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矛盾与歧异的“观念结”
——思想史家的“浪漫主义”
1923年，美国“观念史”学者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向“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提交了一篇讲稿，题目为《诸种浪漫主义的辨析》，这份讲稿于1924年发表在该学会的会刊PMLA上。他运用“观念史”方法，将“思想”区隔为“观念单元”，对近三个世纪以来相关于“浪漫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梳理与辨析。他夫子自道，要根据文献所载权威人士的意见来定义浪漫主义，那是忍受痛苦，而终归绝望。浪漫主义这个术语包括多种含义，这些含义明显互相矛盾。随着文献的积累，矛盾与歧异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这个术语本来就具有激发矛盾和滋长歧异的神奇力量。时移俗易，岁月推移，这种神奇力量却依然如故，甚至变本加厉。洛夫乔伊一言以蔽之：“浪漫”一词渐渐扩容，被用来指称如此之多的事物，自然就成为一个空虚的能指，而不再发挥语言符号的功能。[1]羡慕者可以将他们所羡慕的一切称之为“浪漫主义”，而怨恨者同样也可以将他们所怨恨的一切称之为“浪漫主义”。
据洛夫乔伊考察，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乃是宣称浪漫主义为19世纪的邪恶与不幸，以及当今人类精神痛苦不堪的原因。拉塞尔（Lasserre）、塞埃（Seillière），以及以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为祭司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者，则争相出谋划策，致力于消浪漫主义之毒，治人类精神之病。拉塞尔指出，浪漫主义精神非他，本质上就是法国革命精神。[2]那场革命从旧制度的黑暗心脏获取了除旧布新的魔力，而同往古告别，废黜了欧洲古典文明的传统，从而将人类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消浪漫主义之毒，治人类精神之病，除了恢复古代的秩序与信念，放弃进步观念及其盲目乐观态度，就别无灵丹妙药。塞埃指出，法国革命精神蕴含着理性的、斯多葛主义的、笛卡尔主义的古典精神，因而是合理的永恒的，将会推动世界日趋进步。[3]但革命运动偏离了其真实的进程，神秘主义和社会动荡因素出现，浪漫主义也就恶名昭著，成为千夫所指，万人所咒。故而，解铃还是系铃人，只需将革命导回正道，浪漫主义也将洗心革面，而人类精神也就理性健朗。白璧德将卢梭视为浪漫主义的鼻祖，而浪漫主义乃是博放时代的个人主义与自我主义的过度张狂。在《卢梭与浪漫主义》（1909年）中，白璧德对卢梭做出了如下严厉的判决：
卢梭致力……拒绝一个伦理中心的观念，以及这个中心所涵韵其中的特殊形式。一切人文和宗教建立这个中心的努力，将一个严整有序而赋予中心的原则对立于扩张本能的努力，在卢梭看来都是武断随意而且矫揉造作的。他并没有将两类中心区别对待：一类是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借着直观而把握的伦理圭臬或道德中心，另一类是伪古典主义者希望通过机械的摹仿而达到的中心。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他论证唯有变异原则才生机盎然，人的天才与原创同其本来意义上的离经叛道/离心怪异直接成正比。故此，面对一切既成的圭臬，他都随时准备伸张其独特差异。[4]
新知广泛扩散，随后个体与文化独特品格差异分殊，此乃博放的移心（expansive decentering）。白璧德认为，这场博放的移心运动在“古今之争”及其现代的凯旋中可以找到最后的历史因缘。白璧德的言论令人追忆阿诺德，又显然预示着理查兹。在他看来，席卷我们“偏离普遍人文而越浪越远”的危险“离心”与“扩张”的驱动力量，可归因于浪漫主义所弘扬的历史方法，“结果它是如此强有力地溶解了基督教与古典教义”。浪漫主义者在远东发现了奇幻而事实上难以消融的语言文化，“起源的研究”放纵无度，而成为“侵蚀古典传统”及其档案所载的种族中心的话语标准，因而加速了文化的无序败落。面对此等文化紧迫情境，白璧德力挽狂澜，中流砥柱，提议在高等教育中向青年灌输的“古典”人文主义。因为这种古典人文主义，乃是经回忆而生的种族中心论人文主义，不仅纯化了其后代的“人道主义”积淀，而且更加谨慎地纯化了现代的“溶化”了远古时代与民族的知识。
洛夫乔伊无奈地说：一个指称空虚而内涵驳杂的术语，最好的办法是停止谈论“浪漫主义”。可是，温柔或者粗暴地弃之不顾，当然也无济于事。他又绝望地把“浪漫主义”视为一场危机，一场危及人类生成秩序的灾难，一种决裂伟大“存在之链”邪恶势力。治病先必探得病源，故而必须用精神病理学的方法来矫正19世纪思想史上的紊乱与无序，对“观念”的一般进程，对现代思想和趣味中的主要阶段及其过渡的逻辑与心理关系，尝试做更为清晰的理解。洛夫乔伊的观念史考辨，先行福柯，而预示着“知识考古学”及其迷惘的结局：在多重线索的纠结之处拷问浪漫主义，在历史的浑浊巨流之中追溯浪漫主义，却发现一个时期的浪漫主义与另一个时期的浪漫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个国家的浪漫主义与另一个国家的浪漫主义几乎没有公分母。17世纪40年代，浪漫主义在英国发端。17世纪90年代，浪漫主义在德国登堂入室，且得以正名。1801年和1820年，法国爆发了同英国、德国相关的文学文化政治运动，约定俗成地沿袭了“浪漫主义”这个称谓。然而，白璧德十分情绪化地指出，英法德三国在两百年间接力一般地演绎的“浪漫主义”，在培根、卢梭那里发现了一系列丰富幽深而且自成悖论的观念。诠释这种观念的微言大义，白璧德称之为“科学的自然主义”和“感伤的自然主义”，而且断言它们必须对现代偏离中心的紊乱运动，以及古典人文精神的衰败负责。洛夫乔伊断言，“每一种所谓的浪漫主义，都是极其复杂而且常常不稳定的才智的融合”。因而，他的“观念史”及其“观念单元”分析的方法，在处理复杂的“浪漫主义”思潮时表现出了独到的优势。依据这种“观念”史观，历史上任何一种观念都是由各种相互关联的“观念单元”构成，观念单元之间的关系，通常不是出于铁一般不可破除的必然逻辑，而是出于非逻辑的联想。浪漫主义当然也是如此，打从这个词语被杜撰出来，在其跨文化的散播过程之中，每种观念都部分地源自其先天和后天的含糊歧义，并不断地累积含糊歧义，以至于当下所见的“浪漫主义”被含糊歧义折磨得面目残损，气息缥缈。
洛夫乔伊假设，有A、B、C三种浪漫主义，A具有一种独特的预设或先验机制，和B所具有的另一种独特预设或先验机制有共同之处，我们称这个共同之处为Y。但是，A和C也分享一个独特的预设或先验机制，C却有一个独特的预设或先验机制X。于是，每一种浪漫主义都部分地分享他种浪漫主义的独特预设或先验机制，却永远不能彼此化约，还原为一个共同的预设或先验机制。换言之，每一种浪漫主义都构成一个具有独特预设或先验机制的“观念单元”，而这些观念单元都如影如幻，变异莫测，只能适用于自己时代的思想运动和流派。这就是17世纪英国、18世纪德国、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情形。17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传承文艺复兴的自然主义，空腹虚心向泰古，顶礼膜拜大自然。而泰古自然都是鸿蒙荒野，狂放不羁，声名狼藉，既是激情的来源，又蕴涵着源始的生命力。18世纪末在德国获得了生庚证的“浪漫主义”却开启了反自然主义的潮流。人为高于造化，故而必须以级数的方式将“世界诗化”，甚至借着对古代希腊和中世纪黄金时代的追思，而否定落拓不羁的狂放天才。德国浪漫主义之独特的预设或先验机制，不是自然主义，尚古主义，而是作为与古代相对立的“独特现代性”（das eigentümlich Moderne），即“追寻无限实在性”的基督教精神。德国浪漫主义的乡愁所系，不在此生此世，而在彼岸他乡。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来说，灵魂是漂泊在大地上的异邦人。超感觉的现实，甚至日常生活的炫惑与梦幻，既是基督教尘世之外家园的灵光乍现，又是浪漫主义艺术的真正魅力。无限性的观念消灭了有限性，生命走向了幻影世界，沉入黑夜（A.W. 施莱格尔语）。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将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尚古主义与基督教精神十分矛盾地集于一身。其代表人物夏多布里昂一方面渴望与纯情的印度情人厮守到老，另一方面又厌倦离群索居的孤岛生活。他赞美艺术之中的“自然”，但这个自然不是鸿蒙荒野，而是人文尺度，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圭臬。通过这么一番“观念单元”的分析比较，洛夫乔伊指出，在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中存在一定的预设或先验机制，但仍然存在重大的对立；在法国和德国浪漫主义之中又存在另外一些共同点，但也存在重大的对立。总之，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稳固的基点，而在道德境界和文学前提上，他们绝对对立。所以，没有一个范畴像“浪漫主义”那么不堪、狼狈、尴尬，人们用这个术语来指代包罗万象的复杂性，指称文学、思想、文化、政治、历史潮流之中那种诡异的非人的源始动力，指称其起源、兴衰、汇流、复活的戏剧性的相互作用。
然而，荒野剑气皆肃杀，楼台箫韵尽含悲。洛夫乔伊笔下这个桀骜不驯、拒绝定位的“浪漫主义”，在历史学家眼里是一个危险的异数，历史灾异的根源。洛夫乔伊先说，浪漫主义的意义就是它没有意义。然后，他又建议，最好思考一下1780年至1800这个世纪之交的时间，在德国流传的各自独立而又蔚然成风的三个观念之特殊关联。在这种观念单元的之中，看看究竟哪种重量级的精神“塑造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生死相依的心境”，以及它如何愈演愈烈地导致了1940年的悲剧景象。这三个观念单元，乃是18世纪最后20年，在德国蔚然成风的整体（Ganzheit），动力（Streben），以及独特（Eigentümlichkeit）。[5]而这三个观念单元，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制在希特勒主义的强权政治之中。观念史便助桀为虐，书写了20世纪政治的血腥与黑暗，抹去了古典道德，留下了伦理境界中令人不安的天空地白。
[1] Arthur Lovejoy，“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s，”in Publications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PMLA），Vol.XXXIX，June，1924，pp.229253.中译参见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吴相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245页。
[2]Baron Ernest Antoine Aimé L Seillière，Le mal romantique：Essai Sur L’impérialisme Irrationnel，Nabu Press，2010，p.xli.
[3] Ibid.，p.xiii.
[4]Irving Babbitt，Rousseau andRomanticism，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5，pp.5455.参见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5]Arthur Lovejoy，“The Meaning of Romanticism for the Historian of Ideas，”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III，1941，3.又参见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张传有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在整个思想史上几乎没有比相反原则开始盛行时——即当相反原则不仅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甚至在所有方面被确信为由多种标准的优越性，而多样性本身就是优越性的本质时，价值标准的转变更深刻更重大的价值标准就转变了。特别是艺术的价值标准的改变，其目的既不是在少数固定种类中获得某种单一的理想的形式之完满性，也不是满足于所有人在任何时代都共享美感的最小公分母，而毋宁是对在自然和人性中现实地或潜在地存在着的丰富的差异性的最充分可能的表达，以及——艺术家在和他的公众的联系中的功能——是唤起理解、同情、愉悦的能力，这些能力尚潜在于大多数人之中，或许永远不能被普遍化。”