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虚无，一个时代的宿命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倾尽心力，面对当代强势的虚无主义，而为西方正典一辩再辩。但他也无奈地承认：“一种灵知主义形式在浪漫主义传统之中流行。”在现代语境下，布鲁姆替灵知主义做了一个平实而且平易的界定：
你若是可以接受一个同死亡集中营共存的上帝，一个同精神分裂症共存的上帝，一个同艾滋病共存的上帝，一个仍然强大万能且不无善意的上帝，那么你就是信仰之士……反之，你若是明明知道自己同一个超绝尘寰独处异乡而陌生的上帝具有亲近感，那么，你就一定是个灵知主义者。[1]
古典宇宙秩序崩溃，灵知主义兴起。它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古典宇宙学所一筹莫展的难题：“世间为何有邪恶？”“谁当为死亡的肇因？”“谁当为世间恶负责？”对这么一些根本问题的回答，使灵知主义与基督教分道扬镳。历史上的灵知主义五花八门，而且其典籍尽是断简残篇，但它们却有最低限度的公分母。他们相信：每一个人深心都有一点神性的火光，将他与至善合而为一。在世俗的生活之中，我们沉沦于惰性的物质现实，而对这点神性之火浑然无知，冥然不觉。那么，这么一种关于世界的观点又如何相关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我们能不能说，耶稣基督为了偿付圣父创造这么一个不完美世界所造下的罪孽而必须自我牺牲，在十字架上死而无怨？创世之神与救赎之神，两个神的观念，直接源于灵知主义。这种灵知的神性，是指这个创造物质世界的邪恶之神。或许，这个邪恶之神，乃是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双重压抑的“消逝的中保”（vanishing mediator），他反过来为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摩西十诫中那个严酷的上帝，乃是一个“骗子”，他的强大幽灵遮蔽了这么一个事实：我们正在同一个心智模糊的白痴打交道，而这个白痴将创世的工作弄得一塌糊涂。然而，尽管是以一种偷梁换柱的方式，基督教却承认这么一个可笑的事实。因此，在人类眼里，基督舍身赴死，那是去救赎那个失败的父亲。[2]
沿着这种逻辑理路，作为基督教之异端和共谋的灵知主义提出了两种神性：一个是无限善的上帝，但他离奇地羸弱，根本就不具备创造能力；另一个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也就是魔鬼本身，等于就是《旧约》之中那个上帝。可感可触的有形世界，整个就是魔鬼现象，就是邪灵的显现。魔鬼能造物，但他是一个贫瘠的创造者。魔鬼创造了一个悲惨的宇宙，无论他如何努力，他都绝对创造不出永恒之物。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就坐实了邪灵的贫瘠，贫瘠的邪灵。因而，人就是一个分裂的实体，一副血肉之躯，一件邪灵之造物。邪灵无论如何都造不出属灵的生命，所以他必求助于善的上帝。善的上帝慷慨而又慈悲，便帮助这个阴沉而又贫瘠的创世邪灵，其办法是将灵魂吹入无生命的黏土制作而成的躯体，让无生命的躯体活起来。然而，邪灵又引诱第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云雨交欢，通过促使他们堕落而彻底地成为物质的造物，从而泯灭了那么一点属灵的火花。
在基督教的典型异教“清洁派”（Cathars）灵知主义者看来，男欢女爱都是淫荡猥亵，生儿育女一概肮脏不堪。从对肉体的厌弃开始，灵知主义者反物质世界，进而反对整个物质宇宙。在他们看来，物质宇宙乃是那个暴戾反常而充满怨毒的造物神的失败之作，宇宙事变都是流产、灾变和苦难。而降生到这个宇宙之中的人，自然也就一文不值，本来就不该降生，即便降生了也应该尽快归向源始，回归天上。既然此生此世乃是一派虚无，那就应该彻底弃绝。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专门术语来说，此生此世乃是“被抛入世”（Geworfenheit）。一个人降生于世，就是未经本人同意而被抛到这个流产的、灾变的和苦难的宇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贯彻古今，传扬着灵知主义的悲剧情愫。被抛入世，乃是一种彻底的被遗弃状态，一种绝对的无牵挂状态，而这构成了人类具体的历史处境，一种滋生虚无主义悲情的历史处境。被抛入世者，彻底被遗弃者，就是那些灵知主义者，他们在这个粗糙不堪、邪恶纵横、悲风满目的世界上忆念前生，心怀神性，溘死流亡，将此生此世的一切都感受为异乡，并奋力前行开启向着真正故乡的朝圣之路。
置身在邪灵所造的物质宇宙，卑微渺小的人类焦虑成疾。焦虑成疾，因而渴望听到拯救之神的信息，人类便必须寻求一种真知，而这种真知就是奥古斯丁为整饬迷乱的宇宙和迷狂的灵魂而吁请的“自由意志”。“ 让我们自由的是知识，即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被抛向哪里？我们去往哪里？我们何以得到拯救？什么是出生？什么是再生？”[3]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er）代言的“天问”，构成了一切灵知主义救赎学说的纲领。灵知主义的致命追问，都是一些在原则上无法回答的难题，却只有通过绝对隐喻来回答。通过一系列绝对隐喻，灵知主义者用神话重构了“逻各斯”，从而编织出粗糙的“神话教义”。通过寓意解经法索解神话教义，后代灵知主义者断言：灵知，乃是一种与灵魂纠结且与拯救相关的真知，一种在黑暗之中寻得的光明，一种在紊乱之中造就的秩序，一种在苦难之中领纳的荣耀，一种在悲惨处境之中寻求拯救的渴望。说到底，灵知是一种“觉醒”，一种涌动在临界处境的强烈生命情感。灵知表面上好像是“沉思”，但本质上是“行动”。灵知看起来像是一道灵光乍现，但的确是一种生命主动参与拯救的“事件”。“某种类似于行动的东西，对人生在世的处境高度敏感，对人的异乡性高度敏感，以及对人们要求摆脱这种处境的渴望高度敏感，直到最后，对创造无差异境界的需要高度敏感。”[4]灵知主义者感到宇宙迷失了方向，生命失落了重量，救赎的方向应该是和谐的秩序（kosmos）。和谐的秩序，就是异乡人的家园。“哲学本是乡愁，处处为家的欲求。”[5]诺瓦利斯的名句说明：灵知主义神话教义与浪漫派的神话叙事之间存在着让人印象深刻的联系。或者干脆说，兴起于晚古，隐迹于中古，复兴于早期近代，灵知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血脉关联。
直面深渊，逼视虚无，奋力追逐空灵的真知，构成了灵知主义神话教义与浪漫主义神话叙事的共同指向。1799年，反启蒙的德国思想家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生造出“虚无主义”（Nihilismus）一语，一种充满活力的思潮便长驱直入，如滔滔雾霾蔓延在人类现代思想的领空。以夜枭之眼观世间剧变，雅可比窥破表象，觉察到新兴的理性主义（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之中所蕴含的虚无进向。在一封著名的论学书简之中，雅可比断言费希特的观念论必将堕落为虚无主义。问其究竟，雅可比推论说，费希特将“自我”绝对化，以“自我”设定“非我”，就是扩张主体性，以至于否定了上帝的绝对超越性。理性主义与批判哲学的不祥氛围让反启蒙思想家忧心如焚，于是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信仰主义”（fideism），呼唤现代人归向信仰和启示，而纠偏虚无主义的时弊。[6]在浪漫主义的语境中之中，雅可比的“信仰主义”直接转换为荷尔德林“面包与酒”的神话、诺瓦利斯“信仰与爱”的诗意，以及施莱尔马赫笔下“作为对宇宙无限性之感受与直观”的宗教经验。尼采宣告“疯子杀死上帝”，已经将对虚无的恐惧推至极限，而成为所谓“后现代的先驱”。这个先驱者感觉到并沉痛地宣告，统治西方文化两千多年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信仰的超越性已经陨落，生命力枯萎，创造力枯竭。然而，浪漫主义直接就是尼采的引路人，所以可谓“后现代先驱的先驱”。超越之维陨落，首先意味着人的解放。但没有了超越之维，剩下的就只有虚无。于是，人的解放，就是虚无的释放。释放虚无，不是要放纵虚无，而是要克服虚无，重建超越之维。
灵知主义和浪漫主义便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努力于这一方向上。灾异之中寻超越，灵知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超越之维的守护神。不过浪漫主义的情形更加复杂，它以捍卫超越的方式而开启了更加汹涌的虚无。灵知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样，都以对物质世界的断念为代价而肯定超越之维。但浪漫主义作为抗争虚无主义的一种现代方式，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拆毁永恒轮回的同一者，拆毁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虚假超越理念，拆毁肮脏物质世界的造物之神，灵知主义致力寻求拯救的真知，希望在真知之上安放那种真正的超越性。[7]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反虚无主义的形式，乃是将虚无推至极限，宣告一切超越性都是虚假的超越性。正如伯林所说，浪漫主义乃是现代观念历史的根本转型，“十八世纪见证了伦理和政治学中关于真理和有效性观念的破灭”，古典世界观的基本前提悉数被颠覆。从此，人类没有确定的本质，而是自己创造自己；一切价值既非实体，也不是事实，都无法用命题体系来表述；一切是差异，任何东西都无法保证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和谐共存。[8]于是，一场谋杀上帝、复活诸神的世界历史戏剧如期上演，续写了灵知主义的戏剧脚本，延续着灵知主义的革命激情。在古典宇宙秩序和城邦社会秩序完全消失之后，灵知主义乃是一场不属于此世的运动。[9]浪漫主义与灵知主义的这场没有时间的遭遇，决裂了人类历史的秩序，其目标是彻底改造人性，注神性入灾异丛生的粗糙世界，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城邦，向诡异的造物神索回诗意的正义。
[1]Harold Bloom，Omens ofMillenium，London：Fourth Estate 1996，p.252.
[2]SlavojŽižek，On Belief，New York：Routledge，2001，pp.9-10.
[3] 克莱门：《西奥多托精粹》，转引自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上），第210页。
[4] 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上），第213页。
[5] 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第133页。
[6]参见Rudolf，Macuch， Handbook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Mandaic. Berlin：De Gruyter&Co.（1965），pp.61 fn.105 ；Bret W.Davis，“The Gnostic World View：A Brief Introduction”，The Gnosis Archive.Retrieved 2009-02-12 ；Thomas Süss，“Der Nihilismus bei F.H.Jacobi”，ins.Dieter Arendt，Der Nihilismus als Phanomen der Geistesgeschichte in der wissenschaftlich Diskussion unseres Jahrhunterts（Wissenschaftlich Buchgesellschaft：Darmstadt，1974），pp.65-78。
[7] 库利亚诺：《西方二元灵知论——历史与神话》，张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8] 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211页。
[9]Eric Vögelin，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2，pp.15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