并不同一，两者绝对有区别，但又同样绝对不曾分离、不可分离，并且每一方都直接消失于它的对方之中。这一抽象的矛盾哲学思辩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化符号“太极图”中找到具象诠释，这是一方直接消失于另一方的运动，即变（Werden）。在这一运动中，两者有了区别，但这区别是通过同样也立刻把自身消解掉的区别而发生的。在“有”和“无”的统一推演中，黑格尔借助了深奥的赫拉克利特“变”的概念：一切皆流，也就是说，一切皆变。他还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解释：一切有的东西，在出生中本身就有它消逝的种子；反过来，死亡也是进入新生的门户——这种通俗的，特别是东方的谚语，在根本上表现了同样的有与无的合一。所以，有与无所要说的，必定是同一的东西，即无论天上地下，都没有一处地方会有某种东西不在自身内兼含有与无两者。［黑格尔，2016（上）：69—73］在黑格尔通透的辩证法启示下，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对翻译诸多问题洞若观火。比如“可译”与“不可译”问题，在翻译中一直都在“变”，两者其实是统一的，而且无时不处在相向而行的变化之中。

黑格尔认为，变与过渡是同一的。他通俗地比喻说，黑暗只是光明的缺少，寒冷只是温热的缺少。在谈到变的扬弃时，黑格尔指出，变是一种不安定的动荡，它沉没在静止的结果中。变是一般有与无的消逝；但变又依靠有与无的区别。于是，变在自身中与自己矛盾，因为它在自身中联合了与自己对立的东西；一个这样的联合，又是要自己毁灭的。而扬弃在语言中，既意谓保存、保持，又意谓停止、终结。在同一种语言中同一个词可用于两种相反的规定，黑格尔认为这“是很值得注目的事”，充满了愉快的思辨［黑格尔，2016（上）：97—98］。

黑格尔认为，自身中包含其他不同于自己的规定……它就是矛盾。关于同一性或同一命题，黑格尔说过，一切事物都是与它自身等同的，A=A。但他认为，A=A不过是同语反复的空话，引导不出什么东西。接着，他指出同一命题的另一种说法：A不能又是A又是非A，它具有否定的形式，叫做矛盾命题［黑格尔，2016（上）：98］。令部分翻译研究者迷惘的是，翻译有时竟然在A与非A上也不能满足同一律的要求。比如，同样针对翻译，要求忠实者有之，要求反逆者亦有之！

在“同一命题”和“排中命题”之后的“矛盾命题”中，黑格尔深刻地指出：

矛盾这一规定就更加应该用“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来包括和表达，并且诚然是以这样的意义，即这个命题比其他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那么，就必须承认矛盾是更深刻的、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同一与矛盾相比，不过是单纯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规定，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

［黑格尔，2016（下）：65—66］

关于翻译矛盾问题，许钧在他的《翻译论》中专门辟有一章“翻译矛盾论”，其中写道：

若留意在翻译史上反复出现的一场场争论，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争论的问题看似很多，诸如直译与意译、束缚与自由、忠实与叛逆、形与神、归化与异化、科学与艺术、可译与不可译，甚至连“译与不译”都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成了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式的一个两难选择。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往往都基于一个对立的前提，非此即彼，就如同一个问题的两极，一正一负，一积极一消极，让人们在两难的选择中陷入矛盾的重重漩涡之中，讨论的双方各执一词，在对立中坚守各自的一方。有趣的是，这一个个对立的两元，既可在道的层面形成理论上的一个个难题，又可在技的层面以一个个具体而微的障碍或困难形式出现，摆放在译者前面。

（许钧，2014：178—179）

其实，岂止是“译与不译”成为矛盾，在语际翻译中，不可或缺的语言和意义之间也普遍存在矛盾。使用语言表达意义，读解语言理解意义，一切似乎显得天经地义。然而，主张“述而不作”的孔子却在弟子们面前宣称“予欲无言”，在被子贡追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时，孔子大发感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里，孔夫子不言而言，充满语言和意义与生俱来的矛盾缠绕意趣。尼采也说过“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伟大如孔子和苏格拉底都认为言不足以达旨而选择“不作”，甚至“无言”，这就说明语言从来就不是简单普通的问题。古往今来，多少人苦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义表达之艰难。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塞莱丝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索性直接断言“意义是非语言的”。在语际翻译中，语言和意义远比单语语境中的情形来得复杂。法国释意派代表人物勒代雷（Marianne Lederer）提出“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意义产生于词语，但又不会同词语相混淆”。（勒代雷，2011：8—9）

语言中包含意义，然而只有将语言形式或语言外壳摆脱之后才能得到意义，这正是黑格尔说的“自身中包含其他不同于自己的规定”，充满矛盾的思辨智慧。斯坦纳关于译者“信任”和“侵入”的观点深得矛盾精髓。“信任之后伴随侵入。”（After trust comes aggression.）“译者侵入、榨取、载‘意’而归。”（The translator invades，extracts，and brings home.）（Steiner，2001：313—314）可见，语际翻译中充满着语言之间、意义之间、语言和意义之间、译者和文本之间的多重普遍对立，矛盾的角度带给翻译研究全新的视野和开阔的思路。

基于此，笔者在纷纭复杂的翻译现象中集中精选了以下六组矛盾作为本书更深入分析讨论的内容，名为“矛盾疏解”，希望能把翻译中的矛盾看得更透彻些，它们是：

忠实与反逆

直译与意译

形似与神似

异化与归化

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

可译与不可译

笔者不敢奢求就此将翻译问题完全说清楚，唯愿在前人的基础上向正确理解翻译的方向再迈一步。至少，不因为笔者的努力而将翻译问题弄得更加复杂或者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