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学研究在中国

众所周知，阿拉伯文化、文学源远流长：正是在当今被称作阿拉伯世界的这片土地上，产生过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地中海东岸——迦南文明；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产生过人类最早的史诗——远比希腊荷马《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还早好几个世纪的《吉尔加美什》，产生过神奇的《亡灵书》。如果我们说，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源头就在这片土地上，也许我们并没有过甚其词。

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起了承先启后、连贯东西的作用，而近现代的阿拉伯文学则与世界文学同步，诸如纪伯伦、纳吉布·马哈福兹等文豪不仅是阿拉伯文坛的明星，也是世界文学的巨匠。

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我国，长期以来，因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介绍远不及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介绍。正如50年前季羡林先生所说：“在整个科学领域中，东方学是一门极为薄弱的学科。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同人民的需要有极大距离，和新中国的蒸蒸日上的国际地位比起来极不相称。从语言、文学、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来说，我们都几乎毫无基础，都须要大力开展。”^[1]而且，即使在东方文学中，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介绍也远不及对日本、印度文学的研究、介绍。

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工作虽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但那时只是有些回民出自宗教的目的翻译了《古兰经》部分章节和蒲绥里的《天方诗经》等。

至于纯文学作品的介绍，1949年以前，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仅限于《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片段故事，那是部分学者在20世纪初从英文译本转译过来的。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先生于1923年从英文译的纪伯伦的5篇散文诗，冰心先生于1932年译的纪伯伦的《先知》，是我国对近现代阿拉伯文学最早的介绍。

1949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为了配合当时中东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了表示对兄弟的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当时在我国出现了介绍阿拉伯文学的第一次高潮，翻译出版了诸如《埃及短篇小说集》《黎巴嫩短篇小说集》《阿拉伯人民的呼声》《约旦和平战士诗歌选》《流亡诗集》等阿拉伯文学作品。但这些译作多半是从俄文转译的。直接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则是凤毛麟角，如纳训先生所译的《一千零一夜》、林兴华先生所译的《卡里来与笛木乃》等。

1966年至1976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自然处于停滞状态。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在中国的新兴。

为了打破“欧洲中心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我国的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开设了“东方文学史”课（而在这之前，所设的“外国文学史”课则只讲西方文学），并成立了“东方文学研究会”。众所周知，阿拉伯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学史”课的开设，引起教的人和学的人对阿拉伯文学的浓厚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和译介。

在中国至今有几十所高等院校设有阿拉伯语专业。过去这些专业多半仅限于学习阿拉伯语言。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对阿拉伯文学的审美情趣，提高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生的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院校相继开设了“阿拉伯文学史”和各种有关阿拉伯文学的课程。部分院校还培养阿拉伯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一切无疑也促进、推动了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和译介。

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一支研究阿拉伯文学的队伍已经形成，并日益发展壮大，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1983年10月，在首都北京举行了以“阿拉伯文学的今昔”为题的第一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并开始筹备成立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应当提及的是会议收到冰心先生的来信，使与会者深受鼓舞。信的全文如下：

获悉阿拉伯文学讨论会将于十月十八日在香山别墅开幕的消息，我十分高兴。但我自己却因行动不便，不能躬与其盛，我又十分歉仄。

我不懂阿拉伯文，阿拉伯世界我也只到过埃及，所以知道的很少。我曾翻译过黎巴嫩哲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先知》，因为我从英文中读到那本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的散文诗时，就引起了我的喜爱，感到有移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虽然我还不知道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

我希望懂得阿拉伯文的学者，多多翻译一些阿拉伯的文学名著，因为我感到我们东方人更能欣赏东方人的作品。同时我也感到译者除了必须比较精通外国文字外，还必须刻苦学习本国的文学作品。这样才能用比较适宜的文字来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正因为我自己没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更希望年轻的译者同志们多多努力！

冰心

在1987年8月举行的第二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上，讨论了“一千零一夜”与“纳吉布·马哈福兹及其创作”，并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迄今为止，这一组织已有100多名会员。在这支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既有专业人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部”、设于北京大学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等），也有业余爱好者；既有高等院校的师生，也有工作在社会不同岗位上的同行；既有通过阿拉伯原文进行研究的，也有通过译文或借助其他文字进行研究的。

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举行了一系列不同规模的学术或纪念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与一些阿拉伯驻华使馆联合举办的。如：“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纪念会”“阿拉伯文学翻译研讨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及其创作报告会”“纪念黎巴嫩伟大作家努埃曼诞辰一百周年、逝世一周年文学研讨会”“青年阿拉伯文学研究者成果研讨会”“纪念阿拉伯伟大思想家塔哈·侯赛因与阿卡德诞生一百周年研讨会”“阿拉伯文学与世界——继承与创新研讨会”“阿拉伯文学在中国高校研讨会”“阿拉伯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研讨会”“阿拉伯文学中的妇女与阿拉伯妇女文学研讨会”“再议《一千零一夜》研讨会”“世纪之交的阿拉伯文学”……等。

研究会还利用阿拉伯国家作家代表团或著名作家、诗人访华的机会，组织与他们见面与座谈，如埃及诗人法鲁格·舒舍、作家赛尔沃特·阿巴扎、阿卜杜·阿勒·哈马米绥、尤素夫·沙鲁尼、伊赫桑·卡玛勒、伊格芭勒·芭莱卡、艾哈迈德·谢赫、福阿德·根迪勒、雷福吉·白戴维，叙利亚女作家乌勒法特·伊德丽碧、盖麦尔·凯拉妮，突尼斯作家穆斯塔法·法里斯，伊拉克作家阿卜杜拉·尼亚兹，利比亚作家易卜拉欣·法基，也门诗人穆罕默德·谢莱菲等。此外，研究会还听取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驻华大使、参赞、专家对阿拉伯文学现状的介绍。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工作者这支年轻的队伍为打破“欧洲中心论”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已取得不菲的成绩。在一切冠有“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类书、辞典中，有关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已不再是空白与点缀。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外国文学名著辞典》《外国名作家大辞典》《外国妇女文学辞典》《世界诗学辞典》《世界名诗鉴赏辞典》《东方文学辞典》；《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简明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东方现代文学史》等，有关阿拉伯文学的内容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1994年出版的《东方现代文学史》，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重要的流派及其代表作家、诗人都有专题论述。1995年出版的《东方文学史》对阿拉伯的古代文学和近现代文学都作了较详尽的介绍。2004年出版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在空间方面涵盖了阿拉伯世界各地区、各个国家；在时间方面涵盖了通常所说的近代、现代与当代，直至当今现状。目前，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还没有一部对近20个阿拉伯国家的现代文学既有总体论述，又分国别论述的文学史，更没有一部时间跨度这样大，资料这样鲜活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

在一些有关外国文学、东方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的学术会议上，已经经常可以听到阿拉伯文学研究者的声音；在一些有关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如：《世界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文艺报》《东方研究》《阿拉伯世界》等，亦可经常见到有关阿拉伯文学研究的文章。这些研究涉及古今重要的文学流派、作家、诗人、作品，以及阿拉伯文学与世界他国文学的相互影响与比较等。其中对作品《一千零一夜》、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纪伯伦的研究尤为集中。

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一些高校——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的研究生们，已有十几人相继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他们论文的课题也多为对阿拉伯古今著名作家、作品，如麦阿里、纳吉布·马哈福兹、纪伯伦、塔哈·侯赛因、曼法鲁蒂、哈纳·米钠、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苏阿德·萨巴赫及其作品的研究，或将其与中国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的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近几年来，还出版了几本有关阿拉伯文学的专著。如伊宏的《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郅溥浩的《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李琛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林丰民的《为爱而歌——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研究》等。这些专著的问世，表明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

当然，在此期间，大量的工作还是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据初步统计，迄今翻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已约有二百多种，其中绝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的。如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宫间街》三部曲、《命运的戏弄》《拉杜嬖姒》《忒拜之战》《新开罗》《梅达格胡同》《始与终》《汗·哈里里市场》《平民史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米儿玛拉公寓》《卡尔纳科咖啡馆》《贼与狗》《尊敬的阁下》《雨中的爱情》《千夜之夜》《自传的回声》以及《纳吉布·马哈福兹短篇小说选粹》，塔哈·侯赛因的《日子》《鹬鸟声声》，陶菲格·哈基姆的《灵魂归来》《乡村检察官手记》《洞中人》，尤素福·伊德里斯的《罪孽》，尤素福·西巴伊的《回来吧，我的心》《废墟之间》《人生一瞬间》，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的《难中英杰》（《我家有个男子汉》）、《罪恶的心》（《心思》）、《天长日久》《绝路》《亲爱的，我们都是贼》《库杜斯短篇小说选》，谢尔卡维的《土地》，穆斯塔法·艾敏的《初恋的岁月》，台木尔的《台木尔短篇小说选》，以及《埃及现代短篇小说选》；黎巴嫩纪伯伦的几乎全部作品（包括《先知》《泪与笑》《折断的翅膀》《叛逆的灵魂》《大地的神祗》等），努埃曼的《七十抒怀》《相会》《努埃曼短篇小说选》，陶菲格·阿瓦德的《大饼》，杰尔吉·宰丹的《古莱什少女》《萨拉丁》《加萨尼姑娘》《伊斯兰女王莎吉杜拉》等；叙利亚汉纳·米纳的《蓝灯》、乌勒法特·伊德丽碧的《凄楚的微笑》；巴勒斯坦格桑·卡纳法尼的《阳光下的人们》《重返海法》；利比亚苏丹塔伊布·萨里赫的《向北方迁徙的季节》；阿尔及利亚伊本·海杜卡的《南风》；利比亚易卜拉欣·法格海的《一个女人照亮的隧道》三部曲、《昔日恋人》《利比亚现代短篇小说选》，突尼斯沙比的诗选《生命之歌》；沙特阿拉伯赛义德·萨拉哈的《沙漠——我的天堂》；科威特苏阿德·萨巴赫的《本来就是女性》等诗集。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之阿拉伯卷》、以《四分之一个丈夫》为题名的阿拉伯女作家作品选、《阿拉伯古代诗文选》和《阿拉伯古代诗歌选》等。此外，阿拉伯作家协会还要求我们将他们评选出的105部20世纪阿拉伯最佳中长篇小说译介到中国，据统计，我们已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四分之一，约20多部。

回顾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的发展过程，总结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十多年来的工作，检阅一下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感到，在中外有关朋友们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的确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一切远不足以让我们洋洋自得、自我陶醉。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对“阿拉伯文学”这一宝藏只是开始在采掘，我们在这块沃土上只是在开始耕耘。目前，我们在阿拉伯文学翻译方面的数量和质量都还远不够理想。我们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其深度与广度。

我们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在主观方面，我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研究者的队伍仍很稚嫩，从数量上、质量上都很难满足需要；在客观方面，“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在我国仍很大，而出版事业则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加之版权也是一个问题，因此，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推广仍需时间和努力。

但我深信，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在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中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研究这块园地必将更加繁花似锦，春色满园。

毫无疑问，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今天，还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载于王邦维主编的《东方文学研究集刊（3）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北京文艺出版社，2007年）

[1] 北大东语系《翻译习作》1956年3月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