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直译与意译

☆ 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

——释慧远《大智论钞序》，节选自《出三藏记集》卷十

☆ 传经深旨，务从易晓，苟不违本，斯则为善。文过则艳，质胜则野。谠而不文，辩而不质，则可无大过矣，始可与言译也。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记赞”篇

☆ 无论直译、意译，都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如果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只忠实于原文的形式，那就不是直译，而是硬译。……如果不忠实于原文内容，只追求通顺的译文形式，那也不是意译，而是滥译。……硬译是翻译中的形式主义；滥译是翻译中的自由主义。

——许渊冲

在中国翻译史上，直译和意译几乎成为“地老天荒”的一对矛盾。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出这二者之争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并一直断断续续地讨论到当代。这个观点在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家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可以找到文字佐证。在这篇序言中，支谦记录了维祇难关于直译的主张：“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同时还通过在场的其他译者引述了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对立主张。

应该说，被视为中国佛经译论之滥觞的支谦《法句经序》反映了导向“直译”和“意译”对立的“文”“质”之争。“文”“质”之争，历史悠久。何为“文”？钱锺书《管锥编》中提到《易·系辞》下中“物相杂，故曰文”，并征引了清代刘熙载《艺概》中所指涉史上各家之言，如徐锴《说文通论》中所提“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乂为文”，朱子《语录》中的“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在此基础上，刘熙载提出：“后人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钱锺书认为：“刘氏标一与不一相辅成文，其理殊精：一则杂而不乱，杂则一而能多”（钱锺书，2007：88）。

说到“文”，孔子之论流传最广。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仲尼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此处“文辞”，钱锺书认为是宣传而兼外交辞令，是官方语言（钱锺书，2007：365）。看来孔子十分重视文辞，提醒人们“慎辞哉”。然而，《论语》中孔子既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说“仁者其言也讱”，主张摈弃花言巧语，强调君子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似乎前后自相矛盾。或者是圣人之言也是合乎当时的语境需要，因彼时彼刻之具体情境而异，皆各有所指吧。

中唐文学家韩愈倡导“文以贯道”，其门人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昌黎先生集〉序》）。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鼓吹：“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周子通书·文辞》）古人对文辞与思想内容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从中可以管窥一二。

然而，“文”和“质”，与文体关系紧密相关，如何在翻译中逐渐演绎成“直译”和“意译”之间的矛盾对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