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圣弃智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

［译文］　弃绝圣智，百姓能得到百倍的利益；弃绝仁义，百姓可回复到孝慈；弃绝巧利，盗贼才不会产生。这三者，不足以教化人。所以，应当使其有所归属：抱守朴素，淡泊私欲。

［释文］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这句话和后面那句“绝仁弃义”，在《老子》最古写本郭店竹简上没有，所以有学者以此为据，索性删掉了这几句话。^[2]由于通行本流行了两千多年，竹简本的发现颠覆了传统的看法，然而，审视通行本和竹简本，又当对此持谨慎的态度。一来竹简本虽为最古本，但其中有三种书写且不完整，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为一种写法，这等于说这个写法够权威，但是孤证，不能互证。二来通行本的这个写法虽然晚于竹简本，但也很悠久，不仅帛书本如此写，且批评圣人或圣智在《庄子》外篇《胠箧》和《在宥》篇中也有了，其中《在宥》虽不一定是庄子亲作，但至少可以肯定为弟子记述庄子的言论。^[3]所以，庄子批评圣人与圣智是可能的。但老子是否公开批评就难以确定了，在《老子》书中，三十二次提到“圣人”，只有这一次涉及批评圣人。有鉴于此，这里暂时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可从通行和竹简两种写法解释。

“绝圣弃智”，其中的“圣”究竟指圣人，还是圣智，历史上从来就分歧很大。虽然从字义看来，这个“圣”字很容易理解为至上的“圣人”，但是古今的论家多不愿如此理解。有的理解为“制作”之圣，^[4]有的理解为超越“凡情”之圣，^[5]有的理解为“圣人之迹”，或“制度法象功用陈迹之圣也”，^[6]也有的把“圣”与“智”连起来理解为“圣智”。^[7]理解为“制作”之圣或超越“凡情”之圣，虽然把“圣”看作圣人，但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的“圣人”，只是有超凡的绝技而已。而把“圣”理解为“圣人之迹”的，等于不把“圣”看作人，而是圣人的行迹与陈迹，即做过的事迹，或行过的路。独有王弼把“圣”与“智”联起来，认作“圣智”，更有合理性，等于是有超绝的智慧，且也不是道德上的超绝，只是智识上的超绝，这与下文的“仁义”“巧利”相对应，也就排除了道德上的圣人的尴尬。这样的解释很合理，不过，这样的合理其实也难以排除解释者所处的“圣人”文化的影响，因为在君主制时代诋毁圣人是不太可能为人接受的。

“民利百倍”中的“利”该如何理解？由于后文还有“绝巧弃利”，前文的“利”是肯定的，后文的“利”是否定的，但老子不太可能自相矛盾。王弼把“绝巧弃利”的“利”解为“巧利”是颇有见地的。如此，前文的“利”就不当是物质利益的意思了，而当为福祉，或善与好的意思，等于说，弃绝了圣智，对百姓是一百个的好。在《老子》书中，“利”字多数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个“利”就是对万物有好处，或有利；第十一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个“利”就是便利，用处；第五十六章“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第七十三章“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第八十一章“天之道利而不害”，这几个“利”都是利害的意思。把“圣”解为“圣智”，把“利”解为福祉、善与好，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完成了老子的逻辑自洽，这与第十八章“智慧出，有大伪”和第六十五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的说法相一贯了，老子反对自私用智，反对以智巧治国的立场是显明而一致的。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竹简中也没有“绝仁弃义”的话，只在第三句中用了“绝伪弃诈，民复孝慈”，陈鼓应先生依然采用通行本，但只取了竹简本中的“绝智弃辩”和“绝伪弃诈”两句，换掉了“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两句。^[8]但是，“绝伪弃诈”与“民复孝慈”在意思上并不连贯，即弃绝伪诈并不能直接产生孝慈的结果。而仁义与孝慈之间有连贯性，在儒家那里，孝慈本身就是仁义。而在老子那里，如伪诈只与智慧有关，如“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十八章）。老子对待仁义的态度，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分出了上德与下德、上仁与下仁的区别，老子崇尚上德、上仁，如三十八章所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以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老子批评作为下德的仁义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仁义实际上排不出私亲的性质，不能够普遍，故而第五章才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弃绝了仁义，百姓回归孝慈，这句话的本意应当是，孝慈本是一种朴素的本性，无须经过仁义的教化，反倒是仁义的教化会使得人本性不纯朴了，产生了分别心，有了内外、亲疏的差别，所以，本性的纯朴比仁义的教化更重要。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中的“巧”和“利”合起来看为“巧利”，意思是依靠投机取巧而获得的物质利益。这里的“利”当然是一种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是否具有正当性，则是另一个问题。老子这里显然是把巧利看作是不正当的物质利益了，因为有利可图，便有人会钻营，从而获得超于正常劳动所得的利益，从而形成不均衡与不平等，当物质利益不合理地流向少数人的时候，那么“仇富”的心态自然产生，盗贼就是这种仇富心态的宣泄。反之，在国家层面上杜绝“巧利”之路，盗贼就不会产生了。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句，^[9]所谓“三者”，即上述的三件事。文，本是纹饰之意，引申为教化。虽然这三个方面可以起到利民、孝慈和盗贼无有，但对于教化来说还是不足，所以要借助于见素抱朴和少私寡欲，这才从根本上解决教化的问题。前者是在事上做功夫，后者是在心上做功夫，人纯朴了，私欲少了，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老子反对统治者宰制民众，这里却还是要教化人，是不是自我矛盾呢？看似矛盾，其实并不。这里的教化，其实只是努力使百姓回归到纯朴的本性，而不是要百姓成为别的什么人，百姓不是工具，不是可以任人役使的对象。统治者既然是要治国，那么他肯定是要作为的，只是道家理想中的统治者的作为，一是要看不见他的作为，所谓“无为”；二是不能把人当工具，借以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是百姓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统治者应当尽力使百姓实现自身。这个自身的目的性，就包括了纯朴和寡欲的内容。

再看竹简《老子》第十九章：

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民复［孝慈］。三言以为［辨］不足，或［命］之或乎属。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除了“绝伪弃诈，民复孝慈”之外，其他各句都合乎老子的思想一贯性，如前所述，唯独这句不甚合乎逻辑，因为“绝伪弃诈”，并不必然能够得到“民复孝慈”的结果。故此，竹简本虽为最古，却不必然如此。这里保留两种写法，以便读者自辩。

《庄子·天运》叙述了孔子、子贡见老子的寓言故事：

孔子去见过老聃了，回来后却三天不谈见过老子的事情。弟子觉得奇怪，问孔子见了老子，有何见教，孔子说自己像是见到了龙，说龙是“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自己见了他张口结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子贡听了孔子的这番描述，说自己可不可以去见一下老子。于是，凭借孔子的介绍，子贡见到了老子。子贡开口便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虽然做法不同，其名声都一样的显赫，唯独先生您不以他们为圣人，为什么呢？对于子贡的问题，老子做了这样的回答：黄帝治天下，使民心归一，有人父母亲死了而不哭，其他人也并不非议他；尧治理天下，使民心亲近自己的父母，有人为自己亡故的双亲穿戴了低一级的丧服，人们也不非议；舜治理天下，使民心相争，百姓中有孕妇十月怀胎生子，那小孩才五个月就会说话，还不会笑就知道谁是谁了，如此人开始有夭亡的了；禹治理天下，使民心生变，人有奸诈之心而以为使用武力是合理的，认为杀了强盗不算是杀人，为了彼此的利益而自相结伙却口口声声“为了天下”。如此天下惊恐，儒、墨这样的学派产生了。……三皇五帝的治理，名为治天下，其实没有比他们混乱的了。^[10]

在这个设定的问答中，老子对于三皇五帝是持批评态度的，即虽然名为治理天下，其实从纯朴到生分别心，到争斗心，再到浇薄狡诈，一代比一代乱，所以，对于人们所称颂的“圣人”，老子是不以为圣人的，或者说，与其拥有这样的圣人治天下，不如回复到纯朴的自然状态。《天运》篇虽在《庄子》书中属于外篇，但为庄子弟子记述庄子的言论，是能够反映庄子的态度的。

[1]何上本、王弼本、傅奕本与帛书本基本相同，帛书本在前两句中加了一个“而”字，另外“此三者，以为文不足”写为“此三言，以为文未足”。但竹简版与上述三种写本差别大：“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民复［孝慈］。三言以为［辨］不足，或［命］之或乎属。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2]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采用竹简本，不采这几句话。（见该书第134页）

[3] 参见拙著《自然与自由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4] 《老子河上公章句》：“绝圣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画象，仓颉作书，不如三皇结绳无文。”

[5] 李荣《老子注》：“圣者凡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

[6] 唐玄宗《御注道德经》：“绝圣人言教之迹，则化无为；弃凡夫智诈之用，则人淳朴。”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圣者谓制度法象功用陈迹之圣也，绝之欲复其浑朴也。”

[7] 王弼《老子注》：“圣智，才之善也；仁义，行之善也（原文为“人之善也”，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据易顺鼎及宇惠说改）；巧利，用之善也。”陈希逸《道德真经口义》：“圣知之名出，而后天下之害生。不若绝之弃之，而天下自利。”

[8]陈鼓应引裘锡圭《郭店楚墓竹简注释》：“简文此句似当释为‘绝（偽）弃（诈），’‘’从‘且’声，与‘诈’音近。”（《老子注译及评介》，第134、135页）刘笑敢《老子古今》引述裘锡圭、李零、陈伟、庞朴以及廖铭春等人的研究，对“”字有三种解读，一是“诈”，二是“作”，三是“慮”，其结论是“道理都讲得通，但说到竹简或古本原貌，似乎只能存疑。”（第231、232页）

[9] 《老子河上公章句》：“谓上三事所弃绝也。以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王弼《老子注》：“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属，无以见其指（旨）。故曰此三者以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属，属之于素朴寡欲。”

[10] 《庄子·天运》：“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服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