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阴阳与气

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已经发现，春秋的智者在论及“天道”时往往同时涉及“阴阳”。^[1]现在让我们来看阴阳观念的发展。

春秋时代初期已经有了阴阳的观念，而且用以为解释世界的两种基本力量。周幽王二年（即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780年）发生地震，伯阳父讲了一段有名的话，见于《国语》的记载：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国语》卷一周语上，26—27页）

这个讲法其实与观天星象之学的有些讲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春秋时代的星象学已经容纳了阴阳的解释，我们在前章业已指出过。如鲁国昭公二十四年日食，“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莫，将积聚也。”（昭公二十四年，1451页）在这里，昭子是用阴阳的积聚发散、消长胜负来解释、说明、预测气候的变化。而伯阳父对地震原因的分析，也同样是基于阴阳消长胜负和积聚发散的观念。

在伯阳父的例子里面，可以看到，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明确的“气”的观念，伯阳父把它叫作“天地之气”，他认为天地之气可以分为“阴”与“阳”，即阴气和阳气，他所使用的伏、迫、烝，都是对阴阳之气相互关系的描述。在他的讲法中，认为天地之气具有一定的关系次序，因为天地之气是分为阴、阳二气的，如果气是单一的，则无所谓次序，“序”本身就意味着天地之气不是单一的。有两种不同的气，就有了这两种气的相对关系、位置、次序的问题。伯阳父认为，阴阳二气本有的合理关系和次序如果被破坏，二气就不能通畅往来，而形成阻滞，这就会引起地震。

从伯阳父的说法来看，当时的智者和知识阶层，对天地之气及阴阳之气的观念已较为熟悉。当然，在他的说法中，还有神话—宗教思维的痕迹，如他用地震作为政治的预测，^[2]形式上和星象学用天象的阴阳消长做预测没有什么不同。他把阴阳二气的失调失序归因于“民乱之也”，意味着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会影响天地之气，不当的人的行为可以造成天地之气的失序。这种说法似乎不是一种感应论的说法，而是把人的行为与天地之气看成一连续性的同质系统。这种讲法虽然不再诉诸神灵，而直接诉诸自然性的物质性的阴阳之气，但认为人事可以影响自然的观念，仍带有古代的神话—宗教的思维痕迹。不过，伯阳父的预测，更强调地震则川源塞，川源塞则民乏用的地理论证和经济论证，又引用了夏商二代河川竭而国亡的历史论证，所以他的说法在总体上较星象学为理性。

来看《国语》中的另一个材料，周景王二十三年当鲁昭公二十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

（伶州鸠）对曰：“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国语》卷三周语下，128页）

这里虽然是谈音律，但同样以阴阳之气的观念为根本基础。“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这种阴阳二气积聚（滞）消散（散）的观念，阴阳二气存在着本有的合理的相互关系和秩序的观念，与伯阳父用以论地震的自然哲学基础完全相同。可见，春秋时代“气”和“阴阳”之气的观念在智者群中已普遍流行。^①

由于与生活的密切关联，“气”的观念在古代医学中尤为发展，在春秋时代可明显看到气的观念在医学中的应用。《左传》载“六气”之说：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公（晋侯）曰：“女不可近乎？”（医和）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昭公元年，1221—1222页）

昭公已在春秋后期，这时不仅有阴阳二气的观念，更从二气中分化出六气的观念。天有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这是说五味、五色、五声、四时、五节，都是在六气的合理次序中自然分化而成。六气皆有节次，而不可以过。如果六气的合理序次被破坏，特别是其中某些气过盛的话，那就是“淫生六疾”“过而为灾”；淫即是过度，盛即是超过了合理的序次。所以，阴气过盛会生寒症，阳气过盛会生热症，风强会感而生四肢之疾，雨多会感而生腹疾，感夜气久而生烦恼之疾，感朝昼之气久而生心疾。故一切疾病都生于“过”和“淫”，只有注意节制，才能防止疾病。现在晋侯好近女色，女色会使男人阳气盛，阳气盛则生内热；而男人之近女，多在夜晦之时，晦感惑疾，故生种种烦恼之症。在这种讲法中，人显然是处在与六气相感的一个系统里，如六气自身失序，或者人偏感其中某些气，都会引起疾病。所以，在思想上，这种看法认为世界是六气有序有度的一个系统。由于六气中的任何一气失度，都会引起人体的疾病，这意味着人的身体也是一个与六气相通相感的小系统。

僖公十六年春，陨石落于宋，宋襄公就此事向到访的周内史叔兴询问“吉凶焉在”，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史官本职掌祭祀、占卜、星象及纪事，但在这里，他完全用自然主义的态度解释天象变化和自然变异，他所说的“阴阳”应当是指阴阳之气，至少包含了阴阳之气的观念。这表明，在史官文化本身之中，也在经历着一个不断的“去神秘化”的理性化过程，一个“阴阳”与“吉凶”分化的过程。春秋时代的思想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分化（观念分化、理性分化）的过程。

气的观念，特别是阴阳二气的观念，可以说是春秋时代所产生而与商周不同的哲学观念。从此以后，气成了中国思想说明宇宙万物构成和变化的基本元素，而阴阳则成为中国思想解释万物构成变化的二元原理。在以后的长期历史中，气与阴阳作为宇宙论的范畴和学说，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特性的基本表达。

最后，来看有关“五行”的思想。《国语》郑语载桓公与史伯的对话：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卷十六郑语，515—516页）

按“物一无文”当作“色一无文”，以与“声一无听”“味一无果”相对。史伯这里所说的“和同之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周王的政治批评，指出周王只听相同的意见，不听不同的意见，好同恶异，认为这是只讲“同”，不懂“和”；同是简单的同一性，而和是多样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对作为多样的统一性的“和”的重要性给出了哲学的说明，认为不同的东西相结合（和）才能产生和发展出新的东西，相同的东西的简单相加（同）不仅不能产生任何东西，而且会导致死亡。所以“和”是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理。他举出很多“和实生物”的例证，如五色才能成文，五音才能成声，五味才能成食。在这样的脉络下，他指出五行才能成百物。自然，史伯并没有使用“五行”的概念，而且他所强调的重点在土和金木水火的配合；但他把土金木水火看成合成百物的基元，可以说已经有了类似五行的观念。

从史伯之名可知他是史官，史伯的这一段话，很能表现出史官文化所具有的辩证智慧和开明的政治意识。

①类似的阴阳观念，还可见于“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国语》周语上），“冬无衍阳，夏无伏阴”（《左传》昭公四年）等。周灵王二十二年当鲁襄公二十四年，王欲壅防穀水，太子晋谏之，云“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国语》周语下），“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同上）

[1] 如范蠡所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国语》越语下）等。

[2] 后来周东迁，被认为是伯阳父的预测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